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动互联网设置(中国移动互联网设置怎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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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5月11日在上海第六届精神分析大会上，我在一个小论坛的发言稿。
我发言前一晚住闺蜜家，聊至兴奋彻夜未睡。发言当天下午困得快哭了，幸而见到会场很多老朋友，很开心。会后有听众来问我问题，我已经非常恍惚。
我在整理文稿的时候，把题目定为：简单心理真正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同事说太惊悚，遂改得更温和。但内容的确是最近两年之思考，不尽成熟，也不完全。
当天论坛给我的时间是30分钟，只讲完讲稿的前两部分。现把全文放出来，很长，需要很多耐心才读得下去。
互联网下精神动力学心理咨询设置和伦理议题讨论
二月份我收到大会的邀请，很高兴，但也一直忐忑不安。我打算把这次当作一个整理思考的机会。
我自己一直在学习精神分析，我个人从中获益甚多。而这几年来，在做简单心理的过程中，我们受到很多的支持，很多业内的朋友给我们很多中肯的建议；我们也收到一些质疑。
我今天想尝试从更宏观的视角上，来和大家讨论一下，究竟这其中的动力是什么；而简单心理这个模式，真正在遭遇的、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话题有点大，我现在还不能驾驭得了，但是我很想借这个机会表达出来，算是抛砖引玉，很期待未来听到更多同道的声音和思考。
在互联网发展和影响中，如何保留精神动力学设置？
咨询动力在互联网的设置中如何呈现？
在2014年我们开始做简单心理的时候，正赶上中国移动互联网和微信的崛起，移动互联网的生态正在建立和形成。我做过一些简单的研究，看了看各个国家地区精神心理健康行业的发展究竟是如何进行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比如美国的心理健康发展极大程度上被保险制度的崛起所影响，直至影响DSM诊断标准如何建立、影响如今美国心理咨询学科教育中教什么（包括精神分析在学历教育中的日渐式微），它从某种程度上塑造了美国的行业形态；而比如香港地区，则是以大基数的社工群体来服务整个社会，我们合作的香港心理咨询师，在面对和处理个案上，也有极强的社工思维；台湾地区是发展相对均衡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他们很扎实地发展了从教育、公立、私立的服务兼在。他们相对保守，也扎实。
我自己的观察是，各个地区的精神健康服务体系的搭建和发展，都极大程度上受到这个国家或地区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反观我们有什么呢？而我们大陆心理健康发展，是从一无所有开始的。而我们的发展，伴随的时代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微信和社交媒体的崛起。
所以基本上在我们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就有了飞机。我们现在在一边学走路，一边学飞行。我们百花齐放，集体的超我非常担忧。担心出大乱子。这是大的背景。而目前这个阶段各处的心理治疗都在发生变化。台湾有一些学者在呼吁学界更接受互联网；美国的保险制度带来的、对于精神分析发展的打压，也在改变其中的权力结构。我们也在变化。
但变化总是不讨人喜欢的。所有人都讨厌变化。不管你所在的位置多么地糟糕，人们是不愿意变化的。这个在座的精神分析师应该都深有体会。
我从2014年开始做简单心理的时候讲起吧。我当时觉得我作为一个咨询师，有很多实际执业面对的困难无处解决。包括公众对于专业的认可、行政工作、法务、税务、专业成长体系等等，基本私人执业就等于裸奔。
我觉得互联网工具能够在不改变心理咨询的本质下，解决这些问题。出于无知者无畏的心态，我也觉得如果遇到进一步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都是可以通过努力，和众人的力量一起来解决的。
所以简单心理上线的第一版系统，我们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和最早上线的一批心理咨询师一起把其中相关的环节一个一个打磨了一遍。
精神分析是对设置要求最多的，也是最挑剔的。我们做什么都会有人出来说，这个影响设置、这个影响动力。我们是以精分和动力取向咨询师意见为标准，用了我们能够思考到的、最严格的方式，来设计了整个咨询系统，来尽量满足动力学咨询师的需求。
