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新启蒙与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陆定一1943年发表的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我初次读到是在三十年前（1973年），后来反复看过多遍，相当熟悉，当时认为这是解放前党报理论中最有学术色彩的文章。那时陆定一已被打成“黑帮分子”多年了，在“”后期的背景下，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法西斯主义新闻学的批判，不由地使人想到当时“”（当时还不知道这个说法）的新闻学观点，二者太相像了！因而，那时对他心存一种好感。“”结束，陆定一获得平反，他本人多次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党的领袖和党历史上存在的若干问题，再次赢得社会对他的敬重。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新闻学界曾集中谈到陆定一这篇旧作，主要围绕着他提出的新闻定义，该文的其他部分说了些什么，基本被人们忽略。1989年初，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我初次分析了该文的时代背景，对文章谈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批判性（学术意义）的分析。[1]现在又过去了十四年，再回过头来看，有可能更清晰地理出一些思绪。
在具体地分析这篇历史文献时，需要回顾一下文章发表前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首要的，当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自由等等新鲜的理论打破了“孔孟之道”统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当时的新包含马列主义，但马列主义尚不是其主体，非马列主义的（后来被概括为“资产阶级”的）西方启蒙学说居主导地位。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是以资产阶级思想“启”传统思想和主义之“蒙”。当日本侵略者深入中国腹地、救亡成为时代的主题时，原有的体系庞杂的启蒙思想难以成为动员群众的有力武器，救亡推动了新的启蒙。于是，上个世纪30年代出现了以普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为特征的新启蒙运动。这是以无产阶级的新哲学、新思想“启”旧的资产阶级思想所加于人民之“蒙”。
国际资本主义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而社会主义的苏联则提前完成“五年计划”，走人的道路，成为世界不少地方的知识界倡导的新方向，当时社会主义和主义成为一种强劲的新。中国在遭受日本侵略的情况下，自然很容易接受这种更新的，因为它具有明显的动员和激励的特征。
新启蒙运动开始于30年代，据李慎之考证[2]，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陈伯达。他在1936年的《读书生活》第9期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紧接着艾思奇在10月份的《生活》周刊发表响应文章《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现在必须开展“以爱国主义为直接的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1937年，党员张友渔和一些接近党的文化人在北平发起了“新启蒙运动”，成立启蒙学社。所谓新启蒙运动，即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来动员人民投身于反对日寇及其追随者的斗争中，其主要内容，便是唯物论和阶级斗争学说。那时国统区的新闻出版界对于推动新启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从沦陷区和国统区投奔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自愿接受这种启蒙。
就在提出新启蒙那一年，张友渔出版了他的《新闻之理论与现象》一书。这是他在北平成舍我的“世界”系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在成氏主办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讲课稿的汇编，以阶级斗争学说阐述对新闻的认识，这对于五四以来传播的一般性的新闻知识来说，是一种崭新的、激动人心的观点。特别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特殊的救亡环境中，阶级分析的方法很容易被青年人接受。可以说，新闻学理论中注入马列主义，是新启蒙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张友渔指出：“社会本身既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因而成为社会的一现象的新闻，也不能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故所谓新闻，不外是阶级对立的人类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即压迫阶级，用新闻维持他的支配地位，被压迫阶级，用新闻反抗压迫阶级，还有同一阶级，在分解过程中有时也用新闻相互攻击。”[3]他构造了一整套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关于报纸与、关系的新理论，以及新闻与阶级斗争关系的新理论。
