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几篇新闻作品
在早年的业余写作中,我曾经发表过几百篇新闻作品。这里说的最初的几篇新闻作品,是指在村小学教书时写的上十篇新闻稿。
我们村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偏远、闭塞地方,而我又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整天不是在学校就是回家,基本上是足不出户,没有什么社会交往,也不爱打听外边的事情。因此,很少能掌握什么新闻线索,能写的东西很有限,局限于村里的小范围、小事情。从1990年春到1994年春离开学校进入乡政府这四年间,一共发了11篇新闻作品,且大部分都很简短。这11篇中,消息、通讯8篇,反映问题和群众呼声的“读者来信”一类的3篇。发在《湖北农民报》上的2篇,发在《武昌报》上的9篇。
从时间分布来看,1990年2篇,分别是《为科技兴农献青春》、《雷击变压器月余无人修理,村民焦急》;1991年1篇,标题是《村校联姻,共建文明--张塘农民文体活动有声有色》;1992年1篇,标题是《龙泉山风景区食宿条件亟待改善》;1993年1篇,标题是《爱的奉献》;1994年元至二月份,即我在村小学的最后两个月,也就是去乡政府前的这两个月稍微多一点。因为这时乡里已经有意向让我去乡政府从事文字工作,我需要多发表一点新闻,强化一下乡领导的印象,所以写得多一点,一共发了6篇。
第一篇新闻作品《为科技兴农献青春》发表在1990年2月2日的武昌报上。这篇作品其实是自己写自己的,署名用的是发小海军的名字,主要内容就是叙述我如何刻苦学习、钻研农业实用技术,如何为乡邻们服务等等。这篇作品的动机,我在前面《发表的第一篇新闻作品》中已经说过,这里不再详述。它只是我科技兴农理想的抒发和表达,是我实现理想的特殊形式,当不得真。
这年6月份,我们湾子的变压器被雷电击坏,由于湾里没钱支付维修费用,一直拖着没有维修,给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不便。7月初,我把这个情况写成一篇报道《雷击变压器月余无人修理,村民焦急》,在7月21日的《武昌报》上刊发了出来。
1991年的那一篇《村校联姻,共建文明--张塘农民文体活动有声有色》,写的是村支部与村小学共同建设篮球场、乒乓球室、阅览室等文体场所、设施,引导群众积极向上的事情,发在1991年2月3日的《武昌报》上。
1992年的那篇《龙泉山风景区食宿条件亟待改善》的“读者来信”,是我暑假去本县龙泉山风景区旅游时的感受。从1981年起,龙泉山就被辟为武汉市的一处风景区。我在一些资料上看到介绍后,想到这个风景区在本县范围内,路程不远,可以去看看。于是,当年暑假就只身一人跑去看个究竟。那时景区里面建成和开放的景点不多,交通、生活等配套很不完善,特别是景区里面没有住宿的地方。虽说是本县之内,但因为交通不便,我当天下午才到达景区,参观完后已经无法回家,只能步行两公里走出风景区,到路边乘坐班车去几公里之外的龙泉乡集镇住旅社,第二天才能转车回家。我把这些情况写成一封读者来信,发在9月27日的《武昌报》上。
1993年五六月份,乡教办在乡政府大礼堂举办了一场全乡师德师风报告会。我听了本乡瓦窑村小学一名青年女教师的事迹报告后,写了一篇小通讯《爱的奉献》,记述的是她爱岗敬业、倾情关爱学生的事情。这篇报道发在7月8日的《湖北农民报》上。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她确切的名字是哪两个字,只是根据主持人的介绍自己猜测的,文中的事例也不一定是她报告中说的那些事,是我根据典型化的要求过估写的。文章发表后,她来到我所在的小学,对我表示谢意,我也没问过她的名字到底是哪两个字。1994年我到乡政府后,有一次,同事陈汉华约我一起去舒安中学他的一个同学王光钊家,我才发现她是王光钊的妻子。再后来,我跟在乡自来水厂工作的老袁成为好朋友,又知道她是老袁的外甥女。几年后,我还跟老袁一起去她家吃过一次饭。但我始终没有问过她的名字,所以至今都不知道她确切的名字到底是哪两个字。
像这样稀稀拉拉、零零星星的几篇简短的新闻报道,当然不可能引起乡里领导的注意(之前写稿也没有这个念头)。1993年,我连续在《湖北农民报》发了上十篇文学作品之后,乡里才注意到有这么一个人。那时,乡里正想找一个人到党办从事文字工作。看到我经常在《湖北农民报》上发稿,就有了把我抽到乡里去的意向。那年年底,、乡长以及其他相关领导,先后到我所在的单位进行考察,初步确定了下来。为了证明自己,也为了强化乡里领导的印象,在1994年初的两个月,我就有意识地关注和挖掘新闻,争取尽量多写几篇新闻稿。
我们湾子离村小学几百米远,中间原来是一条土路,下雨、下雪时,中间低洼地段积水很深,泥泞不堪,学生、行人只能打赤脚行走。在村小学牵头下,湾子的人自发筹资、出劳,于1993年底将它建成了一条碎石路。道路完工后,我就写了《张塘村民自发为孩子们修路》这篇报道,发在1994年1月8日的《武昌报》上。
受我们湾子的影响,村里两个湾子也开始自发修路。于是,我又趁热打铁,写下了《张塘村掀起修路热》这条新闻,发在1月29日的《武昌报》上。为了体现是自发修路,这篇稿子的最后一句是“在乡政府未出一分钱的情况下,修成了通往各组的公路”。后来乡里领导到学校考察我时,还提到这句话,责怪我不该这么写,说这样写,就显得乡里对群众修路没有任何支持。
元月中旬,乡带着考察我的目的,来到我们学校,同我见了一面,说了一些勉励的话。事后,我把这件事写成一篇短文《鼓励我写稿》,发在2月2日的《湖北农民报》上。这篇短文发表后,产生了一定的反响,监利县人民大垸农场的读者朱述照写了一篇《我们欢迎这样的领导》的读后感,也在《湖北农民报》上刊发了出来。
随后,我又针对我们这一带班车班次太少,群众出门不方便的实际,写了《南线乘客盼公汽》这篇读者来信,呼吁有关部门予以关注,发在2月2日的《武昌报》上。
最后两篇是我还在学校时写成,到我去了乡政府后才刊登出来的。其中一篇小通讯《学得一门技术,造福一方群众--张塘村农技员陈汉泉小记》,发在3月5日的《武昌报》上。这篇报道记述的是我的大哥在当地探索、推广地膜覆盖技术,提高作物产量和群众收入的事迹。另外一篇《处处做群众的表率》,间隔的时间更长。这篇稿子写的是时任村支书骆昌武的事迹。骆昌武是我们湾子的女婿,按辈分我喊他昌武哥。他那时是县代表。有一天晚上,他来到学校找到我说,县要他提交一份他个人的典型材料,让我帮他写一下。我按他的要求,当晚就写好,第二天交给了他。估计县后来把这份材料给了《武昌报》,过了几个月后,在7月9日的《武昌报》上,我看见了这篇报道。
就这样,我在村小学的最后两个月时间里,在《武昌报》和《湖北农民报》上发了6篇新闻稿,对乡里最终决定抽调我去乡政府的决策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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