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报就是打仗”——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开辟新闻阵地
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尽早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中国党顺应，提出“为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却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企图以武力消灭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在老百姓中间，特别是包括上海在内的统治区的老百姓中间，有相当数量的人对、对蒋介石存在着种种幻想，而对党，则因缺乏了解而存在种种疑虑。抓紧时机在上海开辟新闻宣传阵地，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国统区人民了解事实，认清形势，破除幻想，去掉疑虑，团结在党的周围，投身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浪潮中去，成为党在当时一项极为迫切的任务。
中国党在上海开辟新闻宣传阵地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展开的，一是由党直接领导创办一批报刊；二是支持、影响和争取中间或中偏左的民办报刊；三是打入并利用掌握的部分报刊。
抗日战争结束，日伪在上海的统治也随之土崩瓦解，而的统治一时又来不及建立起来，因而出现了一段短暂的“真空”时期。在上海的党组织充分利用这个时机，抓紧创办了一批报刊。
中央对在上海开辟新闻宣传阵地的工作十分重视。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后，中国党曾经计划在上海举行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占领上海。此后，由于形势变化，中央决定改变武装起义的计划，并于1945年8月21日中午与深夜，向华中局连续发出两份由亲自起草的急电。第一份急电稿上有这样一段话：“日本投降条约即将签字，蒋介石已委任上海官吏，在新形势下，上海起义变为反对蒋介石，必被下去，宜改为群众 组织各种团体，发动清查汉奸斗争……”周恩来看完电报稿，在“发动清查汉奸斗争”之后增补了“立即建立群众性及《新华日报》上海版两种报纸公开出版”。十分赞成这个意见。在当天午夜发出的第二份急电中，他再次强调：应“迅速出版《新华日报》上海版及其他进步报纸刊物”。8月28日，、周恩来、王若飞等飞抵重庆与进行和平谈判。一到重庆，他们就商定先在上海设立《新华日报》总馆，待政府还都南京，再把总馆迁到南京，上海和南京两地都出《新华日报》。周恩来抓紧调兵遣将，首先派徐迈进赶赴上海，以《新华日报》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负责筹备出版《新华日报》上海版；紧接着又派夏衍到上海负责恢复《救亡日报》，以民间报纸的面目出现。9月14日，正与紧张谈判之际，与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央并转华中局：“上海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根据法令，可以先出版后登记，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还指出：“华中可去上海等地公开活动的，如范长江、钱俊瑞、阿英、梅雨（益）等，要多去，快去。”并强调：这样做“在今后和平时期中有第一重大意义，比现在华中解放区意义还重要些，必须下决心用最大力量经营之。”还叮嘱“工作进行情形望随时电告”。之后，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总编辑章汉夫又先后到上海，跟当局交涉有关事宜。《新华日报》上海版终因当局的百般阻挠未能出版。在此情况下，由周恩来亲自领导，在上海出版了英文版的《新华周刊》（《New China Weekly》），向世界各国报道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宣传战后的主张和对中国时局的立场。由乔木（即乔冠华）任总编，周恩来的秘书兼翻译龚澎负责发行。1946年6月，又将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群众》由重庆迁到上海出版，半月刊改为周刊。《群众》用主要篇幅刊载中央和代表团的文件和发言人谈话，延安《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的重要社论和评论，同时紧密配合形势发表短小精悍的时事述评和社论。为了尽可能联系社会各阶层人民，《群众》还刊载从读者中来的生活速写、通讯报道、杂感、书评、戏剧观后等，成为我党同作公开斗争的重要阵地。
