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两案例入选！最高法、最高检、、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依法从严打击证券犯罪典型案例

　　9月9日，最高检联合最高法、、中国证监会召开“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犯罪 为资本市场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发布5起依法从严打击证券犯罪典型案例，我院办理的姜某君、柳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鲜某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操纵证券市场案2起案件入选。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中国证监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监管局，上海、深圳专员办，稽查总队：

　　2021年3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厅字[2021]5号），（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典型案件查处的警示教育作用，向市场传递零容忍明确信号，推动形成崇法守信的良好资本市场生态。为进一步提高办案工作能力和执法司法水平，维护资本市场秩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选编了“马某田等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操纵证券市场案”等5件证券犯罪典型案例，现印发给你们，供办案时参考借鉴。

　　各级执法司法部门要坚决落实《意见》精神，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协作配合，通过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为建设良好资本市场生态提供保障。

　　——私募基金从业人员伙同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利用金融机构的未公开信息实施趋同交易的，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

　　被告人姜某君，系上海云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某公司”，该公司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实际控制人；被告人柳某，系泰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某公司”，该公司为公募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姜某君与柳某系好友。

　　2010年12月至2011年3月，姜某君设立云某公司及“云某一期”私募基金，并通过私募基金从事证券交易。2009年4月至2015年1月，柳某管理泰某公司发行的泰某蓝筹精选股票型基金（以下简称“泰某蓝筹基金”），负责该基金的运营和投资决策。

　　2009年4月至2013年2月，姜某君频繁与柳某交流股票投资信息。柳某明知姜某君经营股票投资业务，仍将利用职务便利获取的泰某蓝筹基金交易股票的未公开信息泄露给姜某君，或使用泰某蓝筹基金的资金买卖姜某君推荐的股票；姜某君利用上述未公开信息，使用所控制的证券账户进行趋同交易。上述时间段内，姜某君控制的“杨某芳”“金某”“叶某”三个个人证券账户及“云某一期”私募基金证券账户与泰某蓝筹基金账户趋同买入且趋同卖出股票76只，趋同买入金额7.99亿元，趋同卖出金额6.08亿元，获利4619万元。

　　经中国证监会上海专员办立案调查，中国证监会于2016年10月18日将姜某君、柳某涉嫌刑事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经交办，上海市公安局侦查终结后以姜某君、柳某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移送起诉。

　　行政调查发现，柳某与“杨某芳”等三个涉案个人账户有实质性关联。在侦查和审查起诉过程中，柳某供认将公募基金投研信息泄露给姜某君，并使用姜某君的投资建议进行公募基金投资。姜某君辩称，系柳某主动向其咨询个股信息其给予投资建议，没有利用柳某因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其从事股票投资均基于自己的专业分析研判。针对姜某君的辩解，经补充侦查，姜某君与柳某的通话记录以及电子证据等客观性证据能够证明姜某君进行相关证券交易系主要凭借柳某提供的基金决策信息。2018年3月27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姜某君、柳某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依法提起公诉。

　　2019年6月14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姜某君、柳某均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判处姜某君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万元；判处柳某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二十万元。姜某君、柳某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终审判决，认定起诉指控及一审判决的罪名成立，但鉴于在二审阶段，姜某君、柳某分别退缴部分违法所得，姜某君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改判姜某君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改判柳某有期徒刑四年，维持原判罚金刑。

　　1. 私募基金从业人员可以成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共犯，私募基金账户趋同交易金额和获利金额应计入交易成交额和违法所得数额。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犯罪主体是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规定，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属于金融机构，公募基金从业人员与私募基金从业人员共同利用公募基金从业人员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从事相关证券、期货交易活动的，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共同犯罪。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为严重破坏证券市场的公平交易秩序，其社会危害性以及对证券市场秩序的侵害程度，应当以所有趋同交易的成交数额和违法所得数额来衡量，即不仅包括实际利益归属于被告人的相关账户趋同交易数额，也包括实际利益归属于特定投资人的私募基金账户趋同交易数额。

　　2. 全面把握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犯罪的特点和证明标准，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为具有专业、隐蔽的特征，行为人也具有智商高、脱罪能力强的特点，常以自身金融专业判断等理由进行辩解，侦查取证和指控证明的难度较大。行政调查和司法办案中，应当全面把握本罪的特点和证明方法，准确认定犯罪事实，防止打击不力。工作中一般应当注意以下问题：一是重点调取、对比审查客观证据，如未公开信息所涉证券（期货）品种、交易时间记录与涉案的相应品种、记录等，以对比证明交易的趋同性；行为人的职务权限、行为信息等，以证明交易信息的来源；二是在证明方法上，本罪的构成要件和隐蔽实施的行为特点决定，能够证明行为人知悉未公开信息并实施了趋同交易的，就认为行为人“利用”了未公开信息，至于该未公开信息是否系行为人决定交易的唯一信息，即行为人是否同时使用了“自身研究成果”，不影响本罪的认定。

