传媒观察｜数字技术涌入新闻传播学科面临“成长的烦恼”

　　数字技术发展冲击传统新闻业的生产与传播流程，使得新闻业逐渐“数字化”，数字新闻（Digital News）应运而生，引发国内外新闻学界及业界关注。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申琦和硕士研究生关心怡、孙彤在《传媒观察》2023年第3期刊文，认为10年来，学界关于数字新闻是什么、数字新闻实践及构建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展开丰富讨论，既关心本土化实践又有国际化视野。自数字技术涌入新闻业以来，认知对象的增多与认知视域的拓展使得知识生产持续扩容，新闻传播学科面临“成长的烦恼”。

　　数字技术发展冲击传统新闻业的生产与传播流程，使得新闻业逐渐“数字化”，数字新闻（Digital News）应运而生，引发国内外新闻学界及业界关注。10年来，学界关于数字新闻是什么、数字新闻实践及构建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展开丰富讨论，既关心本土化实践又有国际化视野。自数字技术涌入新闻业以来，认知对象的增多与认知视域的拓展使得知识生产持续扩容，新闻传播学科面临“成长的烦恼”。在此背景下，厘清10年来我国数字新闻研究脉络，能够帮助我们探明数字新闻发展中遇到的核心问题，明晰学者们关注的主要议题，提供全景式概览，希冀为后续数字新闻学研究提供参考。

　　明确数字新闻概念，对于厘清数字新闻概念体系与研究范畴具有至关重要作用。早期学者们对数字新闻概念的界定主要基于数字新闻实践展开，从大数据来源、数字化技术、可视化呈现等角度探讨数字新闻的内涵与外延，为廓清数字新闻概念打下基础。

　　有学者从新闻报道手法出发，将数字新闻等同于采用大数据进行报道的精确新闻，是以数字为主体的新闻表现形态。有学者认为数字新闻是使用数字化技术呈现的新闻产品，具体表现为“数据新闻”“算法新闻”等。

　　近年来，也有学者从数字与新闻的关系方面尝试重新界定数字新闻概念，反思将数字新闻等同于“数字+新闻”的定义取向，将数字新闻视为一种全新的新闻关系。常江提出从技术决定论和传统新闻认知论出发，以网络为核心概念，数字新闻是基于数字媒体技术所诞生的新型新闻信息关系。

　　总体来看，对“数字新闻是什么”的概念界定，从早期关注数字和技术，简单地从新闻报道和内容呈现方式上考虑数字与新闻的叠加，转变为将数字新闻视为基于技术所诞生的一种新型新闻关系，关注其内部的知识生产与流动、数字新闻的“真实与客观”等。

　　学者们多从传媒业转型视角探讨数字新闻的缘起，认为这一过程受到技术与制度因素驱动。在技术方面，数字技术变革原有新闻生产、传播流程，导致新闻业主动或被动形成全新的生产模式。如，祝兴平探讨技术推动传媒业转型与创新的具体路径，认为技术弱化传统的媒体信息、解构传统的业务流程与盈利模式，推动新闻生产方式变革。姜华等提出技术更新推动信息传播格局重组，使得传统新闻业的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日渐弱化，此前形成的稳态、可持续的结构化再生产模式遭遇重创。

　　在制度方面，新闻编辑部内部制度、市场经济体制等影响数字新闻产生。如，王辰瑶等认为编辑部内部因素，包括各类新闻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投入在创新上的资源以及编辑部的原有规制，影响着具体的编辑部创新策略的开展。童希以制度逻辑理论为视角，指出中国传媒产业受到宣传逻辑、市场逻辑、公共性逻辑等多元制度逻辑的影响，媒体的创新与转型是旨在调和与回应不同制度逻辑要求的组织行为。

　　上述研究将数字新闻的产生放置在时代及社会土壤中考察，思考其是传媒业的自发转型创新还是被动变革，有助于我们深入观察数字新闻对传统新闻业内部生产流程、工作模式、资源配置等方面带来的冲击。

　　学者们关心数字新闻对传统新闻生产方式的颠覆，认为其变革体现在新闻生产主体、机制、新闻文化及信息流通等方面。在生产主体上，数字新闻生产主体多元化特征明显。彭兰认为数字技术降低新闻生产门槛，各种主体跨越了原有的专业壁垒而进入新闻生产领地，形成全民参与、万众皆媒的景观。

　　在生产机制上，“网络”成为数字新闻生产的关键词。徐笛等指出当下我国情境中数字新闻生产协同包括媒体主导型协同、节点状动态协同以及共享社区型协同三种网络。在新闻文化上，数字新闻生产呈现出产品化、情感化、非公共性等特征。胡杨涓等认为数据新闻生产表现出明显的产品思维，从生产新闻内容变为生产信息服务产品，内容与形式并重。

