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化语境下地方融合新闻实践的观念变革与反思
平台化语境下，地方媒体在与各级主流媒体同台竞技时，还需兼顾其他赛道的“非对称”竞争。地方媒体的新闻生产观念是否受之影响、如何发生改变值得学业界关注。从昆廷·斯金纳语境研究的视角出发，经过380条县级融媒体抖音样本分析以及20位一线从业者深度访谈发现：部分地方媒体出现新闻职能认知升格、新闻主观性增强等变化。地方媒体应坚持自主评价权，在流量的价值与价值的流量间做好平衡。同时，明确自身业务范围与职能，减少不同层级的交叉竞争和内耗，着眼于社会现实并深化新闻社会治理职能。
何塞·凡·迪克认为“平台是一种可编程的数字化建构，用来实现使用者、公司实体和社会公众的互动”，进而提出平台化树、平台生态系统与平台社会等概念。按照尼克·斯尔尼塞克对平台的阐释，“平台将自己作为中介，让不同的用户会集在一起：顾客、广告商、提供服务的商家、生产商、供应商甚至物质对象”。罗宾·曼塞尔则不仅将平台看作一种“中介”，指出其“所有者的目的是聚集尽可能多的内容，影响数据朝特定方向流动，并最终在用户处获取利润以及在媒介市场中拥有更大的掌控权。究其实质，大多数平台企业是具有商业属性的私人机构”。
学界对平台聚合性的研究从多个维度出发。有学者从经济学的批判视角对平台生产方式与平台权力进行研究，包括平台数字劳动、平台垄断、平台资本主义等。也有学者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观察平台中行动者群体的互动展演行为，分析平台化社会中的文化生产机制。在社会治理层面，平台的市场行为如何逐渐代替政府的社会治理，以及相关部门如何科学应对等问题也备受关注。
与新闻相关的平台研究，更多集中在平台的媒介属性、平台的数据隐私和算法分发机制方面。在平台媒介属性上，孙萍从“数字化、中介性、可供性”三个维度进行解析，并提出了“作为媒介的平台、作为技术的平台与作为资本的平台”三种思考进路。在数据隐私方面，研究算法逻辑对新闻业带来的变革以及“算法偏见”“算法黑箱”“信息茧房”等可能引发的社会、技术与伦理问题。最后，探寻缓解与治理算法问题的路径。有学者认为，“伴随着‘新闻机构—平台媒体—用户’模式的确立，新闻选择的权力从传统新闻机构过渡到了平台媒体”。而在新闻生产与传播过程中，“算法代替新闻编辑成为新的把关人，新闻选择的权力被牢牢地把控在平台媒体的手中”。
本文参考剑桥学派昆廷·斯金纳在《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中提出的“语境的研究”（contextualist approach）思路，通过“研究和诠释经典文本”来观察“经典文本包含着的普遍观念”。平台与地方媒体互动是新闻生产面临的新现实语境。首先，平台推动了传统媒体的同类交叉竞争。布尔迪厄认为：“社会空间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地方媒体的原有生态环境是相对稳定、独立的。但是社交平台、资讯平台以及短视频平台等，使原本分属于不同地域、不同级别的地方新闻脱离赖以生存的原始地缘语境、社会网络。在平台上，地方媒体直接面对其他地方媒体、中央与省级媒体的同业竞争。“全国性媒体、地方性媒体间的相互拓展越来越强，全国性媒体地方化、地方性媒体全国化倾向明显。”平台化使地方媒体在创造自身新闻绝对价值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与他人形成差异，创造新闻的相对价值。从报道对象到报道方式，地方新闻的稀缺性、排他性、相关性，都要在广义的平台空间中重新衡量。
其次，地方媒体还要面临平台上其他赛道的非对称竞争。以抖音为例，在娱乐、商业直播以及媒体新闻三大类内容下，再细分成达人、游戏、时政等多个赛道。新榜发布的《2021新媒体内容生态数据报告》显示：虽然“时事资讯类内容是抖音平台中人气最高的创作类型”，但是2021年的“涨粉大户”是娱乐账号，旅行、二次元、搞笑也是优势类型。而这还只是统计学意义上的竞争，地方还要面临算法推荐的压力。“平台是算法的行为主体，算法是平台的具体行为与事实构成，大数据是算法行为赖以完成的内容要素。”
