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研究】全球谬讯治理：多学科研究与多元主体共治的经验与反思
2016年以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泛滥成灾的“谬讯”引发了各国政府的警觉和公众的担忧，因而成为全球治理和学界、业界聚焦的主要议题。
在美国皮尤中心2022年8月发布的国际民调中，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19个国家和地区超过70%的民众认为，在线传播的虚假信息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重大威胁”之一。其中，美国民众把虚假信息和来自国外的网络攻击视为该国面对的“最大风险”。[1]在此背景下，数字时代虚假信息的泛滥成灾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使用不同的概念和术语用以指称这类错误的、虚假的或半真半假的“问题信息”及其所引发的“传播困境”，其中包括“假新闻”（fake news)、“错误新闻”（false news）、“信息失序”（information disorder）、“衰退”（truth decay）等。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对相关术语的错误使用，造成进一步的模糊与混乱。另一方面，“假新闻”概念的化倾向越来越显著。因此，对相关概念的清晰界定与精准分类成为全球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努力的方向。
为此，欧盟委员会成立了“网络虚假信息高级别专家组”等专门机构，从传播者的动机和信息真实性出发，将此类“问题信息”分为“误讯”（Misinformation）、“谬讯”（Disinformation）、“恶讯”（Malinformation）等三类，在学术界形成了初步共识。[2]美国国土安全部下设的MDM工作组也因此而得名。具体而言，“误讯”指无意造成伤害的错误信息，如被误当作真实信息的各类搞笑“迷因”。“谬讯”指错误的且有意形成的信息，如各类“阴谋论”或真假难辨的“后”。“恶讯”则指基于事实但旨在造成伤害的信息，如散布仇恨言论，恶意泄露个人隐私等。在上述三个类别中，社交媒体平台上泛滥成灾的“谬讯”因其内容的虚假、恶意伤害的意图以及潜在的危险后果，引发了各国政府的警觉和公众的担忧，因而成为全球治理和学界、业界聚焦的主要议题。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进一步凸显了谬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虚拟空间当中传播的误导性信息导致公众认知的混乱，进而引发极端言论或反常行为的泛滥。例如，“5G技术会引起新冠肺炎疫情”“疫苗对有害”等阴谋论的扩散加剧了反科学的情绪，并削弱了公众对政府部门、主流媒体和公共卫生机构的信任，导致后者抗拒相关应对措施，在虚拟世界和认知空间造成“信息疫情”的扩散。[3]
在充满流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乌卡”（VUCA)时代，学界如何在归因层面对谬讯进行清晰界定和精准分类？政府部门、互联网公司和民间组织作为多元治理体系的关键性主体如何精准施策、协同发力？本文总结和梳理近年来相关学术研究和社会治理的演进脉络，以批判性研究视角对当下多学科研究与多元主体共治的经验进行总结和反思，并提出方向性建议供国内同行借鉴。
起源于俄语的“谬讯”（dezinformatsiya）一词的“英语化”可以追溯至1955年，但一直未能进入主流学术界的视野。2000-2015年间，标题包含“disinformation”的论文不到500篇，其中，还包括了一些金融学、医学等关联性不强的领域的研究和评论。[4]直到社交媒体平台兴起后，尤其是2016年以来，“后”成为学界热议的核心概念之后，有关“谬讯”的研究才逐渐成为焦点。
在学理层面，近来一个明显的进展是，谬讯的概念得以进一步细化和明晰。学界从传播动机和真实性的角度入手，以“伤害性意图”并产生欺骗性有害后果作为基本条件，以形态学（morphology）和类型学（typology）的思路归纳出以下11种不同形式的谬讯传播：（1）编造：完全没有任何事实基础、目的是欺骗和造成伤害的信息。（2）冒名顶替：用虚构的来源模仿真实来源以支持虚假的叙述。（3）阴谋论：没有事实基础、通常将重要事件解释为权势人物或集团的“暗箱操作”。（4）骗局：超出娱乐或范围的误导，对受害者造成物质损失甚至于人身伤害，通常包含虚假或不准确的事实，并作为合法化的事实呈现。（5）偏见：真假混合的极端言论或片面报道，导致场的极化。（6）谣言：真实性模棱两可或无法得到证实的信息。（7）标题党：故意使用夸大、误导和未经验证的标题和缩略图及其来源，以引诱用户点击网页链接。（8）恶意关联：通过移花接木的剪辑与拼接将原本毫无联系的事件或观点相互“套用”，形成误导性的事实关联和观点论证。（9）虚假评论：以虚假身份发布的与事实线）“喷子”：向在线社区海量发布攻击性或煽动性内容，目的是激怒公众，扰乱公共空间的对线）“民科”：以可疑或虚假信息，刻意歪曲科学研究的发现或结论。[5]