　　在信息流通上，受媒介类型、媒体权威度等因素的影响，平台成为数字新闻生产新的“把关人”。黄文森等将社交网络新闻生产与流通的逻辑概括为“同质连接”与“异质流动”两种机制，即信息更容易在属性相同的媒体账号之间横向传递，重要信息则从上游媒体账号流向下游媒体账号。彭剑等认为新闻流通不再依赖于建制性的媒体机构，而是分散于多个地点与不同平台，甚至如生态系统般运行。

　　数字新闻变革传统新闻生产的目的之一是提升传播效果、更好触达受众。梁君健等提出“vlog新闻”在当下传播场域中具有独特价值，能够赋予新闻体验式的细节、共情共鸣的吸引力和鲜明的形式感。然而，有学者认为，游戏化呈现新闻事件，虽然能够激发受众兴趣、吸引受众注意力，却也存在削弱新闻严肃性的可能，需要辩证看待其利弊。

　　关注数字新闻颠覆传统新闻生产流程、重构传播方式的同时，学者们也注意到数字新闻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倡导以谨慎、理性态度面对变革。数字技术冲击之下，以客观性为主要依据的新闻职业边界日渐模糊，传统新闻学本体论遭到动摇。除此之外，技术误用与滥用、应用初期相关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也可能为新闻价值观、新闻公共性带来风险。

　　数字新闻冲击传统新闻专业理念，使得真实、客观等新闻学元话语的合法性开始受到实践者、研究者和用户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内学界重归对真实、客观这些“古老的新问题”的讨论。

　　一是新闻真实问题。已有研究既关心新闻真实在数字时代遭受的挑战，又探讨变革之下的新闻真实呈现的新特征。王敏考察生产主体变革对数字新闻真实性的双重影响，指出多元传播主体介入有利于突破专业新闻生产中的限制性因素，也可能导致把关机制的弱化乃至缺失，产生比传统媒体时代更严重的真实性问题。谢金文认为，需采用各种调控措施和技术手段、倡导新闻专业精神、提高新闻和媒介素养来保证数字时代新闻真实的实现。

　　二是新闻客观问题。学者们认为客观性受到数字新闻情感转向的冲击，主张用“透明性”更替“客观性”。王建峰认为，客观性新闻理念最大的困境是无法在媒体与受众之间构建起新的信任关系，这源于理论层面的“朴素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危机，以及后语境下的信任危机。作为客观性的极端对立面，情感要素出现在新闻中一向被认为是值得担忧的。常江等认为因数字技术的冲击，传统新闻学“元话语”之一的客观性理念消融于“情感”话语体系之中。“透明性”是对互联网技术变革的回应，既延续着新闻客观性的基本职业规范，又以更具反思和更为开放的态度试图克服客观性难题，尤其体现于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重新认定。

　　学界关注数字新闻中技术应用对新闻真实性、公共性的冲击，带来算法歧视、价值观异化等风险，提倡重建新闻规范与专业标准以纾困解难。崔文波等认为数字技术的过度依赖使传统的新闻本质与人文话语在新闻实践中不断瓦解与衰落，数字新闻的形态多样化影响新闻内容的深度表达。刘星认为算法推荐新闻在数据采集、整合过滤、筛选加工、分发推送等环节存在技术与认识方面的偏差，出现内容维度、价值维度、法律维度等多重维度的运作困境。申琦等认为，由于技术转型和新闻生态系统的影响，新闻的可视化易在数据源、视觉生产、受众解读等方面产生效果偏倚，背离新闻业利用可视化创建“证据”、重建权威的初衷。喻玲指出个性化推荐的分发方式带来同质化新闻，使新闻公共性备受贬损。崔文波等倡导新闻媒体坚守初心，坚持新闻制作的高要求，严把质量关，通过技术改变内容体验，而非在技术更迭中迷失自我。

　　新事物的成长向来不会一帆风顺，没有问题意识则不会有创新行为，探讨数字新闻面临的新闻本质挑战及技术应用风险，体现出学界扎根实践土壤、回应现实问题的初衷，有利于在实现内容与形式创新、更好满足受众需求、提升传播效果的基础上，规避算法、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带来的公共性缺失与价值观异化风险。然而，目前的讨论多不成体系，引介国外概念，缺少后续验证。如，透明性、后等概念在我国的适用性与在地化亟需得到进一步检验。同时，也应促进学界、业界、受众三方对话，让学界研究成为连接三方的桥梁，指导相关管理部门与业界更好地制定我国数字新闻行业标准，规范数字新闻实践，推动数字新闻进入新的成长阶段。

　　数字新闻实践不断发展，催生数字化新闻形态，诞生技术与人文的新关系，引发传统新闻业概念和体系上的变革。数字新闻研究呈现从一种新的新闻形式到一门独立学科体系的发展趋向。学者们进一步关注数字新闻学研究，在研究范畴、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作出诸多有益探索。

　　学者们认为，数字新闻学与传统新闻学呈现出传统新闻边界消融和新闻价值批判性反思的关系，因而数字新闻学应突破传统新闻研究中以“5W”为基本模型的划分，构建一种总体性的、网络化的和动态性的研究范畴。具体而言，包括新闻生态研究与新闻行动者研究两大基础范畴，强调研究中要同时考量两个范畴的问题并在两者互动关系中解释新闻现象、建构新闻学理论。