既往研究或是从本体论出发，研究平台化的宏观特质及结构性作用，或是将新闻观念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本质规律及变化。新闻观念是“社会存在的投影与缩影，与社会环境及经济、、文化、历史等条件密切相关”。从具体的属性来看，“中国传统新闻观具有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着关于新闻媒体性质、功能、运作和新闻传播活动、规律的观点体系”。
面对新闻资源有限、专业人才紧缺、财力物力不足的现实情况，基层与中央级、省级媒体所受压力、可用策略均有不同。地方从业者在平台化生产关系中的实践观念变革，以及地方媒体如何调整以适应平台化的媒介环境，有待进一步探索。本文从县级短视频融合新闻实践入手，尝试研究：（1）在平台化生产中，从业者新闻实践观念发生了怎样的阶段性变化？（2）影响观念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有何应对思路？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对辽宁、云南、四川等地的20位县级融媒体中心主任、新媒体编辑等一线从业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在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对抖音平台的县级融媒体账号抽样获得经典文本。具体操作为：在新抖短视频数据平台搜索关键词“县融媒体”，截取指数前500个账号作为原始样本，剔除商业公司、个人账号等无效样本后，统计具体新榜指数分布（表1），共获得有效样本491个。通过立意抽样法，从上述五个新榜指数的数段中各取2个典型样本，确定最终的10个研究样本（表2），并从中选取2022年6月1日至2022年6月10日的有效短视频共380条进行编码分析。
杨保军教授在《新闻观念论》中指出：“新闻观念与其他观念一样，具有主体性、精神性、历史性、方向性的一般属性，也有中介性、附属性、独立性与实践性的特殊属性。”新闻实践观念是多种要素动态博弈、复杂互动的结果。本文所指的新闻实践观念变革，是平台化语境中的阶段性特征，也是传统新闻实践出现的新局部特征。因而，从选题环节的本地性、制作环节的客观性与业务性来考察地方媒体的实践观念变化，具体界定如下：“本地性”考察地方媒体新闻选题范围变化所体现的身份认知变化；“客观性”考察地方媒体是否采纳了新闻理性外的其他叙事姿态，及其背后的新闻传受关系的观念变化；“业务性”是看网络短视频语法与传统电视新闻语法的采纳情况，考察地方媒体在两种业务观念上的选择。
地方新闻报道的选题范围可分为国际、国内以及县域三类。经统计，县域新闻占总样本的54%，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共占46%。与叶明睿教授的研究结论相近，“所有媒体端发布的非本地相关内容抽样占比高达43.7%”。研究发现，新榜指数越高的融媒体中心账号，国际国内新闻的比例越高。在样本节选时间内，新榜指数榜首的“木兰轶事” 共发布26条新闻，既包括“俄乌冲突”等国际新闻，也包括“人教社插图事件”等国内新闻，未检索到县域新闻。此外，样本数据显示，国际国内新闻的比例越高，流量也越高。除去制作水平因素不谈，选题范围直接影响流量区间，国际国内新闻的数据表现（平均点赞量5 650）远超县域新闻（平均点赞量1 074）。相比之下，新榜指数较低的县级融媒体更多聚焦于本地。本文另一样本“永平融媒”主要报道县域内的文化、经济、节庆等活动，但点赞量、评论量等数据表现较弱。
在传统的本地化新闻实践中，服务地方是重要的价值取向。“民生新闻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针对新闻媒介和新闻记者的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体现着报道者的立场、态度和出发点，更蕴含了媒介对自身社会功能的认识。”地方新闻生产应立足于区域的地方性，“除天然形成的地形、气候、作物等风土特征之外，也包括文化物产、历史事件、地标建筑、特殊人物等人情内容”。但在平台设置的流量机制下，新闻选题范围开始外溢。近半数的县级媒体选择了国际国内新闻。如访谈对象所述：“第一个热点是根据网络上的热点，比方说现在抖音或者微博的热搜榜，然后第二个是当地热点。”（受访者3，编辑）