因为我们觉得如果能够满足他们，基本其他流派的咨询师使用起来就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收费这个设置，精神分析师对于一些个案要按月发送账单，因为需要出让一些信任感给来访者，这个设置的一部分也能够成为咨询材料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支付这个系统上，加了按月支付的功能。
这个功能上线之后，过了几天有一个咨询师来找我们说，能不能不让来访者收到提醒，因为他半夜三点给来访者建立的预约，来访者隔周来咨询室问他你是不是有心事，半夜不睡觉？
当然这些都能成为咨询材料来工作。但我们后来还是把这个提醒去掉了，让咨询师默默建账单。
我们在设计这个系统的时候，遇到很多类似的问题，很细节也需要大量权衡：比如正在咨询的来访者是否能够看到咨询师开放的其他时间、是否能看到评价等等细节。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当传统的邮件、电话、私人预约变成手机中的一个系统的时候，它该长什么样子？原本形态中的动力呈现，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
当然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有的咨询师认为只要有第三方的存在，就会对咨访关系带来影响。我一直以来都认为这样的质疑中，包含了咨询师和来访者二元融合的幻想。心理咨询本来是生活的一个对照隐喻，生活非真空中进行，咨询更难逃例外。
那回到这个问题上，互联网系统它能不能完全还原精神分析最本真的设置？我觉得90%的情况下都是可以的，技术都可以做到。只是如同我以上举例一样，设置仍是在的，但是大家讨论的材料变化了。你的治疗材料，从你房间的门把手坏了，变成了你的zoom信号不稳定，预约页面刷新有问题。
当然剩下10%，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100多年前工业革命发展后期发展出精神分析，在现代文化、经济、甚至人与人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它是否可以经过学术的讨论，有一些变化？
中国互联网中商业化、互联网、和咨访关系之间的作用，对于实际发生的心理咨询中，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近几年但凡在网上有人批评我们的时候多半是：商业化、简单心理背后的资本大佬、简单心理将如何彻底地改变中国心理咨询行业等等。
乍一听非常刺耳，我和团队觉得非常委屈，感觉我们努力捍卫的、争取的、在一无所有之上，日夜努力建构的都被误解和贬低了；但同时简单心理以及其他的互联网平台，或者咨询机构，的确都是以商业化运作为基础而进行的。
那我想我们不如从更建构的角度来讨论：如果放下评判，不讨论是非，就从动力学的视角下，我想讨论一下：
1）这其中商业化、互联网平台对于中国的心理咨询，每个小节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心理咨询师、平台对此应有怎样的觉察？
2）为什么大家会对我们投射这样偏执的感受，以我们为代表的心理咨询互联网平台身上为什么有这个效价？
我们每天在处理日常的预约工作、投诉处理中，有很多复杂的地方。今天时间不多，我就分享三点：
1. 简单心理平台变成了咨询关系中可以投射的一个客体。
因为简单心理平台最早的用户中有一些是我个人的关注者。我记得有一个用户对咨询感到很失望，就对咨询师说，你不理解我，我要去北京找简里里。
这时候我们被投射成了权威、好客体。当然也只是治疗材料的一部分。
有时候呢，来访者把我们投射成坏客体。认为我们是个商业机构、一定是在剥削咨询师。就可能在咨询中用各种方式向咨询师来表达：平台是坏的，我和你是好的。甚至有时候我们在和来访者协调一些行政安排的时候，来访者对咨询师有极强的保护欲/状告欲。
当然这也是治疗材料的一部分。
你能看到简单心理作为一个平台，是动力学咨询设置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其中其实是一个重要的治疗材料。其中：咨询师如何理解来访者对于平台的移情、对于咨询关系的移情；以及咨询师自己对于平台的移情（投射）是怎样的，是否有所觉察；平台作为第三方，如何理解和处理来访者的反馈、投诉、疑问，设置规则，这些都是重要的，都对于每一个发生的小节中产生影响。
当然传统各位咨询师在线下机构工作、在医院、学校工作，或者完全个人执业，这些第三方都会成为客体。只是简单心理作为一个互联网平台，它有自己的一些特质。它更公开、更透明、对比传统机构与来访者之间 vs 简单心理与用户之间的关系，更具有公共属性。
这其中来访者、咨询师、互联网平台这三方之间，彼此相互是怎样的客体关系、分别被投射成为怎样的客体，动力学的咨询师在其中都要对此有清楚的觉察；而平台本身也要对于和咨询师的合作关系、监管机制等有清晰的设置，在处理日常细节的时候，也对于这期间的动力有觉察；才能尽可能地保护咨询关系。