在归因层面，“社交媒体平台主导论”成为谬讯研究的主要范式。社交媒体平台对于信息传播流和把关机制的改变是引发2016年以来“谬讯浪潮”的主要动因。调查显示，谬讯受众大都是社交媒体平台的重度黏性用户。[6]同时，社交媒体平台的“过滤气泡”为受众搭建了高度同质化的信息环境。依据这一范式，治理谬讯则意味着政府机构、互联网公司等多元主体应当对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
另一个常见的归因范式则是“外部势力介入论”。2016年以来的“谬讯浪潮”源自国外的政府、政党、企业或民间组织以人工或自动化的方式，海量发布真假难辨的信息，在选举等活动中攻击对手，压制公众参与，以及制造社会与极化。[7]一项全球调查显示，政府和政党借助产业化的代理机构，利用不断迭代的技术投放谬讯，进而操纵。这一趋势从发达国家蔓延到了发展中国家[8]。除了社交机器人外，自然语言处理结合人工智能（AI）技术创建了以假乱真的合成文本，“深度伪造”（deepfakes）则构成了基于影像的AI信息风险，这些令人目眩的技术对谬讯治理构成了更深层次的挑战。
第三种归因范式是以认知心理学为基点的“受众心理主导论”，强调受众心理因素对于认可并转发、扩散谬讯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2019年以来，基于“确证性偏差”（confirmation bias）理论的研究成为主流。根据这一理论，受众倾向于优先确证并接受符合其认知框架的信息。为了维持固有的信念，人们倾向于寻找各种理由来拒绝接受或回避接触与之相悖的信息，同时还会辅之以相应的情绪来强化这些信念，进而形成认知上的“偏差”。[9]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大行其道的“仇恨谬讯”便是以根深蒂固的、有关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为中心。一些右翼政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散布“武汉蝙蝠汤”等谬讯，将中餐馆污名化为“病毒发源地”，这类谬讯都与美国白人的仇外心理和将亚裔描述为“不受欢迎”和“不合群”的“标签语”相吻合。另一方面，这类谬讯不仅加剧了种族歧视，同时也对处于“信息贫困”中的少数族裔产生了负面影响。研究表明，非洲裔美国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接触和传播的阴谋论的频率远高于其他族群，这也间接导致了他们因疫情导致的重症率和死亡率远高于其他族群。
近年来，各国的“利益攸关方”逐渐意识到了谬讯的巨大破坏力。以政府、互联网公司、民间组织为主的多方共治体系虽然在2017年便已初见端倪，其声势与规模看似浩大，但在2019年以前，只有德国等极少数国家正式实施了监管法案，互联网公司对其所承担的治理责任采取的是避重就轻的态度。2020年以来，在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泛滥成灾的“信息疫情”的双重夹击下，互联网治理的紧迫性日益凸显，政府监管部门、互联网公司和民间组织等多元主体共治的格局终于落地，并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实质性的推进。
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政府对谬讯的监管治理是在信息审核与言论自由之间的两难选择，无论是2017年以来美国国会一次又一次大力推出却又无限搁置的立法倡议，还是欧盟委员会于2018年制定的《反虚假信息行为准则》，其内核依旧是倡导推动行业自我监管模式。2020年以来，西方国家的政府部门以治理信息渠道及监管生产信息的行动者为主要抓手，以推动立法与建立执法机构作为主要形式，实现了从“宽松自律”到“严格他律”的根本性转变。
受到“社交媒体平台主导论”的影响，对互联网公司的监管成为西方国家政府应对此次谬讯浪潮的主要方式之一。欧美国家的政府监管部门纷纷开始考虑针对互联网公司及其数字平台制定更严格的立法框架，例如英国的《在线安全法案》、澳大利亚的《关于谬讯和误讯的行为准则》、法国的《反仇恨言论法案》等。
作为互联网监管立法的标杆，欧盟委员会制定的《反虚假信息行为准则》主要依靠自律，其约束效力一直受到质疑。2022年6月，其修订版本正式发布，明确要求互联网公司以“自律”的方式做出了44项承诺，同时也制定了以“他律”为出发点的128项具体措施，将在2023年初全面实施。这标志着欧盟国家的谬讯治理在约束效力和内容监管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在约束效力上，2018年版并未要求签署方承诺采取任何具体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而是建议互联网公司“酌情”实施相应的对策，例如，设置验证信息真伪的工具，或与第三方验证机构合作，等等。在2022年修订版中，对互联网公司的“承诺”做出了明确的要求，他们必须签署并且履行这些承诺的义务。如果选择不签署，则必须提供正当理由。