首先，在主体性上，一些地方媒体出现了新闻职能认知的升格。虽然执行主体的人员编制是归属于地方的，但是其预期流量是指向全网的。一位负责人表示：“抖音上面新闻联播它也是个抖音号，那我们也是一个抖音号，大家是平等的。可能《新闻联播》一下子就有1 000万粉丝，我们可能慢一些，但这个都没关系，至少大家都平等，不会说级别（低）就使得我们怎么样。”（受访者7，副主任）这一职能预期定位远超地方媒体，与中央媒体相近。
其次，对新闻目标用户的认知也出现了改变。对地方观众而言，“地方感强调主观体验，是个体或社群对地方的认知、理解和情感依附，并由此赋予地方象征性意义”。但是一部分将重心转向全网的地方媒体大幅降低了传统媒体端地缘用户的权重，忽略基于人地关系的媒介使用体验，转向追求平台端可能带来的爆发式增长以及短期可见度。还有一部分媒体采纳了相对中性的策略，争取兼顾地方与全国用户。一些访谈对象表示，他们希望获取的并不是长期、稳定的全国流量，而是让一些节点性的媒介策划，如当地捕鱼、采摘等特色活动得到全网关注，并将流量引流回本地，产生实际效益。“我们的理念是先做本地。所有的内容先服务于本地，再把内容推向全国。”（受访者1，主任）
这种观念转变源自平台化的广域传播与县级媒体地域传播的现实悖论。“有一个困境是（我们）这个县人口很少，不到 10 万。以地方特色传播为主的话，粉丝量或阅读量可能不那么高。除非是重大事件，例如去年5月21日的6.4级地震。”（受访者4，主任）“那你仅仅做你本地的东西，能有多少人感兴趣呢？”（受访者11，编辑）“我们是参与全网的讨论，因为他的受众面是很广的，不只是面对我们当地的受众。当地的年轻人群体数量占比是比较少的。”（受访者12，编辑）有调研显示，转向的根本动因是提升平台所设立的粉丝数、点赞量等指标。“安徽省中部地区某县级融媒体中心抖音号，2020年10月份总共推送了312件作品，其中307件都是外地的所谓热点爆款。笔者咨询后得知，该抖音号如此重视非本地内容，目的竟很纯粹，就是靠蹭热点来吸引粉丝。”
本文从“选取的新闻事件本身是否带有情绪性”与“是否对新闻文本要素进行情绪化组合处理”两方面进行分析。新闻事件情绪性指新闻本身容易引发感动、愤怒、恐惧等情绪。对新闻文本要素的界定，本文借鉴学者张伟的现代媒介表意体例，“当代视觉文本演化为由图像符号、文字符号、言语符号、音响符号以及音乐符号构筑的共享性的文本结构”，并将文本要素分为视觉要素（字幕、动态视频、图片）和听觉要素（解说词、同期声、音乐、音效）。情绪化处理指对上述要素进行艺术化、戏剧化加工，在客观事实之外人为附加扩大化的感动、悲伤等情绪。
“事件本身的情绪性”调研显示：没有明显情绪指向的中性新闻占比74.2%，能够引发正负面情绪的新闻占比25.8%。新榜指数越高的县级融媒体，发布有情绪指向的新闻比例越高。指数在800以上的账号，此类新闻占43.6%；指数在400—500区间的账号则只占1%。
“情绪化组合处理”调研显示：23.1%的新闻短视频带有情绪性的字幕，如“还我血汗钱！”“几个大老爷们对多名女子大打出手”等等，并以加大字号、特殊颜色与动态特效等方式加以强调。94%的样本铺设了背景音乐，其中扩大与渲染情绪的音乐占29.4%，多用于感人瞬间与突发性危机事件。
如果说事件本身的情绪性是由新闻特点决定的，那么新闻编辑方式的改变则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传统新闻生产以第三方视角理性、客观、中立地报道新闻，以专业身份出现并与观众保持一定距离，建立意见共同体。而平台则鼓励生产者通过高强度的情绪刺激引发用户的瞬时情绪反馈，凝聚情绪共同体。实践中，短视频新闻越有情绪唤醒价值，就越受平台欢迎。29.4%情绪性音乐与23.1%情绪性字幕的使用，说明在不违背新闻真实性基础伦理的前提下，部分地方媒体在新闻生产中加入了柔性的感情抒发、隐晦的态度表达，也就是从纯理性转向有限度地接纳新闻生产的主观性。