新启蒙运动使得马列主义以文化研究的名义得到了强劲的传播，在中国文化领域的地位越来越高。关于这一运动的特点，研究者概括道：“新启蒙以唯物一元论、辩证唯物论为其哲学底蕴就决定了在终极目标上，它要求达到社会运动的根本解决。”[4]
思想的形成与新启蒙不无关系。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他有时间认真学习，读一些书，清理自己的思想。根据《书信选集》，他在1936年以后不但读艾思奇、陈伯达、何干之这些新启蒙运动发起人的书，而且还写信向他们请教。他在1939年写的《五四运动》短文和发表的《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演讲，认为五四运动失败了，要胜利，就得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而工农群众所在的地方，正是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发表的《新主义论》，最终确立了马列主义在中国中的思想指导地位，因为他宣布中国的资产阶级主义只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新启蒙运动的总结，也是新启蒙的权威性教科书。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指出了一条通往解放的道路。于是，用马列主义观点（当时主要是指唯物论和阶级分析）分析一切，成为基本的认识方法。
在用马列主义分析问题的潮流成势的背景下，延安《解放日报》于1941年5月16日创刊，社长博古。创刊号头版头条是综述性消息《苏联援华坚定不变》。当时恰好发生德国法西斯党的第二把手赫斯出奔英国的突发事件，于是，报纸的二条位置以三栏双行较大黑体字报道了这一重大新闻，还附有一个背景材料《赫斯小传》，位于头版的中心位置。写的《发刊词》则安排在不大显著的左侧下方。下半版是各国主要通讯社的电讯共17条。以后每天的头版头条，几乎都是国际新闻，二版是国内（国统区）新闻，三版是边区新闻。像《中央通过根据地土地政策》这样涉及数百万农民利益的新闻，被安排在三版头条，而当天的头版头条新闻是《英内阁局部改组》。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著名演讲的新闻，当时发表在三版右下角作为一般新闻处理，而当天的头版头条是苏德战场的一般战况《中路歼灭大量德寇/红军继续追击前进/路透社称南路苏军进展顺利》。另外，该报坚持每天发表社论，没有什么可说的也要写，多数是国际问题，许多并不重要，论了又论。纪念建党二十周年的社论由于不是国际内容，被安排在二版左下角。
显然，博古是以上海面向社会的综合性大报的新闻理念和苏联《真理报》的模式，在延安办党中央的机关报，“以新闻为本位”[5]的新闻理念被置于宣传党的政策的党报主要任务之上。不能说《解放日报》没有党性，它刊登了许的文件，党的主要活动也给予了报道，但主动、多样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意识薄弱。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多数是文盲，以主要篇幅和首要位置报道遥远的西班牙、阿比西尼亚、苏德战场的具体情况，也脱离了根据地的群众。
在困难重重的根据地办一份大型机关报是很不容易的，通过报纸及时传达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来指导工作，是的党报思想的要点。1942年4月《解放日报》实行改版，将一国际二国内（国统区）三边区四本部（延安地区）的版面大体顺序，改变为一边区二国内三国际四副刊的大体顺序。这一重大的转变，当然要求主办者新闻学基本理念也得随之转变，但新闻理念的转变需要时间，这是在改版以后逐步完成的。一年多后陆定一的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是当时从理念上改变原有新闻观的最重要的文献。
陆定一的文章伊始，便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讲起：“辩证唯物主义，主张依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解释它，而不作任何曲解或增减。……”显然，努力用当时在中国开始流通的马列主义通俗读本的概念和语言，为党的新闻学奠定基础，是这篇文章的一个支点。因此，文章的第一部分“新闻的本源”，陆定一以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的方式，从唯物论反映论角度提升了关于新闻定义，尽管提出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的定义，与西方关于新闻的众多定义，本质上没多大的差异，但经他的论证，便上升到了马列主义的唯物论的哲学高度。