为了充分体现“他律”的实效，欧盟还将《反虚假信息行为准则》将与即将完成的《数字服务法案》（DSA）挂钩，并对违反规定的互联网公司处以巨额罚款，最高可达平台收入的6%。2022年修订版在投放内容、收入分成、审计等方面对于社交媒体平台广告投放机制做出了更严格的规定，从而限制谬讯尤其是误导性广告的滋生。同时，修订版还新增了相关条款，授权第三方独立机构进行事实核查。其中明确要求互联网公司创建事实核查内容存储库，并授权第三方机构在通过“欧洲数字媒体观察站”（EDMO）的资格审核后访问运营数据和判定其对用户产生影响的信息。
在“外部势力介入论”的影响下，谬讯治理也将监管的重点瞄准了散布虚假信息的“外国行为主体”。美国国务院成立的“全球互动中心”（Global Engagement Center）最初为反对恐怖主义而设，2020年起将来自外部的“政府或非政府行为主体”发动的“谬讯威胁”纳入管控范围。该机构及时向政府各部门发出警告，提醒他们防范“外国行为主体”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散布谬讯，并督促互联网公司对相关的“问题账号”进行管控。
2022年4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成立“谬讯治理委员会”（DGB），将目标设定为“协调打击与国土安全有关的虚假信息”，其成立之初所关注的主要议题涉及俄罗斯对美国发动的网络攻击和选举干扰、与美墨边境难民危机有关的虚假信息、5G和“信息疫情”等议题。为了更加有效应对社交媒体平台泛滥的“谬讯浪潮”，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网络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于2021年正式设立MDM工作组，协同空军、联邦调查局等相关部门负责在各领域、度识别和管理谬讯所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加拿大政府的有关部门制定了《重大活动公共协议》，及时监控并澄清在选举等重大活动期间网上传播的谬讯。北约司令部则将“反击谬讯”纳入军事演习环节。指挥官和专家在内部网络上开发社交媒体平台应用程序，培训相关工作团队快速生产大量亲北约的内容，进行反击。
长期以来，互联网公司以“渠道中立论”和“保护言论自由”为名，刻意淡化甚至逃避对平台内容的监管责任。然而，随着国际形势和传播生态的变化，无论他们发出“社交媒体平台不是新闻媒体”还是“谬讯只占信息流中的极少部分”等论调，都难以平息日益高涨的质疑声浪。尤其是在“新冠”病毒和“信息疫情”的双重夹击之下，公众要求互联网公司切实承担谬讯治理主体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此背景下，脸书、推特、优兔、照片墙等头部平台都进一步明确制定了相关的政策。脸书与一些民间事实核查组织合作，引入了“降级干预”制度，对反复分享不实恶意信息的页面、群组、账户和网站进行限流，通过降低帖子的分发排名，从而“稀释”页面或群组的可见度及其内容的传播力。
他们还以软硬兼施的方式对与病毒性质、治疗措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预防建议和数据等主题的谬讯进行定向治理。软性的措施包括贴上信誉标签、警告通知、附加权威信息链接，硬性监管手段主要指降级处理、删除内容直至封禁账户。此外，一些平台还修改了搜索机制和推荐算法，对可疑信息取消点赞、分享和转发功能，从而降低了误导性内容的可见性。
头部平台主要采取的是“递进式”的监管措施。以推特为例，那些被判定为不实恶意信息的内容会被平台贴上警告标签。对于第一次违反内容管理规则的用户，平台不会采取账户级别的限制措施。但若再度违反，2-3次会导致账户被锁定12小时，4次会被锁定7天，5次及以上账号则会被永久封禁。
在优兔平台上，首次违规者会收到警告，但不会受到处罚。若用户再次违反规定，随后的每次违规都会导致一次暂停上传，累计三次则会导致频道停播。针对同一账号递进式的打击措施对阻止超级传播和重复违规的账号极为有效。调查显示，12个跨平台的“超级传播者”在2021年2月1日到3月16日间生产了65%的与反对疫苗接种有关的虚假信息，并在脸书、推特、优兔和照片墙等平台累计拥有近6000万粉丝。[10]显然，对这些大V或“大号”进行递进式监管才是谬讯治理的关键所在。
为了提升谬讯治理的有效性，头部平台强化了疏堵结合的策略，在打击谬讯的同时通过事件策划或话题营销来对用户进行正面引导。例如，优兔与民间组织合作，发起健康传播视频大赛。推特设计了“#已接种疫苗”（#vaccinated）和“#戴口罩”（Wear A Mask）等话题标签，TikTok开展以“#洗手舞挑战”为主题的短视频征集。此外，头部平台还通过对搜索和算法机制的调整，提高了权威内容的可见性。
