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党史】无产阶级新闻学奠基人——陆定一

　　陆定一（1906年6月9日—1996年5月9日），笔名定、郑位等，江苏无锡人。受家学熏陶，少时勤奋好学，长大后有远见卓识，利用报刊宣传。抗日战争爆发前，他主编过《中国青年》《青年实话》《红星报》，抗战爆发后，领导《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工作，精心经营《解放日报》的改版，不但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而且在新闻理论方面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对我国新闻理论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主要负责党的宣传文化教育工作。

　　1906年6月9日，陆定一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西漳乡陈家桥的一个诗礼传世之家。祖父秉承家族古训，鼓励儿孙做有远见卓识的读书人。受家学熏陶，少年陆定一学习非常勤奋，善于独立思考问题，关注新生事物，从小学到中学各门功课都很出色，尤其是国文学得最好。

　　1922年夏，16岁的陆定一从南洋大学附中考入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电机工程专业。入学初期，他认为只有发展科学、发展实业才能救国救民，才能使国家走向富强。

　　但是，在风雨如磐的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各种新如同翻滚的波涛不断撞击着人们的头脑。面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步伐的加快、军阀混战的加剧、社会经济日趋凋敝的黑暗现实，他逐步认识到实业救国只是一种幼稚的幻想。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陆定一积极参加，冒着生命危险帝国主义的暴行。经过这场反帝斗争的洗礼，陆定一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迈出了行动的第一步。

　　1926年，他从南洋大学毕业后，挑起了共青团上海法南区委的重担，从此开始了数十年的职业宣传家的生涯。因他工作能力出色，在共青团四大上当选为团中央宣传部长。

　　1931年下半年，他辗转到达江西中央苏区，主要工作是编辑团中央机关刊物《青年实话》。在长征路上，陆定一是以宣传干部的身份行动的，遵义会议后，陆定一调任红军总部宣传部部长，接任《红星报》主编。

　　三五人组成的编辑部，不但要在人手少、条件苦的情况下编好报纸，而且陆定一沿途写下了大量的文章，适应了斗争的需要，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鼓舞士气的有力武器。他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老山界》，详细记述了红军中央纵队跨越越城岭的情形，非常生动感人，长期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

　　早在学生时代参加五卅运动时，陆定一就和其他同志一起创办过《血潮日刊》。后来，他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多年，担任过很有影响的《中国青年》杂志的主编；在中央苏区，他办过《青年实话》；长中主编过《红星报》；抗战爆发后，领导《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工作；1938年到1940年底在担任八路军部副主任期间，他对解放区的新闻工作十分关注，写下大量文章；1942年8月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并进行了成功的改版。1941年5月16日，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

　　在《解放日报》改版中，陆定一坚持党的新闻方针，端正报纸的方向，把报纸改革和采编人员的思想、文风联系在一起，提出自己的意见，尤其在版面编排、社论写作、全党办报等方面进行了大胆、有益的实践探索，对党的新闻工作的改进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党报实践中善于总结和上升到理论，在新闻理论建设方面很有建树。

　　他撰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1943年9月1日发表于《解放日报》，这篇新闻理论扛鼎之作对有关无产阶级新闻学的问题做了明确的回答，阐明了新闻的本源是事实的观点，据此提出了新闻的定义“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精简而严谨，在众说纷纭的定义中不失为一种较科学的阐释，至今仍被一些大学新闻系的教材所采用，其中一些关于发展党的新闻事业的真知灼见，在新闻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6年1月，国民政府召开协商会议，中央派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七人为代表。图左起为吴玉章、陆定一、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王若飞、秦邦宪。

　　在解放战争中，陆定一于1946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连串的社论，分析透彻，说理有力，笔锋犀利，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

　　1947年1月4日和5日，他发表了《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文章高屋建瓴，大气磅礴，透彻地阐述了关于当时世界中的主要矛盾，明确指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各国势力大大发展，必将取得巩固和持久的和平，是一篇影响巨大的国际形势论文，在全国和世界引起广泛注意。

　　还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4月18日《新华日报》发表他写的社论《可耻的〈大公报〉社论》，对《大公报》社论《可耻的长春之战》给予无情的反驳，针锋相对，以正视听，在国统区产生了很大影响。

　　《解放日报》不仅给当时各地党的报刊做出了榜样，也为此后办好党的报刊奠定了良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这一切是陆定一为党的新闻事业立下的开创性的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前的一段时间里，陆定一主要投身于党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详细阐明了如何将“双百”方针具体贯彻到文艺、学术、教育、报纸广播等领域，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和发展党的宣传文化教育事业，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陆定一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达22年（1944—1952年，1954—1966年），这种经历和资历在中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曾评价说：“陆定一是党内出色的宣传家，有名的‘秀才’。”

　　解放后陆定一敏锐地觉察到，党的宣传工作中存在思想僵化、精神生活制度化的问题，指出：“宣传工作中形式主义相当严重”，“宣传中的形式主义不加以纠正，会妨碍建设，会令人望而生畏。”他反对宣传的形式主义，但认为纠正宣传的形式主义要不搞口号，不搞运动，而要用实惠、细致的方式来解决，足见他求真、求实、友善的工作态度。

　　他在教育改革方面也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思想观点，如强调教学必须改革，在不同省份设置缩短学制的试点，必须重视基础课的学习，教育和科学研究与生产相结合以及重视创办农业中学的实践等。

　　陆定一认为，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他不仅是“双百”方针的参与制定者和权威阐释者，而且是这个方针的积极执行者。

　　1956年5月26在中南海怀仁堂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这是当时党中央对这个方针做出的最详尽、最透彻的阐述。这个报告在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促进了科学、文化事业和文艺创作的发展，因而有人给予极高的评价：“这是一篇在国际共运史上光辉千秋的文献。”

　　纵观陆定一传奇的一生，从《血潮日报》开始，其大半生时间都与报刊打交道，直至晚年他还继续关注新时期的新闻工作和新闻学发展，在新闻理论和实践方面多有建树。

　　从1943年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1945年的《新闻必须完全线年的《人民的报纸》等文章，他一再强调办报要认清新闻本源，尊重事实，客观真实以及对人民负责，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新闻观。这些观点犹如一座“高耸的灯塔”，把新闻学的一些最基本问题照得清清楚楚，因而他成为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学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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