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赏骑手女子遭网暴：被网络暴力掩埋的生命刻痕

　　「 在对暴力的循环归因中，网络暴力如同在胶水中费力游动，既无法找到加害者，又无法找到审判者，而当人们从道德的圣光向下眺望时，最刺眼的是一地鲜血淋漓。 」

　　隔离、核酸、封控……疫情正在偷走不少人青春里最宝贵的三年，也许还会更久。一众“物资紧缺”、“宠物无处安置”的坏消息背后都有着一个个具体的、鲜活的生命不断呼救，这其中也包括了一位为听障父亲的吃食忧心忡忡的上海女生。面对上海严峻的抗疫局势，她只好求助于前一天送菜的外卖小哥，希望他能够帮自己送些菜给三十公里外的父亲。善良的送菜小哥欣然应允，关闭了接单平台，深夜来回近六十公里，回到住处已经是凌晨两点，而再过几个小时，他又将和往常一样，忙碌地继续送菜。

　　童话里美好的故事往往没有后来，现实却不肯就此打住。求助女生为报答送菜小哥，试图用各个平台转账感谢，但小哥并不肯接受，女生只能给小哥的手机充值了200元话费，并在微博发文感谢，却没想到，就是这200元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女生与送菜小哥怎么也想不到，朴素的善意却变成了一地鸡毛的网络暴力。为自证清白，求助女生出面解释道，由于疫情与家庭原因，200元已经是她量力而行的结果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然而诚恳的道谢与辩解并未换来足够的尊重，流言与攻击依旧源源不断。4月6日 ，善良的女生不堪的重负，选择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网络暴力的悲剧再一次在公共空间上演，事件的性质似乎已经不再需要过多阐释。事实上，网络暴力多年来一直是棘手的难题，人们迫切等待着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严惩语言暴力的加害者们，然而未来却仍遥遥无期。愤怒、失望……网络暴力需要被审视，被批判，然而这一次，受害者们的生命故事，也许更需要被听到。

　　网络暴力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议题，经过多年的研究它已拥有了无数批判的视角与方式。它是群体极化的产物，私人情感的过度代入与愤怒的公共话语体系消解了事件中具有公共属性的一面，从而将公共议题让渡给无休止的情绪宣泄；它是循环往复的语言暴力，是后时代下个人价值立场的难坚定，是生态的失焦；它是网络个体们逐渐差异化的价值体系总和，却形成了诡异的逻辑自洽……

　　求助的女生原本是上海万千市民中最普通的一员。她有一个听障的父亲，父亲腿脚不方便，身上时常病痛，生活难以自理，她便每天做好一日三餐给30公里外的父亲送去。疫情来临，老人不懂如何在平台上抢菜抢米，社区发放的物资也不够充裕，她在家里心急火燎，做了几天的饭菜想找人帮忙配送过去，奈何运力紧张，平台如何加价也无法联系到骑手，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好联系了前几日为他送菜的配送小哥。

　　他是外卖骑手里最平凡的一员，三年前来到上海，妻子也是平台的分拣员，女儿安置在安徽的老家。看到 求助女生的消息，他非常能够共情，关闭了接单系统，骑着电瓶车就从虹口往青浦赶。本应该是1个多小时的车程，路上却状况百出：跨区有拦下做例行检查；电瓶没电到处找电柜换电瓶；还差两公里时，前方封路，高架又上不去，他只能步行前往……千重万难下，晚上11点他终于成功送达，一路折腾到家已经是凌晨四五点，匆匆洗漱就睡下了，因为第二天一早又要起床开始接单。

　　200元在配送小哥看来并不是能够衡量善意的标签，也只是既作为女儿又作为母亲的求助女生量力而行的表示，却在网络中发酵成了一场庞大的恶意。

　　200在的失焦下变成了衡量善意的机械标准，即便女生反复解释，以自己目前身负房贷、工作不景气的情况下，200元已经是她能做到的最好，最初报道这件事情的博主也出面帮忙澄清，恶评却依旧喧嚣。因为网络的话语生态中，已经形成了各类大大小小的价值体系，每个人都能找到与自己价值观类似或相同的话语圈进行媾和，利用标签化的手段拓展话语空间，形成暴力的逻辑自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网络喷子”无法得到根除：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在每一次公共事件中都能最完美地契合进主流话语体系，在暴力自洽的逻辑体系下，个人很难被其他人的价值观说服或解构，也许下一秒，正义的使者也会变成网络键盘侠。