以音乐为例，“尽管在当代视觉文本中，作用于听觉的音乐多以一种背景化的铺垫符号来协力视觉符号的意义生产，但就直观可感的视觉符号而言，音乐在情感激发与氛围渲染上无疑有着视觉符号难以比拟的优势”。《2019中国媒体抖音年度发展报告》对4000个媒体抖音号进行分析后发现：“从技术形态来看，同期声不再是唯一重要的声音元素，音乐发挥出其优势，与同期声互为补充。”本文的深访也证明，音乐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画面逻辑，成为结构短视频的新脚本。“新媒体这一块，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音乐的选择，音乐的选择是很重要的。选择完之后，我们按照音乐的卡点进行画面的分切和拼接，按照这个流程去走。”（受访者2，编辑）“我觉得音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片子的整体基调其实就是靠音乐去烘托。”（受访者13，编辑）
编辑使用音乐更多传递的是主观情绪而非客观信息。这种观念变化与平台的流量逻辑紧密相关。用情绪性极强的音乐配合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能够在短时间内激活用户情绪，快速生成爆款。“我们会用一些互联网背景音乐，比如抖音的一些热门歌曲，或者是其他的热门BGM。对推广非常有效，还可以蹭热点。”（受访者9，编辑）“这个音乐会上一个热搜，所以大家都用同一种音乐。” （受访者8，编辑）此类观念普遍存在，造成了新闻形态的雷同，以至于#根据声音判断疫情#、#疫情七大背景音乐bgm#等话题数次登上热榜。
大范围使用“抖音神曲”偏离了传统新闻的客观性要求，但音乐情绪表达依然成为实践观念的组成部分。原因在于：所谓神曲不仅是单纯的音乐旋律，更是抖音用户进行身份互认的标识、网络流行文化的标签。在爱德华·霍尔的人际空间距离视域下，传统新闻的职业化语态暗示了传受双方疏远的公共距离。但是当新闻“从组织化的新闻生产向社会化的新闻生产转型”，地方媒体需要用接互联网地气的表达方式，将自己和网民置于共同的网络文化习惯之中，建立身份认同，进而将二者的公共距离拉近为更符合平台文化的社交距离、亲密距离。但风险在于这有可能破坏新闻与用户的必要距离，让新闻的社会属性变得模糊。
本文将地方媒体典型传统电视新闻形态（主持人演播室播报、记者现场报道、深度专题报道）与互联网短视频形态（热门话题参与、网络流行语、流行特效与模板、人物形象设计、账号标识设计）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比对。
传统视听新闻生产的视觉修辞，是区别于其他新闻类别的核心业务属性。但数据显示，县级媒体的融合新闻对传统电视新闻形态的采纳非常有限。主持人演播室播报占比2.2%（直接截取电视新闻片段），记者现场报道占比1.4%，深度专题报道仅有2条且均为转载。地方媒体不再平移电视语言，这可以说明经过对平台及其用户底层规律的探索，地方媒体已经具有清晰的业务差异认知。短视频不等于视频短，网络视频也不等于在网络上的视频。“过去我们做的就是广播电视，以栏目为载体，就是做电视栏目。但现在如果在新媒体平台播放，就不可能去完整地放栏目，所以肯定是要改变，突出短视频的特点。在实践上，要灵活得多。”（受访者15，编辑） “互联网式的（短视频）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你如果还想发正统的新闻，它不便于传播。而且在商业平台，推广也不会特别好。” （受访者12，编辑）
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地方媒体的传统核心业务形态在平台上大幅度萎缩。在平台化的媒介环境中 “调查性报道等以往新闻业安身立命、彰显其职业水平的新闻实践日渐萎缩”。在传统的视听语言体系中，“电视新闻相比其他新闻传媒方式而言，能够最大限度还原新闻现场发生的真实画面……带给观众更加真实的体验感和参与感”。但是21.8%的样本采用了接近于图片新闻的“图片+字幕+背景音乐”组合，用一些新闻照片搭配网络素材、漫画等后期配图完成叙事。其功能不是呈现新闻全貌、深入发掘问题，而是打开话题入口，起到告知事件、引发关注、聚集讨论的作用，类似于视频化的微博话题。图文化生产可以最大化适应“短平快”的浅阅读节奏、大幅提升发布频次。但是弱化画面叙事显然脱离了传统电视新闻追求信息量和报道深度的实践方向。