　　3. 金融从业人员要依法履行保密、忠实义务。基金、银行、保险、券商等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掌握、知悉大量投资决策、交易动向、资金变化等未公开信息，应当严格依照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保密、忠实义务，无论主动被动均不得向第三人透露相关未公开信息，不得直接或变相利用未公开信息谋取利益。触碰、逾越上述界限，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将会受到法律的惩治。

　　被告人鲜某，系匹某匹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匹某匹公司”）董事长、荆门汉某置业公司（以下简称“汉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匹某匹公司前身为上海多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某公司”），汉某公司为多某公司、匹某匹公司的并表子公司。

　　2013年7月至2015年2月，鲜某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利用职务便利，采用伪造工程分包商签名、制作虚假资金支付审批表等手段，以支付工程款和往来款的名义，将汉某公司资金累计1.2亿元划入其控制的多个公司和个人账户内使用，其中有2360万元至案发未归还。

　　2015年4月9日，鲜某决定向原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现已改为“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文仍简称“市工商局”）提出将多某公司更名为匹某匹公司的申请。2015年4月17日，获得市工商局核发的《企业名称变更预先核准通知书》。2015年5月11日，多某公司对外发布《关于公司名称变更的公告》《关于获得控股股东某网站域名特别授权的公告》，公告称基于业务转型的需要，为使公司名称能够体现主营业务，拟将名称变更为匹某匹公司，通过本次授权可以使公司在互联网金融行业获得领先竞争优势。以上公告内容具有诱导性、误导性。2015年6月2日，多某公司正式更名为匹某匹公司。更名后，匹某匹公司并未开展P2P业务，也未开展除了配资以外的金融业务，且配资业务在公司更名之前已经开展。上述公司更名过程中，鲜某控制了多某公司信息的生成以及信息披露的内容，刻意延迟向市场发布更名公告。同时，鲜某于2015年4月30日至5月11日，通过其控制的多个公司账户、个人账户和信托账户买入多某公司股票2520万股，买入金额2.86亿元。2015年5月11日，多某公司有关名称变更的公告发布后，股票连续涨停，涨幅达77.37%。

　　经上海证监局立案调查，中国证监会于2017年3月30日对鲜某作出罚款34.7亿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和终身市场禁入决定，并将鲜某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经交办，上海市公安局侦查终结后分别以鲜某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操纵证券市场罪移送起诉。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经审查，于2018年2月22日以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对鲜某提起公诉，5月2日对鲜某操纵证券市场犯罪补充起诉。

　　2019年9月17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鲜某犯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操纵证券市场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一百八十万元。鲜某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20年12月21日作出终审判决，鉴于鲜某在二审阶段自愿认罪认罚并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五百万元，对主刑作了改判，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维持原判罚金刑。

　　1. 准确把握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违背忠实义务，将上市公司利益向个人或其他单位输送的实质。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犯罪的手段多种多样，如与关联公司不正当交易、伪造支付名目、违规担保、无偿提供资金等，并且多采用复杂的资金流转、股权控制方式掩饰违法行为，究其实质，均系违背对上市公司的忠实义务、输送公司利益。本案中，汉某公司系上市公司的并表子公司，鲜某将汉某公司资金转入个人控制账户，相比直接转移上市公司资金隐蔽性更强，由于相关财务数据计入上市公司，最终仍然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办案中，应当透过合同、资金流转、股权关系等表象，准确认识行为实质，依法追究责任。

　　2. 在信息型操纵证券案件中，应当结合当事人控制信息的手段、对证券交易价格、交易量的影响、情节严重程度等认定是否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犯罪。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利用其特殊地位，迎合市场热点，控制信息的生成或信息披露的内容、时点、节奏，进行误导性披露，是信息型操纵证券犯罪的重要手段。其本质是行为人通过控制公开披露的信息，误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扭曲证券价格正常形成机制，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该类信息型操纵属于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七项（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前的第四项）规定的“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行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2010年规定第三十九条第六项、2022年规定第三十四条第六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项）对此均作了列举规定。办案中需要注意，信息型操纵与交易型操纵认定“情节严重”的标准不同，前者主要以证券交易成交额、违法所得数额来判断，而后者主要以持股占比、成交量占比来判断。

　　3. 坚持依法从严惩治，加大违法犯罪成本，遏制资本市场的违法犯罪行为。为维护资本市场秩序、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要求依法严厉查处证券违法犯罪案件，加强诚信约束惩戒，强化震慑效应。本案系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对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挑战法律底线、屡次实施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彻查严处的标杆案件。根据鲜某违法犯罪行为性质、情节、违法所得数额等，行政处罚顶格处以违法所得5倍罚金、终身市场禁入；刑事处罚依法认定构成数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追缴违法所得。通过全方位的从重追责，加大资本市场违法成本，震慑违法犯罪活动，营造崇法守信的市场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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