　　然而这并不是对网络暴力视而不见的借口。即使角色不断错位又转化，但社会对平台的限制最终都需回归和平，价值观的错位并不必然带来暴力言论的攻击，公序良俗的束缚与个体礼仪的节制使得网络互动不一定需要暴力收场，正如 伊夫林 所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求助女生跳楼后，甚嚣尘上，有博主直接挂出所有攻击过女生和小哥的微博账号，不少网友顺着网线找到了恶意评论的微博主页，不断发送着恶毒的评论与私信。女生的离世没有带来闹剧的结束，却让善意变成了愤怒的战场，只是这场战争，没有硝烟，也没有赢家。

　　这场网暴的结尾仍在继续，例如最初曝光这件事情的博主也因“初期没有控制好评论”受到了不少质疑，跳楼女生的家属也正收集证据准备起诉，而当初那些发表恶意评论“200不值钱”的网民们或销号，或跑路，像几滴水珠般又融回了汪洋大海。

　　无力吗？无力。乔任梁遭网暴离世，寻亲男孩刘学州之死，奥运冠军王璐瑶因赛场失利被网暴……频繁无疾而终的网暴事例让抗争的人们逐渐开始丧失对“除恶扬善”的信任，即使有相关针对网络暴力的法规出台，也无法打消他们的怀疑。毕竟，暴力的行为可以被界定，暴力的出发点与价值观却很难被审判，法只是道德的底线。

　　于是人们只能愤怒，持续愤怒，进而衍生出了“正义的暴力”，这种暴力掩藏在正义感与对自由的反叛下难以觉察，看似是从暴力生存到暴力守护，实则是通过群体的站队与抱团形成了独属于网络暴力的话语，并试图通过“以暴制暴”让个体免于，捍卫自由。正如《观念的水位》作者刘瑜所说，“愤怒之所以令人上瘾，大概是因为愤怒是通向正义感的捷径，人需要存在感，而正义的自我认识是这种“存在感”的要素之一。”

　　无论是最初的恶意评论或是“正义”的以暴制暴，背后蕴含的暴力逻辑都是将网络上的生命话语看作观点的容器而不是人的容器，丢失了对生命文本的敏感性，只是通过相似的关键词完成身份的“站队”。以“正义”的愤怒对抗“恶意”的愤怒，实则只是一种立场对另一种立场的窥探与侵占，无法靠愤怒和道德私刑建立起纯粹理性的文明。

　　到这里，新的无力又油然而生。如果说旧有的愤怒是对无法惩治最初恶意评论导致受害女生跳楼的不满，那么新的无力是得不到“最终解释”的苦闷。吊诡的是，追寻“最终解释”可以不需要以暴力收场，但往往需要暴力作为前提，更何况触及多种道德边界的网络暴力单单用对与错真的能够获得最合理的推论吗？ 于 是在 这般对暴力的循环归因中，网络暴力如同在胶水中费力游动，既无法找到加害者，又无法找到审判者，当人们从道德的圣光向下眺望时，最刺眼的是一地鲜血淋漓。

　　也许是对于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而言，人们先入为主地希望困境与善意都能够被“体面”、“精致”地妥帖处理，而当下的资源缺位与管理失调太过触目惊心，所以看到血迹斑斑的求救者时才会如此难以接受。

　　如果将视角拉得更高，也许是疫情的乌云迟迟不肯散去，被疫情偷走的三年里，安全感变成了如同空中楼阁一般的存在，对的耐心、判准与善意正在一点点被稀释。

　　女生离世后，有网友在微博叹息道，没想到善意也能走的这么不体面。看似同情，实则却是赤裸裸的优越感。求救何时需要与姿态紧密相连，尤其是挣扎求生的呼喊。病人们在医院里接受着治疗，年轻人们试图通过各个平台传递救助消息，老年人们开始学习如何用手机抢菜抢米，这都是好事，这都是挺直腰板的体面。

　　我们呼吁不要以暴制暴，并不是放下所有在正义感中衍生的愤怒，它可以是行动的催化剂之一，但不能是行为的最高音。对于网络暴力，需要抗争，但如果不能愤怒地攻击，至少我们不要再在想象中优越地怜悯，可以去感谢试图在逆境中善意互助的每一双手，感谢送菜小哥不计回报 、日夜兼程地配送，感谢每一个传递与温暖的陌生人。

　　每一次网络暴力事件，都有着无数的非议与争论，也许并不是每一桩都有着大快人心的结局，也许无奈和失望依然无法避免，但每一次、下一次的出现，依旧需要也会有人们去抗争，而方式会越来越妥帖，至少我们可以这么去相信，并多给生命故事一些耐心，保持一份安详的愤怒，毕竟没有谁在雨里，也没有谁不在雨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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