地方媒体与网络平台文化的磨合尚未完成。在网络语法的使用上，地方媒体处于半互联网化的居间状态。67.5%的样本在新闻标题中附加了热门话题标签，但部分标签和网络热点甚至与其新闻内容没有关联，例如“#交通”“#篇章”等。使用流行特效与模板的样本占比32.7%，整体看使用不熟练也缺少创新性，经常直接套用最简单的特效模板。互联网的账号标识要有记忆点，并以较高频率重复加强记忆。16%的样本对账号标识进行了设计，但多是在片尾出现单位logo的固定画面。另有5.8%的样本使用了流行语，2.2%的样本设计了人物形象。
克雷斯和凡·勒文将视觉话语分析分为三个层次：“第一，表征意义主要立足图像文本的视觉再现体系，强调的是图像文本中的元素构成结构和关系。第二，互动意义强调的是图像生产者与观看者之间的交流方式与观看结构。第三，构图意义主要强调图像整体层面的要素合成逻辑和协同内涵。”传统新闻观念侧重建构表征意义，然而在减少传统新闻语法使用之后，用什么新标准指导实践，更适合的语法形态乃至新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都尚不清晰。如何处理新型交流方式与观看结构，是用互联网思维做电视，还是用电视思维做互联网？这一业务准则的困惑、游移导致实践行为的徘徊，并影响图像要素的合成与协同。传统电视新闻一般按事件发生的真实时间顺序，或按事件重要程度以倒金字塔结构搭建新闻逻辑。而本文分析显示，随机性的画面剪辑方式运用更加广泛，占比49.2%，即画面之间可以随意调换位置，缺少衔接逻辑，没有明显的时间顺序或重要性排序。
“数据化是平台的驱动力，数据就像是算法的燃料，而算法和数据又是平台化的燃料。”在平台化的影响下，地方的新闻实践观念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变革的原因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流量。
2018年，中央对县级融媒体中心提出“主流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的建设目标。“县级融媒体并非简单地媒体层级设置，其运行逻辑遵循着媒介、文化与三重逻辑，以此来重构基层传播体系、凝聚基层社会共识、促进基层治理实践。”2019年11月5日，《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等平台开展对象化分众化宣传教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顶层设计上看，地方媒体的定位和进路是清晰的，但是生产观念还是出现困惑的原因有二。首先，地方媒体本地突破的难度较大。在本就缺少人力物力、新闻资源的情况下，寻找本地新闻与互联网的结合点十分困难。例如闽南地区的闽南语、梅州地区的客家话都自带乡土气息，与此同时它也自带圈层限制。做网络版的方言节目无异于在公共互联网上建立一个私域局域网，难以充分调动互联网的媒介潜能。另一方面，在流量的陷阱中，“爆款”可以让账号跳过漫长的粉丝原始积累、一跃成为全网焦点。这对举步维艰的地方融合新闻创新有着难以抵御的。而想获得优秀的数据表现，就不可避免地要深入了解、灵活应用平台逻辑。
但是，主导平台流量的算法黑箱不公开算法构成。按传统新闻生产理念生产的新闻流量平平，而新闻边角料却有可能成为爆款。这让部分基层编辑不得不绕开新闻价值，消耗大量精力揣测算法的具体运行规则，以期更好命中推荐机制。然而，每个平台都有自己的独特属性，“快手注重社交关系间的分发，因此流量大规模流向关注与同城界面，以用户的评论、转发、点赞为主要衡量目标；抖音则以区别于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高度中心化的模式对内容以去中心化模式分发，注重用户观看内容完播率；头条号则以转化率（即播放量/推荐量）作为考核标准”。主流的算法推荐机制有基于用户行为的协同过滤推荐、基于内容的算法、基于单因子的算法以及基于语义的推荐等等。
站在平台算法的末端，通过一次次试错来反推算法规律，显然是低效的，也是难以准确的。正如访谈对象所述：“我们在专题片上，功力还是有的。短视频平台，我们还不是太了解规则，就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多发一些。效果好一点的达到几十万浏览量，大部分可能都会在几千。现在这种尝试，还是处于摸索阶段。”（1号受访者，副主任）。而且受平台欢迎的生产理念，人设、选题等等也未必适合传统媒体。这一方向的业务探索，已经在无形中加大了数据的权重，将传统媒体注重社会效应的新闻生产理念推向了唯数据论的结果导向。受之影响，部分地方融合新闻生产出现了博流量的投机心态，认知趋于偏狭、动作也开始变形—侧重流量的数量，忽视流量的质量；从追求纵向思想深度，转向追求横向传播范围。