2. 商业化 vs 伦理：它带来怎样的影响？
商业化这三个字，在中国被投射的基本都是坏客体。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文化因素在，我们总说无商不奸啊、钱和道德是对立的等等。而与之相对应的两个字呢，就是伦理。伦理被投射成一个非常理想化的客体，感觉伦理是无所不能，当我们要表达某种强烈的情感的时候，尤其是非黑即白的情感的时候，我们就说：它商业化、它不伦理。
当然不止平台被批评的时候会被这样指责，当来访者对咨询关系不满意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将这部分坏客体投射在咨询师身上，说：你根本不关心我，你就只是为了赚钱。做临床工作比较多的咨询师，大多都遇到过这样的指责，想必大家也都熟悉。
这些视角是分裂的。在这些分裂的视角里面，很难有讨论的空间。其实伦理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这个行业，以及其中各方的福祉。而每一个伦理困境都是值得讨论的，除了一些极端情形外，没有绝对的对错，大多数时候，遇到具体情形，都是有很多层面要去反复讨论的。
我在这里举两个最近发生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比如说最近网上声音比较大的一个个案。是从简单心理平台发生的，这个咨询师和来访者发展了咨询外的双重关系，我们在评估和处理这个投诉的时候：
一方面希望从咨询的系统层面来看这个事情：是咨询师的能力不足致使做了踩线的问题？还是咨询师有恶意？是咨询师的督导出了问题？咨询师是否具有咨询胜任力？在此是否有反思能力？咨询师有没有可能是咨询动力、督导动力中的替罪羊？
一方面我们从现实执行层面来考虑这个问题：如何保护来访者？如果我们对这个咨询师的能力有担忧，是否需要通知他正在进行的其他来访者？如何保障其他来访者的权益？如果这个咨询师是有一定咨询能力的，是否会增加一些和该咨询师咨询的很顺利的来访者的创伤？
还有一个方面，我们从更现实层面上来讲：我们作为一个商业机构，是否允许这个咨询师继续从我们这里执业？如果执行公示，公示到哪个地步，是能够保护来访者、也保护咨询师成长的？ 我们如何面对公众对一个商业机构的理想化的期待？如何面对咨询师对我们一方面应该更保护咨询师成长、另一方面也希望建立明确规则的期待？
再举个正在发生的例子：
我们最近有一个咨询师身患重病不能继续接待来访者。但由于事发突然且情况不明，使得我们在对她的来访者进行转介的时候，在很多细节上非常激烈地讨论了很久：
在家属未公开消息、我们未获得官方授权之前；
来访者对于咨询师的隐私是否有知情权？知情到哪一步？
在不同阶段的联络中，对于一些未主动询问的来访者，我们是否主动告知来访者可能随时变化的真实的、不确定的情况？是否会引发不必要的创伤？
我们对于来访者的转介中，我们做到哪一步是多了? 哪一步是少了？
对于接手的咨询师，他们在进入工作前，需要知道多少信息；我们如何保障新的咨询师和转介的来访者知情统一？
以上这些问题都不能以非黑即白的方式去看待和讨论，而我们每天遇见的case中，每一个细节都应当被反复地讨论。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总有人的利益或感受在其中被折损。
而在这些情形之下，才是伦理意义、伦理讨论的价值所在。
以上这些对于伦理的理解，其实大家在上课的时候都学习过，道理也很简单，相信在座每一位遇到具体的情形的时候，都会用心智去思考它。那为什么每次伦理都以一个激烈的、非黑即白的方式出现，变成某种争论的工具呢？
我自己是这么理解的，之所以网上空间中大家有不少相对分裂非黑即白的讨论，举起伦理大棒就挥，其实这其中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是：
精神分析的核心态度和中国人赋予商业化的意义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或者说以精神分析、动力学取向为代表的心理咨询，它一个核心是对于不确定和失望的抱持和探索，而在一个强有力的设置之下，其中无论经历怎样的体验（我们在这里去除极端化的情况），这些体验本身是治疗进行的材料。
伦理本身也是一样的。它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带着最大的善意，努力在各种局限和不完美的情况下，在现实中找到努力找到一条最小化伤害的带路，然后一起去面对它所带来的结果或者代价。它是抱持、探索和不完美的。
而人们对于商业的预期，是极端理想化，也极端贬低的。当公众感到对于咨询失望的时候，或者咨询师失望的时候，公众会希望一个商业公司负全责，当然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公众花钱买了一个商品，我对它失望，它没有满足我的预期，所以我要你负责。你应该负责。
