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微博为例试析网络媒介在新冠肺炎防疫期间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当下，抗疫已迈过最为艰难的阶段，进入常态化防控期，各地复工复产复学正陆续开展。前不久，经专家评估，曾为疫情中心区域的湖北全省，疫情级别已降为低风险，这一结果来之不易。

　　为感谢各地驰援，湖北省、武汉市给各兄弟省市和相关企事业单位发去感谢信，“危难时刻最见真情，荆楚人民深知感恩。各地人民的无疆大爱，湖北省委、省政府和6100万湖北人民由衷感谢、永远铭记！”

　　其中，互联网企业新浪也收到来自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出的感谢信，“实时聚合官方信息、引导市民正确防护、疏导网民情绪、澄清网络谣言……营造了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良好氛围，展示了武汉人民坚韧不拔、顽强不屈的精神品质，凝聚了众志成城、战胜疫情的磅礴力量。”信里特地提到微博为此次战疫所做的贡献，如搭建肺炎援助平台、发起微公益捐款、组织医生在线问诊，发起正能量微博线亿次，亿级线多个等。

　　疫情期间，各行各业团结一心，共克时艰。本文以微博为例，以传播学为分析视角，探析网络社交媒介在疫情防控期间所起的独特作用，从而通过传播效果揭示背后的传播原理。

　　一般来说，遇突发公共事件，主流媒体是第一报道方，他们是受众获知最新信息的窗口。但是自移动互联网惠及全民以来，网络社交媒介大有赶超主流媒体之势，它以更新、更多、更快的碎片化信息成为受众首选。

　　需要说明的是，社交媒介的信源与主流媒体的信源存本质不同，前者消息大多未经证实，仅能称作“小道消息”，并且商业门户网站没有独立采写权，消息出处要么经编辑采编加工而成，要么来自用户爆料，缺乏验证的且无从把关的信息，时常演变为网络假新闻。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主流新闻媒体的职责和使命所在，即便社交媒介的小道消息再多，信源真假还需经由主流媒体调查核实。网络媒介与主流媒介无法同等类比，很大原因在于二者身份、功能以及报道对象不同。在受众看来，二者均是信息产出方，其实真正行使新闻报道功能的仅为主流媒体，网络媒介尤其社交平台之根本是服务用户，只不过用户自带传播属性。从传播学来看，网友既是传者也是受者，当他知晓某一消息通过人际传播、群体传播进行扩散，中间缺乏传统媒介设置的信息把关人，网友传播的重点往往出于“我知道”而非“我确定是真的”。不过，随网络覆盖面越来越广，影响力越来越大，为治理网络乱象，平台方已通过技术和人工干预方式自觉对平台信息进行真假验证。

　　所以严格来讲，社交平台不是媒体，它与主流媒体的作用不是谁取代谁，而是取长补短、相互作用。比如社交平台重社交，那么民情民声对主流媒体策划选题则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作用。

　　通常来看，某个新闻事件发生，在受众看来，各个媒体发声是一种常规的报道行为。假若有细心的观众，便不难发现，所谓的报道与报道之间，并非完全一致。同个事件，甲媒体与乙媒体，甲平台与乙平台的报道角度可能完全不同。这不仅是避免信息同质化的考虑，其主要原由在于议程设置。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微博话题热点与央视新闻选题完全不同。微博话题从何而来？一是网友热议，属原生态热点，二是平台拟定，引导网友讨论，一般来说，前者占多。正统媒体，尤其央视这样的国家级媒体，选题立意更为深厚，微博网友关注的热点代表一类人或一群人，平方台引导也仅出于衡量用户与商业的关系。但国家级媒体面对疫情报道，既有广度也有深度，既有整体也有个体，既代表国家也为群众发声，既讲述国家层面的决策与响应，也照实反映群众的困难与呼声，更多的是将他们融为一体，整合成与国家相关的——中国行动、中国速度、中国特色、中国故事，主流媒体必须牢牢把握正确导向。这些是非主流媒介所无法企及的。

　　1968年，唐纳德·肖(Donald Shaw)和麦克斯威尔·麦克姆斯(Maxwell McCombs)对总统大选进行了调查，看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有多大的影响。1972年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决定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想什么。

　　新冠疫情期间，犹记大年三十晚，微博热转图文、视频的内容是武汉某些一线医护崩溃痛哭。可想见，当时他们心理压力之大，面对医疗物资紧缺，孤立无援之困境让医护们手足无措。他们的心情，大家都能理解，正因理解，所以众人齐力转发以期找到解决办法。

　　与此同时，主流媒体发布的信息如一剂强心针，接连发出各地医护驰援的消息。驰援，对武汉人民，对一线医护人员而言意义重大，对同样焦急围观的网友来说也是莫大的安慰。

　　2.主流媒体报道立场更为理性，无情绪化脸谱，彰显大局观之同时，又懂得如何借由新闻报道安抚正处于焦急慌乱中的受众。

　　接下来，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战疫期间，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与新近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总结的五大阶段完全一致：

　　第一阶段：迅即应对突发疫情第二阶段：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第三阶段：本土新增病例数逐步下降至个位数第四阶段：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决定性成果第五阶段：全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