他关于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第一性，新闻（报道）第二性等等的观点，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这并不是无产阶级特有的观点，是由新闻工作的特点决定的。不论哲学上信仰什么，当记者的如果报道的不是事实，不去找寻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恐怕饭碗就砸了。当然也有例外，例如狂热的某种或宗教观念的崇拜者，在为某个极端的政党或宗教的媒体服务时，可能就不认同这样的常识。陆定一所批判的法西斯主义的“新闻理论”，便是这种特例。因此，在新闻定义方面，一定要上升到阶级和哲学的高度，声称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尊重事实，其他阶级都不尊重事实，这种说法至少是简单化了，对阶级概念的使用也庸俗化了。但是在新启蒙的背景下，这种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唯物和唯心的划分来进行的分析，给人以新意，对于确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新闻理念还是有意义的。
这篇文章的任务是要构建党的独特的新闻学理念，那么就必须与以往的新闻学和敌人的新闻学观念划清界限。任何战争动员，都需要建构敌对势力和培养仇恨；战争时期的思想斗争，同样也需要建构明确的敌对观点和敌情意识，造成一定的紧张空气，以便达到思想动员的目的。他通过两方面的批判，完成了确立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任务。
第一方面，批判法西斯主义的新闻理论。鉴于反法西斯的战争环境，陆定一将法西斯主义的新闻理念作为唯心论的新闻理论来批判，并抓住了其要害，即“新闻就是‘性’本身”。他指出：“这种说法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异常阴险，异常恶毒，竟是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基础。”“把事实与其性的关系，头足颠倒过来。”“既然‘新闻就是本身’，凡是有性的都可以算新闻，那末，性的造谣、曲解、吹牛等等不是也就可以取得新闻的资格了么？”进行这些论述时，陆定一手中并没有法西斯主义新闻学的具体文字材料，但是在与法西斯多年的战争中，作为党中央机关报总编辑的陆定一，对于敌人的新闻学理念看得太清楚了。从现在看到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戈培尔等法西斯头子关于新闻与宣传的言论看，将他们这方面理念的哲学基础概括为“新闻就是本身”，是准确的。在封闭信息的环境中，将和军事需要的观念，通过一些被搀了水的事实，以极度煽情的方式反复宣传，保持和扩张法西斯观念的阵地，这是法西斯的新闻媒体的基本手法。在认识上，即把性高于事实本身。
陆定一分析法西斯新闻理论的武器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他反复强调：“性比起那包含这种性的事实来，乃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而第一性的东西，最先有的东西，乃是事实而不是什么‘性’。”“事实与新闻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万万颠倒不得。一定要认识事实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质’，包括‘性’在内，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第二性的。”这是他当时对马列主义大众哲学观点的运用，虽然说的简单了一些（例如“被决定”这种不准确的表述），但反映了一种质朴的认识：事实胜于雄辩。所以，他能够大胆地说：“我们的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而且尊重事实是与上的性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也就是说，当遇到事实并不利于我方之时，也应首先尊重事实，这才是我们性表现。因此，他的结论便是：“只有无产阶级这个最的阶级，不怕面对事实，……能彻底尊重客观事实。”
