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网暴的成都确诊女孩：失焦与隐私侵犯 案例精选

　　据当地官方通报，仅12月8日0-6时，成都市就新增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1人为郫都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筛查发现，另外2人为太平村居民核酸筛查中发现。接连多地出现新增本土病例，无疑为各地疫情常态化防控提了醒——

　　但事件发生后，网民讨论的焦点却不在疫情上，而是一名年轻的女性确诊者。在确诊病例中有一位20岁的女性赵某，其为前一日确诊的成都市郫都区一对夫妇的孙女。由于赵某的活动轨迹牵涉店、电影院和多家酒吧，很快有网友就给她冠以“转场皇后”这样不怀好意的称呼。

　　不仅如此，没过多久，赵某的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和住址等个人信息被泄露，有人冒用她的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后公布在网上。一时间，网络暴力对着一个20岁的女孩汹涌而来。有人说她没有社会责任感，有人说她不孝顺，有人说她年纪轻轻每天出入酒吧一定不知检点，还有人不断拨打她的电话或是发送信息进行辱骂。

　　逐渐发酵，甚至有网友无辜中枪，被误认为确诊患者。看着自己的照片被各种点评、羞辱，当事人表示非常气愤且无助。

　　而就在昨日，认证为“成都新冠肺炎确诊女孩”的一名网友，通过今日头条对外发声称，自己便是确诊新冠肺炎的那个成都女孩“赵某”。她向成都市民道歉，并表示自己当时并不知道奶奶已确诊，“如果知情我肯定也不会出来”。此外，赵某澄清，自己的工作就是在酒吧负责气氛和营销，发现确诊后她第一时间配合流调工作，把行踪如实上报给防疫部门。

　　该隔离的是病毒而不是对人的基本尊重，该道歉的是网暴施行者而不是无辜的受害人，这场“魔幻”闹剧背后，让人看到了互联网空间治理的乱象。

　　在“成都女孩确诊新冠疫情”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原本的事件中心点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转换。照理说像这种突发卫生公共事件，大众的焦点应该更多集中于疫情防控本身，而不是聚焦于特定人物的私人隐私上。但在这次传播中，大众的关注焦点却发生了明显的偏移，过多集中在女孩的个人信息上，甚至上升到人肉搜索的地步，而这正符合新闻学中的失焦现象。

　　在《突发事件中的失焦现象及其启示》一文中指出，失焦是指由于网络发展，公众知情权、话语权提升，事件中难以被一方主导，使得舆情演变的主体脉络呈现多极化发展，以至于逐渐偏离事件的中心议题。

　　目前中国正处于高风险社会的危机中，大众媒介恰恰很有可能成为风险源。新媒体环境下，贝克所指的风险社会并不局限于现实世界，网络世界同样在其范畴之内。而社会大众心理认知的偏差往往会成为风险源的聚集地，人类的天性在于关注非社会属性的关系，“窥私”即“原始兴趣”的一部分。由此便可以解释为何疫情当头，人们却对于女孩的私人生活表现出了过剩的好奇心。

　　但其实此类事件并不是头一次发生。在2019年3月的埃航坠机事件中，8名遇难中国乘客信息公开，而其中一名遇难的浙江女大学生随后成为众矢之的。其个人信息被网友深挖，因家境、样貌等各方面条件优越，一时间成为网友集中谈论的对象。当得知该女大学生是和自己男朋友相约出国旅游后，网民的非理性评论呼之欲出，对遇难女大学生进行人身攻击，瞬间将其塑造成为一个“死有余辜”的形象，由此发酵，焦点逐渐偏离原本的中心议题，对女孩的家里人来说无疑是造成了不可逆的二次心理伤害。

　　在公共议题中，失焦的现象频繁发生，其实也与我们当下所处的“后时代”特征有关。失焦并不是“后”时代的特有产物，但是“后时代”的确为失焦提供了更适合的“温床”。

　　在“情绪先于理性”的“后”传播语境下，乌合之众带着强烈的情感跟随担任情绪动员大军的社交媒体一同冲进场，开启一波又一波的战斗。有学者曾指出：“中国公共中具有较为明显的情绪化特征，公众的表达动机中夹杂着强烈的怨怼情绪。”在针对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公众往往更加关注自身情绪的宣泄而不是对事实的思考和判断。

　　前段时间，杭州28岁的吴女士（化名）前往小区门口的快递点取快递，但是在等待过程中，被旁边超市的老板郎某用手机偷摄了一个9秒视频。随后，郎某靠着这段9秒视频，伪造聊天记录，编造出“与快递小哥出轨”的故事。随后，郎某还故意将聊天截图上传到有将近三百人的车友群。接二连三的，这件“风流韵事”从小区蔓延至整个杭州乃至全国，使吴女士的名声遭到了极大损害。