（1）不能放弃自主评价权。传统新闻观与平台逻辑的博弈焦点，是对流量的定性权，是新闻的社会公益性和平台的商业盈利性之间的角力。笔者认为，尽管“新闻内容、用户与广告的拆分、损害新闻专业精神与价值观以及新闻选择和判断的主导权逐步转移到数字平台”，但地方媒体不应过度解读商业平台的运营系数，不宜将第三方设立的评价指标（最为显性直观的就是点击量、点赞量、转发量及粉丝数）作为全部衡量标准，放弃自主评价权。在新闻生产观念上，地方媒体要在流量的价值与价值的流量中做好平衡。流量的价值是初级价值，是有多少人看的问题，是获得网民关注、转战平台型媒体、扩大覆盖范围的第一步。重点要考察的是价值的流量，解决看什么、什么应该被看的问题，关注应该被传播的新闻（如与民生相关，正能量、主旋律等的主题）是否得到了传播。
（2）明确、收束业务范围，区分不同层级融媒体网络发声的主要职能，减少不同层级交叉竞争和内耗。应该客观承认，在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以及现实条件的制约下，并非所有地方传统媒体（尤其是行业媒体）及其下设频道、栏目都天然地适合平台化转型。无差别推进平台化内容生产会造成账号冗余。在前文所述的热点追逐中，过多的发声渠道会对主题进行非必要强调，在账号间引发同类竞争，并由下至上地争夺媒体的话语空间。另一方面，也造成单位内的生产冗余。有些媒体限于属地新闻资源，难以找到和互联网的对接点，或者说进行互联网转化的业务难度远超现有运营能力。对于非必要的融合新闻生产，可以酌情考虑业务转型。
（3）权威媒体的主责是挖掘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理，不应只作用于网络空间，更重要的是作用于现实社会；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发挥作用，贡献实质影响；在娱乐化的平台语境中坚持深度的意见评论，形成与受众之间的价值共鸣。在2022年第一季度“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短视频传播力”抖音子榜单排名前十的账号中，“最江阴评论部”与 “红都瑞金”就以差异化的风格定位和深度化的原创内容取胜。
“最江阴评论部”从新闻评论的角度看新闻，让真人评论员出镜，通过犀利的新闻热点点评，做到输出有用的资讯，达成观点的共鸣。其短视频作品《315晚会重点梳理：老坛酸菜、骚扰电话、男扮女网红……你被哪个伤害过？》，单条视频点赞量达到86.8万，评论量8.3万，转发量24.2万。主播在结束时提议：“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最重要的是看到了整改，看到了变化，把陷阱填平，把地雷扫除。”而“红都瑞金”则本着“有料、有趣、有温度”的传播理念，立足于瑞金丰富的红色历史遗产，深耕细作本地新闻资源，在满足在地化诉求的基础上，发挥新闻的建设性作用。平台化虽然给地方融合新闻实践带来了流量观的干扰，但正确的价值观才是破局的核心。
作者付晓光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方静系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互联网信息专业2021 级硕士研究生。
CY/T 121-2015付晓光、方静:《平台化语境下地方融合新闻实践的观念变革与反思》,《现代出版》2022年第5期,第32页至40页。
MLA付晓光,方静.平台化语境下地方融合新闻实践的观念变革与反思.现代出版.(5)2022.32-40.
APA付晓光,方静.(2022).平台化语境下地方融合新闻实践的观念变革与反思.现代出版,(5),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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