　　医疗队驰援、专家赴汉 → 建方舱、雷火医院，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 切实提高治愈率、推进疫苗研发，内防扩散、外防输出 → 湖北省在院治疗的重症、危重症患者首次降至两位数，武汉市所有新冠肺炎住院病例清零 → 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各地陆续启动复工复产复学，严防境外输入病例倒灌。

　　社交平台的议程设置很大一部分取决于网民当下关注的热点，比如微博超话“肺炎患者求助”极具典型。在方舱医院与雷火两大医院未建成之前，微博“住院救助”呼声极高，于是该超话应运而生。它的时间线日开通求助超线日，联动武汉地方政府和@央视新闻 @人民日报，开通肺炎患者求助专区；

　　自#肺炎患者求助#超话开通以来，微博和武汉市政府及相关部门、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浪互助、雷火救援队等紧密合作，先后投入900多人，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求助信息收集、审核、整理、上报。

　　听取民声，为民排忧解难，说明网络影响了社交平台的议程设置。但是，微博推出的话题如：武汉日记、疫情日记、海外抗疫日记等，在引导网友参与之同时，又获得主流媒体的报道，如“央视面对面”向“武汉日记”微博Vlog博主@蜘蛛猴面包 发出邀请，请他分享疫情所见所感。

　　美国学者舒德森（Michael Schudon）认为，在社会中，按照不同组合及侧重，新闻业通常承担六项主要功能：信息提供、调查报道、分析评论、社会同情、公共论坛、社会动员。

　　与此同时，网络社交平台相对自主、自由、开放的特性，成为网友交流之场域。微博中，每个用户是一个传播的节点，只要有内容，再深的“巷子”都会被其他用户发现、转发，进而实现一传十、十传百的裂变式传播。人们对公共事件的讨论，一个源于自身的关切，另个是对知情权的坚守。当已知信息无法满足人们的好奇时，网络的人际传播便发挥效用，我将网友自主自发形成的互动模式，概括为原生态场，它较之媒体与平台官方对信息的生产、编制，少了一些范式框架，未经加工的信息是否更具感染力，更能引起他人共鸣。虽然目前尚无确切数据给出结论性支撑，但以场域互换思维来看，网络中人与人的交流互动与线下大致相同，除却无法实现面对面近距离的所触所感，线上同为网民身份的个体，一旦处于相同境遇，易产生群体性共情效应。

　　当主动获取信息的条件一一具备，网友早已由以前单向从传统媒介接收信息转为主动寻求相关信息，促使用户主动寻求的之核心动因便是“知情权”。

　　《政府应急管理》一书提到，社会公众面对突发事件的不同阶段，对信息需求的关注点也在不断进展，“事件爆发期，社会公众主要关注事件的现状、救援情况；事件持续期，社会公众主要关注事件的起因及进一步的处置措施；事件消解期，社会公众主要关注事件发生发展的深层次根源和对相关负责人的处理。”人们对事态的关注焦点处于动态变化，传统媒介对事件之报道固然专业，但不可否认，鉴于无法脱离制式化生产流程，传统媒介对信息推陈出新的速度难以比拟网络媒介的自媒体（包括对事件知情的网友）。

　　③ 社会各群体、组织、社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媒介；④ 与大规模、单向的、垄断性的巨大媒介相比，小规模的、双向的、参与性的媒介更合乎社会理想。上文提到网络媒介受用户关注的原因在于用户受知情意愿的驱使，“参与理论”则拔高至全民参与的层面。尤其第四条提到“与大规模、单向的、垄断性的巨大媒介相比，小规模的、双向的、参与性的媒介更合乎社会理想”，恰好说明网络媒介为受众和社会带来的深层影响与价值。四、平台监管发力，肃清网络不正之风

　　2.为一线人员开通身份快速认证通道：疫情期间，不少假冒某医院的医护人员发声，微博开通快速身份认证通道，从身份真假识别上帮助网友做出关键认定；

　　尤为值得点赞的是，如何以治理手段实现帮助用户，而不滑向过度治理，以打络相对自由、开放的场域氛围，此点体现平台对用户体验的重视程度，同时亦涉及管理艺术。有不少平台因过度干预，导致用户反感，不能说治理初衷不对，而是未能做到以用户体验为首位，尊重用户是前提，基于尊重才可适当拿捏管理之度，实现互促互进的网络繁荣图景。

　　一个技术对时代的影响，在当今我们已看到。人们跟随大势，很大原因不是一种特地的选择，而是找到一种与当前生活更为匹配的生活方式。这是网络媒介受到用户青睐的主因。其次，它的易用性、简便性，可相对自由发声以彰显个体存在的获得感，让它显出比传统媒介更受欢迎的假象。其实，网络媒介与传统媒介各有优缺，在传播格局中，呈互补之势，无取代一说。

　　疫情已进入常态化防控，经此一疫，微博受到武汉方面点名表扬，一则说明功不可没，二则说明以此为起点，网络媒介如何在未来不可预知的突发公共事件中承担更大的责任，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对广大网民而言，在实现利用网络平台为己服务之余，如何通过网络平台为他人、为社会贡献一份力，以齐心协力，众志成城之决心共同减低突发事件对民众的影响，此问同样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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