在积极筹办《新华日报》上海版的同时，夏衍受周恩来的派遣于1945年9月23日抵达上海，任务之一是恢复出版《救亡日报》。《救亡日报》是全面抗战爆发不久，1937年8月24日，由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刊的，编委会由文化、新闻界知名人士，包括人士组成，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实际从事采访、编辑的都是党员或进步人士。日军占领上海后，该报迁离上海。抗战胜利后，宣传部曾下文规定北平、上海、武汉等地在抗战前或抗战中登记出版过的报刊可先复刊后登记。按照此规定，该报可以在沪复刊。夏衍到上海后即得到在上海的党组织的大力支持，经过约半个月的紧张筹备，于10月10日复刊，依旧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名义主办，报名更改为《建国日报晚刊》。复刊词中写道：“抗战胜利建国开基，我们必将以更大的努力，号召全国同胞在和平、、统一的大旗之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复刊之始，感慨万端，《建国日报晚刊》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必当一如既往，永远地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立场为立场……”该报仅为4开小报，但仍开辟了“乱离人语”的专栏，每天发一篇约500字的犀利短文。一天，该报刊出补白：“（一）上海最怕两种人，一种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一种是从地下钻出来的。（二）要在上海找房子，必须有两种条子，一种是金条，另一种是封条。”辛辣地讽刺了当时“接收大员”抢掠人民财富的丑恶面目，很快在上海老百姓中流传开来，外地多家进步报纸予以转载。《建国日报晚刊》仅仅出版了12天，就被上海当局查封。夏衍率原班人马，将延安新华社的电讯，编译成中、英文的《新华社通讯稿》，每周三期，油印后向上海的人士、进步团体和报刊发送，一直坚持到1946年6月，《群众》杂志在上海出版。
在上海的党组织对开辟新闻宣传阵地的工作同样十分重视。1945年8月16日，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借用长期跟我党保持联系的苏商时代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中文版的《新生活报》，创刊号就刊载了中央主席的照片。9月1日，《新生活报》更名为《时代日报》，以“沟通中苏文化，巩固中苏友好，为全世界和平奋斗”为主旨，由姜椿芳负责，成为抗战胜利后上海出版的第一份由中国党直接领导的报纸。该报从1946年初开始就巧妙地用改头换面的方式，刊载新华社通讯，同时用“来件照登”的方式报道上海爱国运动的消息。
根据中央提出的争取在上海办一份民间日报的要求，由重庆返沪的中外出版社负责人刘尊棋与王纪华、冯宾符于9月21日，创办了《联合日报》，借用美国新闻处（刘尊棋是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的名义发行。《联合日报》从各个方面对大后方的情况，特别是官场的种种丑闻作了真实而辛辣的揭露，深受读者的欢迎，日销量曾高达20万份。当局以“需重新登记”为由，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新闻处交涉，迫使《联合日报》于同年11月30日停刊。
《联合日报》停刊后，报社同人并未散去，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1946年4月15日创刊了《联合日报晚刊》（也称《联合晚报》），由陈翰伯任总编辑，成立了社务委员会，还组成秘密党支部。不久即划归中央南京局上海工作委员会（设在上海周公馆内）领导，编辑、记者有半数以上是中员，但彼此之间没有横向的组织联系。日报改为晚报，宗旨依旧不变，《复刊小言》声明：“同人始终不变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唯一的依靠是广大读者。一张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报纸当然要讲出人民要讲的话，报道人民要知道的事实。”该报抓住上海市民最关心的、民生问题，大量报道内战、通货膨胀、民众困苦等新闻，并有针对性地发表各种评论。该报驻南京记者每天中午用长途电话报告最新的消息，由总编安排当天见报。同时，还有专人从联络点取来新华社和延安电台的战地电讯，参考中外各通讯社，包括中央社的新闻稿，编写成《联合日报晚刊》独特的“前线专电”。
周恩来对《联合日报晚刊》十分关心，5月初，他刚到南京，就与廖承志、范长江一起接见了前往南京筹备《联合日报晚刊》驻京办事处的该报采访部主任陆诒，详细地询问了报纸筹办的经过，周恩来语重心长地指出：“办报就是打仗，你们在工作实践中，时刻不能忘记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即使在同顽固势力斗争中，也要采取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败的策略。上的原则性一定要坚持，但必须与灵活的策略相结合，切不可求一时的痛快，不做长期打算……”6月24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接见了该报发行人兼总经理王纪华，指出：“办报要讲究统一战线政策，要尽一切努力同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去获得千万读者的同情与爱护。一定要从各个方面表达他们主张、和平，反对、内战的愿望，紧紧抓住不断巩固、扩大党的统一战线这个纲，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把千百颗打在一个标的上。”为满足各个阶层的读者需要，《联合日报晚刊》除了办好每天的“夕拾”“宵夜”等副刊外，还先后增辟了“经济”“文学”“生活”“妇讯”“影剧圈”“健康与常识”“诗歌与音乐”“老上海”等周刊，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该报由此联系、团结了更广泛的群众，成为当时上海很有影响的一份报纸。