　　当吴女士的工作全部停止之后，其悲愤地发出三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要把我捏造成这样？为什么要对我的生活带来这么大的伤害？”遗憾的是，即使已经浮出水面，当的浪潮退去，极端情绪逐渐消散，人们却不会再去关注事件的真实情况，而是转向更为吸引眼球的其他话题，只留下无辜的受害者们独自面对支离破碎的生活。

　　在此次事件中，最开始根据官方披露的消息，大众唯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赵某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一晚上逛了几个酒吧。可就仅此寥寥几句，已经足够不怀好意者以一系列侮辱性的话语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网络讨伐。这其中有部分原因与误会女孩明知有传染疫情的危险仍出入公共场所有关，而更多的污言秽语则是指向对女孩私生活混乱的调侃，即进行了所谓的“羞辱”。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曾言：“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在男权社会的语境下，女性本身就被赋予了过多陈旧的刻板印象，不管是此次的成都女孩事件，还是上文所述的埃航事件、杭州吴女士事件，都可以看到其被网暴的重要原因，是因为被捏造出了一种并不“完美”的大众形象，例如频繁出入娱乐场所、与陌生男性有过多交集、生活自由挥霍等标签，都不符合传统习俗里对完美女性形象的定义。即使她们并没有真的做出什么违反乱纪的事情，也很容易被扣上“生活不检点”“活该受害”等帽子。

　　在互联网出现前，羞辱还只局限在人际关系较紧密的礼俗社会中，互联网普及后，羞辱已经成为针对女性的网络暴力（cyberbullying）的主要手段。

　　回归事件中心，非理智的之所以可以掀起惊涛骇浪，从而摧毁受害者的正常生活，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新媒体环境下人们对于隐私权的漠视以及此类违法行为的低成本性。一些法治意识淡薄者为了满足私欲，随意发布他人的私密信息且不加分辨地进行传播，才使得此类事件最后往往难以收场，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例如在这次事件中，便有人疯传一张声称为赵某本人的朋友圈截图，而最后却被证实图片当事人是另外一个与此事毫无关联的姑娘。

　　而疫情期间，这种事情早就不是第一次了，此前天津也有类似的案例，还出现过多次因为相关人员疏忽，导致患者个人信息被大范围泄露的事件。

　　网暴是种传染病，在网络社会，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它们传染的对象。新华网在发文里给故意传播隐私定性时说道：故意传播患者隐私，就像恶意传播病毒一样可恶！

　　在事件的发酵过程中，主流媒体的引导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瞬息万变的“后”时代，媒体求真求实的责任将更为繁重。面对受到群体极化与强烈情感影响的受众，新闻媒体应始终保持理性，避免充满偏见的情感与立场，减少“后”时代诉诸情感技巧的滥用。

　　8日晚，@央视新闻 发布微博，对此事作出评论：“去除少数恶意成分，这也或多或少折射出人们对疫情出现的焦虑感。转发提醒：现在，不是把注意力过度放在个别病例上的时候，我们应保持平和心态和理性态度，绷紧防疫意识不放松。”对疫情的焦虑不该成为网暴的理由。

　　随后，央视新闻主播海霞在《主播说联播》中也为此事发声，她说道：“我们的敌人是病毒，不是感染病毒的人。战疫要讲科学，科学才能杀毒；战疫也要治，防止‘社会性死亡’需要法治。”这些有力的引导，对于肃清不良风气，弘扬正确社会价值观，维护当事人正当利益有重要作用。

　　此外，要在立法上明确网络暴力、网络隐私权等重要概念与行为，并对构成要素也有一个明确的区分，只有从根源上解决网络不法行为，才能净化我们的网络环境，并对触犯网络暴力的违法行为进行刑事追究，从立法上以最大的“威力”震慑住企图肆意进行网络暴力的人。

　　公安机关提示：公民个人隐私受法律保护，对于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月9日下午，针对此次事件中有网友盗用他人照片伪装成当事人一事，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称，2020年12月7日23时许，王某（男，24岁）将一张内容涉及“成都疫情及赵某某身份信息、活动轨迹”的图片在自己的微博转发，严重侵犯他人隐私，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经公安机关调查，王某对散布泄露赵某某个人隐私的行为供认不讳，并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目前，王某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已被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最后，对于我们每个普通的网民而言，新的媒体环境对网民的信息处理能力会有更高的要求。信息的海量膨胀以及来源的多元化，意味着受众面临空前复杂的信息选择环境，公众要具备更多的选择、判断与辨识的能力，要提高信息生产和分享素养，对自己发布和传播的信息和言论负责。面对一些突发事件，大家要保持理性，在大白前，让多飞一会。

　　不要把对病毒的恐惧转嫁到无辜者身上。在此次的成都确诊女孩遭遇网暴事件中，反映出人们在疫情当下的风险社会中，存在着深深的焦虑感与不安全感，同时也体现了事件背后的诸多网络治理难题，例如失焦、后陷阱、隐私侵犯等，而若想破除这些新型网络危害，需要来自政府、主流媒体，乃至我们每个网民个人的协力合作，才能肃清网络风气，营造真正天朗气清的互联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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