第一，对12家头部平台的调研发现，其中的大多数并未没有明确说明其所禁止发布的内容类型和判定为谬讯的标准。尤其是与“信疫”有关的内容监管，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和医学界内部缺乏共识，相关的标准处于不断调整和变动中。[11]
第二，非头部平台的内容监管力度依旧不足。由于社交媒体平台的功能、定位、受众各不相同，色拉布（Snapchat）、电报（Telegram）等即时通信平台上的加密性质意味着这些平台的内容审核需要优先保护用户隐私，因此制定跨平台的统一内容审核标准以及执法并不可行。当发布谬讯的账号被某些平台采取惩罚措施时，他们会通过转换平台的方式继续传播。由于主流平台采取了更为严格的信息审核制度，阴谋论者会迁移到中小规模的替代平台。被主流平台封禁的特朗普个人开办的“社交”（Truth Social）平台目前拥有400万粉丝，其已获准在谷歌应用商店上线。
第三，尽管制定了更加有力的监管措施，但社交媒体平台的执行力仍饱受质疑。调查显示，被事实核查人员评为“虚假”的内容在推特(59%)、优兔（27%）、脸书（24%）上仍然存在，而且并未受到有效监管。[12]另一项针对脸书的研究发现，其最多需要22天才会降级发布不实恶意信息的账号或在误导性内容上附加警告标签。[13]
在谬讯治理中，一批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他们整合各种资源，主要是通过强化事实核查机制和提升公民数字素养等方式以应对谬讯浪潮。2020年以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和世界卫生组织（WHO）“治理信息疫情”的倡议下，各国民间组织打破了国界限制，联手应对这一全球性难题，从依赖于少数几家“头部组织”及其分支机构，过渡到了多点开花、多措并举的治理格局。
在事实核查方面，美国波因特（Poynter）媒体研究所在WHO的指导下于2021年建立了“新冠病毒事实”（#CoronaVirusFacts）的线多名事实核查人员，以众包协作的方式，发布、分享和翻译相关资讯。其与WhatsApp合作推出了交互式聊天机器人，以英语、西班牙语、印地语、葡萄牙语等多种语言向公众提供准确信息。美国杜克大学的“记者实验室”创建了“事实核查项目数据库”，迄今支持了84个国家的379个项目，强化了全球谬讯治理的交流合作，关注事实核查机制在跨文化语境下的应用和完善。
在提升公民数字素养方面，美国民间团体的工作重心主要在国内开展培训项目，帮助美国公民判断信息来源的可依赖性、评估信息的可信度及观点的可靠性，并进而推动各州针对数字素养教育的立法程序。2020年以来，相关工作的重点拓展至全球范围。由脸书资助的“新闻素养项目”（NLP）与遍布五大洲的上百个民间组织加强合作，通过举办讲座、培训和研讨会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网民识别谬讯的技能，其重点也开始转向深受谬讯侵害的“全球南方”国家。
2021年，设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信息、技术和公共生活中心”（CITAP）发起了“批判性谬讯研究”（Critical Disinformation Studies）项目，提倡一种以历史、文化和为基础的批判性研究视角，从剖析权力、制度、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领域的结构性矛盾来反思谬讯及其治理当中存在的问题。[14]以此作为基点，当前关于谬讯的研究路径与社会治理有以下三点值得反思：
现有的谬讯研究只聚焦于社交媒体平台本身，却忽略了外部因素的影响。[15]从历史性来看，“社交媒体平台主导论”的研究将传统媒体主导的信息生态系统假定为“健康的”，大众会在传统主流媒体的助推下形成共识。实际上，这种看法忽略了谬讯从口耳相传的小道消息到电视新闻中的展演，以不同的面貌在不同的媒体形态上长期存在的历史传统。从整体性来看，社交媒体平台虽然改变了信息的生产、传播与把关机制，但它只是传播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近年来谬讯的泛滥植根于公众对传统主流媒体、司法机构和政党等权威机构的信任度下降，以及极端主义、阴谋论和边缘社区的影响力增加等外部因素的影响。[16]种族、性别等基于身份认同的等级制度在谬讯叙事的创建、传播及吸收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谬讯叙事实质上放大了西方社会长期存在的身份歧视和阶层不平等所带来的结构性矛盾。换言之，正是因为大众媒体压制非主流人群的表达，少数群体被主流叙事所忽略，边缘弱势群体才得以成为谬讯传播的主要目标，他们更愿意相信那些打着“重写历史”旗号的阴谋论。