而当这个商品是心理咨询的时候，人们对于一个商品的预期是理想化的。在其中会抹杀掉一定对于失望、不确定的抱持和探索空间。
我觉得这才是以精神分析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心理咨询行业，当它被使用商业化运作的时候，本质上、核心的冲突。
文化中数千年来对于商业的贬低，商业本质上对于商品的理想化设置，这个注定使我们作为一个商业机构，在一个文化层面上，维持一个精神分析中对于抱持设置、抱持失望、无力感等等的投射的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在其中非常艰难地在找平衡的方式。我们做一个运营的机构，尽可能地保持精神分析的态度，不可避免要面对公众对我们的失望，这是一个代价。
在这之上，我一直说简单心理这个模式，在现阶段的中国是有作用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会变化，也必须变化。当我们的社会没有发展出一个成熟的权威、没有发展出一个成熟的、有公信力、多数人认可的体系或标准，我们作为商业机构（不止我们，所有的商业机构）就不可避免地要去承担这其中本来不属于我们的责任。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替罪羊。
这是最真实的困境。
而在其中工作的咨询师，对于这其中的动力应有所觉察和了解，也清楚自己对此的感受、选择的位置，以及觉察其对于自己工作的影响。
3. 最后我再讲一个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身份认同的困境。它对于每一个心理咨询小节的发生都带来影响。
前两周我去录个节目。主持人就问我，说怎么知道一个咨询师专不专业啊。我说你看他有没有接受过比较系统的训练。那他就问什么是系统的训练？什么是督导？等等等等。我一下子给他解释了半个小时，他就觉得确认这件事情太难了啊。
但其实你想，如果你去找个医生，你不会问医生，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你导师是谁，你修过多少学分。医生不需要向你解释这些。
所以这有一个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
咱们的心理咨询师没有人认可嘛。所以论战一直存在。从学院派、江湖派这种略带分裂的描述方式，到谁是专业的？谁是正统的？哪个课程是专业的？哪个机构是正统的？
再到我个人学习到什么地步，有什么学历背景、我接受了谁的督导、我的个人分析要做多少次？我属于谁的领地，才能被认可？
所以咨询师都热爱参加培训，都有学习型人格障碍。因为怎么学都不够嘛。争论一直存在。所有的争论都关乎于：你好不好、你专业不专业、你怎么证明你专业？所以所有人都怕，怕被指责不专业、怕被指责不伦理。
我以前觉得这是我们国内的发展阶段，但后来一想，从我们的老鼻祖弗洛伊德开始，围绕弗洛伊德的论战就始终未曾消停。我读弗洛伊德1916年-1917年的公开讲座文集的时候，你能看到他有非常强烈的个人情绪，在对抗反对他的声音。
精神分析才100多年的历史，整个心理咨询行业是从此衍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整个行业都在试图确认我们这个学科是否能够生存下来？它是否能够长久？我们很爱她，但从现实层面上来看，她就是还处在初期一个阶段：它要向世界证明自己有存在的价值。
那这个大背景和动力，会一直影响到每一个咨询师、每一个咨询小节：
比如，有时候来访者会挑战咨询师，你专业行不行。我们也常接到来访者的问询，说我只想让你们给我解释一下、判断一下，这个咨询师这么做，他的专业有问题吗？
在相对成熟的行业地区，咨询师是有一定的保护的。来访者和咨询师在咨询室中讨论的幻想层面，对于咨询的失望感、投射给咨询师的无能感，它是有外在现实维持框架的，它能使得咨询师和来访者有能力和空间在幻想层面上继续工作。
但是在国内，咨询师在面对的是，一方面内在对于自我职业身份认同的焦虑感，同时外在并没有强有力的现实框架。这在咨询中是要被消化的，而我觉得目前从行业协会、平台机构、咨询师群体或者个体、到进入咨询的来访者，我们每一方都在代谢和消化、面对这个系统性动力所带来的具体影响。有时候也不免成为替罪羊和牺牲品。
最后，我们目之所及之处，整个社会对于心理咨询的接纳度更高，同时我们面临的挑战、需要反思的部分也非常得多，且复杂。
必须要说，面对这些问题会体验到很多无力感和痛苦感，但这个时候，尤其需要我们花一些心智来思考我们面对的问题（慎偏执分裂：）。希望我们少打嘴炮，多做实事，多做一点是一点。也非常欢迎各位同行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啊你居然看到了最后
么么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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