　　此外，有学者提出数字新闻学的情感转向这一新的研究范畴，认为目前数字新闻业已形成以情感为中心的生产、流通与接受的完整生态，强调数字新闻用户的情感实践，主张通过对数字技术与数字生态介入新闻实践的方式作出系统研究。也有学者强调数字时代更应当注重人文主义的批判和反思。如，吴飞提出，数字时代新闻学应当重访人文主义，关注技术变革之下的个体境遇，在重访人文关怀中建设数字新闻学。

　　学者们还倡导应积极构建基于我国数字新闻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新闻学研究。陆小华认为，数字新闻学研究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构建体现中国实践、中国话语、国际视野的数字新闻学理论基础、认知框架和知识体系，重塑新闻传播学。李艳红认为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独特体制及嵌入其中的独特传媒体制、迅猛发展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和平台经济，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近年互联网发展密切相关的独特的受众参与文化等是中国数字新闻实践展开的独特语境，学者应该阐述中国语境下数字新闻业的动力过程及影响，在数字技术与中国社会的独特互动中发展出理解技术和社会变迁的学说。

　　学者们认为，既有的传统新闻话语体系已无法满足数字新闻学发展，数字新闻研究已从自发的经验研究转向了自觉的理论构建，需要“理论体系”而非“理论内容”方面的革新，建立有别于传统新闻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数字新闻业的高度复杂性使得研究者不仅需要展开扎实、充分的现象描述，更需要在此基础上展开深入的理论阐释。研究者不应该仅仅止步于描述研究对象的高度差异性，更应致力于构建能使研究对象得以区分的理论维度。目前已有数字新闻学理论研究多从“技术可供性”（Affordance）概念与“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展开，尝试为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提供逻辑起点。

　　其中，媒介技术的可供性带来数字新闻研究中的物质性问题，“行动者网络理论”成为讨论新闻业物质性问题的主导性理论工具，为数字新闻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而技术的社会建构视角形成有关数字新闻业的社会技术想象，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相互补充，进一步明晰新闻行动者网络中社会与技术之间的互嵌关系。彭兰将数字时代新闻生态中生产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模式等的变化，归纳为有序与无序的混杂、专业与业余的并存、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互动、媒介景观与社会景观的共融。总体看来，既有研究认为技术可供性概念从技术建构视角解释了数字新闻学建设中的技术合理性与内部运行逻辑，而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其提供理解技术基础与新闻关系网络的进路。

　　数字新闻研究方法的“计算转向”与同时期“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关系紧密。越来越多来自信息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以大数据为计算方法的“数字工具”开始出现，探索带有数字化特征的“数字新闻”，即计算传播学在数字新闻研究中的运用愈发丰富。黄河、王辰瑶分别通过文本分析的方式挖掘数字新闻文本的情感倾向、立场和讲述策略，关注数字新闻的叙事形态，探索其背后的情感与权利网络。

　　黄雅兰倡导新闻生产网络分析这一多路径融合的数字新闻学方，提出数字新闻学应当发展出一种总体性的、能够对行动者网络、信息网络和情感网络进行检视的方。也有学者利用民族志的方法探讨数字新闻的生产实践，以及数字新闻内容生产者、平台、用户之间的关系。亦有学者指出，数字新闻学的迅猛发展需要人文视角的反思与批判，将文化研究作为数字新闻学的方是一种能够兼顾新闻研究价值取向和可操作性的学术发展策略。

　　既有数字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呈现由自发的课程内容补充、人才专题培养和学科辅助教学，转向自觉的数字新闻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整体图式。

　　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内数字新闻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韦路倡导数字新闻学应当与计算机科学、控制科学、脑科学等相关学科合作，打造文工交叉的跨学科研究平台和教研团队，培养智媒时代全媒化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陈昌凤认为，数字新闻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应当注重培养学生数据素养与数字技术能力，打造立足中国本土的创新型人才。

　　二是，国际数字新闻课程引介与借鉴。申琦等研讨美国数据新闻人才培养情况，发现多数美国新闻院校开设数据新闻相关技能课程，侧重培养可视化技能，以短期工作坊、单一导论型课程为主，其中传统新闻教育名校的数据新闻课程体系设置较为完备。胡泳等认为，美国各大知名高校和机构基于“数字第一”的核心共识，将互联网科技的创新基因注入课程体系，开始培养坚守新闻传统价值、立足跨学科知识、熟稔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未来数字新闻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的研究，还应系统归纳国内经验，切实讨论如何培养满足我国新闻业界实际需求兼具国际视野的数字新闻人才。

　　数字新闻学有望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未来的数字新闻学研究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在其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理论体系、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等方面可作出积极探索。

　　（载《传媒观察》2023年3月号，原文约8000字，标题为《中国数字新闻研究：从自发的经验研究转向自觉的学科构建》。有删节，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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