另外，在谬讯传播的过程中，媒体、人物、财团的“合谋”发挥了巨大作用。宣扬极端意识形态的“另类媒体”的崛起加剧了各类社群、族群的分化。这类媒体围绕争议性主题煽动公众的愤怒情绪。有关经济全球化的“黑幕”、多元文化主义对白人男性主导地位的威胁、原教旨主义等带有阴谋论色彩的谬讯引发了公众、仇恨言论甚至于犯罪行为的泛滥。人物本应是权威的信息来源，却出于对选票的渴望，宣扬极端思想和针对少数群体的仇恨，煽动甚至于引领“破坏性传播”。而传统主流媒体因遵循新闻平衡性原则，在引用、反驳、呼应各类谬讯时，却无意间推动了后者的广泛传播。从批判性研究的视角看，强调谬讯治理的历史性和整体性，就应当跳脱“社交媒体平台主导论”的局限，动员更为广泛的多元主体和社会力量参与谬讯治理。
特朗普当选后，白宫和主流媒体之间、共和两党之间使用“假新闻”彼此攻讦，这一概念便成为政党和政客扰乱、抹黑对手的工具。从修辞学角度看，社交媒体平台时代的碎片化传播所导致的“语境坍塌”效应使得一些定义明确的概念成为意义南辕北辙的“标签语”，从而成为一种具有多义性和不确定性的“漂浮能指”。[17]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假新闻”“谬讯治理”等概念的外延不断拓展，尤其是引入“外部势力介入论”后，这些概念成为更复杂的“全球能指”，扰乱了国际场，引发了各国利用算法等前沿科技开展“认知战”。
特朗普政府抗疫失败引发全球的批评，于是便散布各种阴谋论“甩锅”中国。兰德公司等智库也炮制报告，将中国政府的和媒体的报道认定为“谬讯”。脸书、推特等平台则给中国媒体账号贴注标签或限制流量，以“谬讯治理”的名义变相封堵。俄乌冲突爆发后，这种由政府、媒体、智库协同“甩锅”“消音”的机制将俄方发布的信息认定为“谬讯”，将“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等频道或账号永久封禁，把“谬讯治理”变成了“战”“认知战”的武器。
简言之，将“假新闻”“谬讯治理”等概念进行“泛化”的话语策略旨在与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迥异的信息和言论。这一策略在西方殖民扩张时代将原住民“非人化”和“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政府用“”打击异己的历史进程中屡试不爽，如今在数字传播时代又以“谬讯治理”的名义重新包装，这一动向应当引起全球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的高度重视。
联合国在2021年度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谬讯虽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但“全球南方”国家缺乏开展有效治理的资金和资源。[18]调查显示，在“外国行为主体”散布谬讯最多的前20个国家中，19个来自“全球南方”。其中，尤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民众面临的谬讯风险最高。[19]然而，倡导谬讯治理的国际组织和民间机构主要服务于欧美国家，其中许多总部设在美国，其所涉猎的全球合作也常常局限于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这就导致全球谬讯治理通常聚焦于美西方关切的议题，例如选举和种族问题，而贫困、疫情等全球南方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负责运营全球性社交媒体平台的硅谷巨头也应当反思各国资源调配不均的问题。2018年，当尼日利亚因脸书上流传的谬讯发生种族时，该公司只派出四名全职工作的事实核查员负责其在该国的2400万用户的内容监管。[20]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导致了“信疫”，但各大社交媒体平台谬讯治理的执行力也存在明显的语言差异。一项分析发现，英语帖子中只有29%包含不实恶意信息的帖子未被脸书贴上“警告标签”，但70%以上的用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发布的谬讯则逃过了脸书平台的内容监管[21]，更遑论其他小语种。因此，在全球范围内治理谬讯问题，需要国际组织、硅谷巨头和民间机构更为公正、合理地调配资源，根据各国的具体实际量身定制有效的治理方案。
(史安斌：清华大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刊学术顾问；俞雅芸：清华大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史安斌,俞雅芸.全球谬讯治理：多学科研究与多元主体共治的经验与反思[J].青年记者,2022(21):8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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