除了上述报纸外，抗战胜利后，党在上海创办与领导了多种杂志，如《文萃》《消息》《经济周报》《新文化》《时代》《文摘》《青年知识》《现代妇女》《真理与自由》《世界知识》《中国建设》等，其中尤以《文萃》《新文化》《经济周报》《消息》影响较大。《文萃》周刊于1945年10月9日创刊，初为文摘性刊物，转载大后方进步报刊的文章，以传播大后方的，以后逐渐转为时事性刊物。《新文化》半月刊创办于1945年10月22日，创刊后就接连三期以《文艺的正确发展》为题，刊载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济周报》是在上海开辟的同进行合法斗争的又一阵地，该刊重点披露财政经济政策的欺骗性及其鱼肉人民的本质。同时，该刊还与《联合日报晚刊》的经济周刊专栏合作，通过联谊、座谈、专题讨论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联系、团结了一批经济学家、工商界、金融界人士，组成经济界联谊会，联合起来投入爱国运动。《消息》半周刊是1946年4月7日创办的时事评论刊物，以“投枪”“匕首”式短小精悍的文章揭露、讽刺、抨击派，由于刺痛了当局，刊物仅出了14期，就被查禁。同一时期，上海地下党各个系统的委员会也分别办起了本系统的刊物。上海委员会于1945年8月下旬创办《新生代》，10月6日出版《时代学生》；1945年9月18日，上海职员运动委员会主办的《人人周刊》创刊；11月12日，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领导的《生活知识》创刊；在上海教育界运动委员会领导下，以“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的名义创办了《教师生活》。这些刊物在各个系统内部传播，有针对性地指导各界群众的斗争，拥有大量的读者。
党在上海除了自己直接创办并领导的一些报刊杂志外，还积极支持、影响各种由人士主办的中间或中间偏左的报刊。由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在发刊词中表示：“我们站在人民的立场，将以坦白的心地，诚恳的态度，坚定的意志加强团结，实习”，“对于魑魅魍魉，无论怎样变身换形，在此刻或未来，我们都有指出它们的的义务”。《》周刊是党员徐伯昕约请郑振铎等筹办的。1926年徐开始协助邹韬奋办《生活》周刊又参与创办生活书店，任总经理。抗战刚一结束他就积极筹备生活书店复业，并要创办一进步杂志以继承《生活》周刊。为便于向当局登记，就不再以《生活》为刊名，而改用《》，刊头采用邹韬奋的手迹，由郑振铎任主编，周建人、许广平、马叙伦、董狄斯、罗稷南为编委。地下党先后还派蒋天佑、郑森禹、艾寒松，担任《》的具体编辑工作。《》《周报》在上海市民，尤其是进步青年中有很大的影响。梅益、夏衍、胡绳、姚溱等党在文化方面的负责人为两刊写了许多文章。
《文汇报》于1945年8月18日在上海复刊，曾多方设法将其纳入“正规”轨道，地下党及时采取应对措施。1946年初，该报调整阵容，中员陈虞孙、宦乡等参加编辑部工作，任副总主笔，并团结报社内的进步力量，确立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办报方针，从而使该报在上海人民的爱国运动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文汇报》的《读者之话》专栏发表读者反对内战，渴望和平的呼声，吸引广大群众在报纸上公开议论，批评政府，形成强有力的人民群众的，同时该报还抓住大众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组织各界人士举行专题讨论，发表座谈记要，在广大读者中也有很大影响。
1946年5月1日，《新民报》出上海版，称《新民报晚刊》。根据周恩来关于要加强新闻界团结，发消息写文章要互通有无，照顾大局的指示精神，《联合日报晚刊》的编辑、记者时常为《新民报晚刊》的“内幕新闻”专栏撰稿，密切了党与民间报刊的联系。
抗战胜利后，凭藉其执政地位，在上海掌握的报纸，从数量与发行量上都大大超过进步报纸。因此，打入并利用御用的报纸，也成为党开辟阵地的一个重要方面。顾祝同的《前线日报》、吴绍澍的《正言报》、孔祥熙的《时事新报》、汤恩伯的《改造日报》等都有中员或接受党领导的进步人士在其中担任编辑、记者。甚至连《扫荡报》也有进步力量渗透进去。有的报纸整体上为所控制，但某些副刊或专栏却掌握在党的手中，成为我党的宣传阵地。《大公报》是有较大影响的报纸。党组织陆续安排了一些党员和进步人士进入该报，担任编辑、记者，因而，该报也曾刊载过一些较好的文章。
从以上的概述中可以看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党对于在上海开辟新闻阵地的工作十分重视，抓得很紧，且卓有成效。国统区的许多老百姓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认清政府的本质，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团结到党的周围，投身到反对美蒋的斗争之中，都与此有密切的关系。广大读者将进步报刊誉为“唤起民众组织民众的旗帜，激励人们投身的号角”，决非溢美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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