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闻观：精致的意识形态迷思

　　西方新闻观多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新闻意识形态。这套意识形态经过长期演化，已经成为一套精致的意识形态“迷彩服”。它不仅在西方社会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还以“普世”的名义行销全球。

　　西方新闻观是由一系列概念嵌套起来的观念链条。诸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第四种权力”“新闻客观性”等，皆是西方新闻观中耀眼的概念。西方新闻观是西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部件，其本质上是为西方主流社会的、经济、文化统治服务的。西方意识形态的核心功能在于“解释”和“辩护”，其所设定的一套说法限定了人们的思考方式，使得打破它所设定的框架，以另一种不同方式感知事物变得特别不易。从意识形态设计上看，西方新闻观的设计可谓是精致而富有蛊惑性的。

　　首先，西方新闻观并没被设计成一座封闭的价值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价值岛链。西方新闻观与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打通，形成了庞大的意识形态岛链。西方新闻观中的“新闻自由”“第四种权力”等核心概念，与西方的价值逻辑对接，与国家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勾连，形成了一个自圆其说的逻辑闭环。

　　其次，从形式上看，西方新闻观可谓是一个“美丽传说”，其强调“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强调媒体独立性和专业规则，强调媒体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抗衡。但实际上，西方新闻观这些理想化的口号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鸿沟，理想与现实之间形成巨大张力，而且说一套、做一套，极具欺骗性。

　　最后，西方新闻观本是西方媒体圈内部的意识形态，后来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进而成为超时空的所谓普世意识形态。西方发达国家不满足于其新闻观在国内的传播，它们将其包装成为超越时空、获得批判豁免权的超级意识形态，并凭借强大的传播能力，将之行销到西方社会之外的地方。为实现此目的，西方国家采取了“一揽子”的输出计划，它们将、经济、文化等在一起，非西方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若要获得西方国家的帮助，就必须将这些被西方打包的“礼物”一齐收下。就这样，西方新闻观搭上经济全球化的顺风车，被输送到世界各地。

　　西方媒体大都属于私有企业，受到做大了的资本、财团和利益集团的操纵。谁拥有媒体，谁就拥有“新闻自由”；谁拥有资本，谁就拥有“新闻自由”。资本的趋利性注定了西方社会的新闻媒体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资本和集团利益的束缚与制约。由于受到经济压力的影响，“硬新闻”的空间越来越小，媒体记者的报道兴趣越来越集中到“软新闻”上。最受欢迎的新闻题材是那些在生活方式和消费领域对人们有影响的话题，如犯罪、名人、明星绯闻、健康与娱乐。

　　在西方社会，大多数有价值的新闻信息都是由政府控制的。尤其是那些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信息，多被官方掌控，不易被媒体获取。媒体为了获得这些资源，就需要结交、巴结官员。同时，官员也需要通过媒体传播自己的声音和正面形象。媒体与官方消息提供者相互依赖，即便双方有时对峙，但合作却是常态。正如哈佛大学教授罗杰·希尔斯曼所言：“他们（新闻界）想当政府的批评者。他们竭尽全力避免成为政府的工具，但他们明白，白宫、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在利用他们，而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官员是他们的消息来源，反过来官员又利用他们的语言把这些消息公之于众。”在官员、媒体与公众三角关系中，官员在多数情况下是占据上风的，他们会捣腾出许多名堂，千方百计地寻找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空间，巧妙地把媒体和控制在自己手中。

　　在西方社会，权力和资本对媒体的控制更为隐蔽，其避免以行政手段干预新闻报道，而是运用间接的技术手段——通过改变信息供给的方式——来操纵媒体。正如美国学者乔姆斯基所言：在西方，为和意识形态利益而老谋深算地操纵是精心的、隐蔽的，它不是控制人们想什么，而是控制人们怎么想。在西方现代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人物雇用专门的新闻官员、媒体公关人员、咨询专家等专业性人才来为其效力，从而刺激了媒体公关这一职业的兴盛。顾问们已经摸索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传播策略，在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多数情况下，西方政府并不直接控制新闻媒体和新闻报道，而是通过政策倾斜、利益交换、压力等影响媒体及其幕后老板，再通过媒体老板左右新闻记者和新闻报道。西方政府还会通过新闻发布、信源封锁等做法来影响和左右媒体。新闻发言人将人物解读给媒体；媒体策划大师与记者对话并建议记者制作出对人物有利的报道；人物越来越多地利用媒介公关技术来控制媒体，实现媒体新闻流的定点投放，这就是所谓的给媒体“喂食”。在西方政府与媒体之间，存在一种“仪式性的对立”，制造出媒体与政府彼此独立、互相制衡的假象，让人看起来好像新闻媒体没有大肆宣扬政府立场。对于政府与媒体表演的“双簧”，多数西方公众被蒙在鼓里，甚至以为政府、媒体在替他们办事和说话。实际上，它们是在合谋出卖公众利益。

　　由此可见，我们对于西方新闻观的认识，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尤其是要看透行为背后的堂奥。否则，雾里看花，就容易成为“神话”的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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