对于法西斯新闻理论的批判和分析，是陆定一这篇文章最有价值的地方。它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即使在一般的政党斗争中，性也容易被看得高于事实。在西方的政党报刊时期，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因而那个时期新闻的真实性是受到怀疑的。从理论上说，无产阶级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利益的牵挂，是最大公无私的，因而不怕面对事实，也能够尊重客观事实。但是阶级组成了政党，就有了自身的利益，在实际新闻工作中，性被看得高于事实的事情不仅经常发生，而且在一些理论口号上，也可能出现矛盾，这是强调最尊重客观事实的陆定一自己也难免的。例如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第一，技术第二”的要求，尽管对、技术有所解释，但是如何与“性就是新闻本身”相区分，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再如1945年在回顾时说：“我们曾经有个时期分对内对外，内报一支是一支，外报一支是两支。”[6]这个时期，就是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平型关战斗实际消灭日军1000人，但是我们一直说消灭敌人3000人，从当时我们的报道到解放后的小学课本，这种说法持续了50年，直到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才改正过来。至于解放后“新闻，旧闻，不闻”[7]的“三闻”观点，把对事实的报道和不报道作为一种表态，这显然是将事实的性看得高于事实本身了。在这个意义上，陆定一当年对“就是新闻本身”的批判，对我们自己也有教益的。
第二方面，批判五四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方新闻学常识。当时陆定一手里只有一本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于是这本书“绪论”中所论述的关于报纸的定义与关于新闻定义的表述，被不点名地批判为很糊涂、很不老实、很不科学的资产阶级新闻理论。戈公振1935年逝世，在文化界他是左翼的代表人物，只可惜因病早逝，享年45岁。可能考虑到这一点，陆定一没有公开点戈公振的名，但是批判上纲上线是够高的，将戈氏的观点归结为“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除了资产阶级、糊涂、不老实、不科学等帽子外，还给它扣上“唯心论”的帽子，写道：“唯心论者对于新闻的定义，认为新闻是某种‘性质’的本身，新闻的本源乃是某种渺渺茫茫的东西。这就是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所谓‘性质’说。最早的‘性质’说认为‘新闻乃是时宜性与一般性之本身’。后来，花样越来越多，代替‘时宜性’‘一般性’的，有所谓‘普遍性’‘公告性’‘文艺性’‘趣味性’‘完整性’等等。总而言之，唯心论企图否认‘新闻是事实的报道’的唯物论定义，而把新闻解释为某种‘性质’本身，脱离开了某种‘性质’就不成其新闻。”
如果有人否认新闻是事实的报道，而把新闻说成是某种莫名其妙的时宜性、一般性本身，就是普通人也不会认可。因为新闻是事实的报道属于生活常识，并不难理解。怎么有人会不明白这样公认的东西呢？但是一看原著就清楚了，戈公振的论证根据来自德文材料，“时宜性”（Zeitgemassigkeit），指的是即时发现的事实，包括汉语中的“及时＋现实”双重含义，戈氏反复捉摸，采用了“时宜”这个概念。“一般性”原意是多方面、一般兴味，很难有合适的汉语对应词，于是采用了“一般性”这个有些不大好理解的概念。他写道：“总之，时宜性与一般性，二者不能分离而存在，且互相维系而成报纸之特殊形体，故不能不以此特殊形体之自身，作为报纸内容之原质。此特殊形体，可名曰新闻，即新闻为报纸之原质。”[8]他的意思很清楚，即报纸的基本职能是提供新闻，报纸上的新闻具有时效性并要求具有普遍兴趣。这属于常识，无论如何谈不上“唯心论”。
戈公振接着谈到美国人的四条关于新闻的定义，无论前面加上何种附加的定语，均最后落实到“事物”、“事件”、“事实”上。戈氏总结道：“此四者均暗指新闻应以何种性质而规定。于是可知新闻之性质，不可不令一般人引起兴味，不可不得时，此二条件极为易知。”[9]他谈到的新闻事实的两个主要条件，即一般性（令一般人引起兴味）和时宜性（得时），确实属于“极为易知”之列。他同意两个美国人关于新闻定义的“性质说”（Quality Theory），因为“性质与具体事实乃同一体，其结果可以避免谬误，不致以新闻事实之自身为新闻与否之区别，只须包括上述性质之事实，均可作为新闻”。[10]在这里，戈氏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即新闻并非是事实就值得报道，这种事实需要具有一般性和时宜性。所谓“性质说”，不过是翻译问题（译为“特点”似乎更确切些），讲的是对新闻事实的规范（规定），这种事实要有共同兴趣、及时、读者欲知、与人类的幸福相关等等。这里讨论的是新闻事实的特点，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当然是承认新闻报道的是事实。如此的论述，实在扯不上尊重不尊重事实，更与“唯心论”不搭界。
不管怎样，现在需要对传统的新闻理念进行阶级分析，于是陆定一选择了“兴趣”这个对新闻事实的要求，指出：“兴趣是有阶级性的，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事实，写出来就成为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新闻。但同一事实，剥削者看来就毫无趣味，因而这个新闻对于剥削者也就成为无兴趣的新闻。例如劳动英雄的新闻，就是如此。”从人的阶级性角度讲，这个道理是对的。然而戈公振谈的是一般意义的新闻传播，最大限度地吸引公众，理所当然地是面向社会的大众传媒的目的，因而需要考虑人类共同的普遍兴趣，这本是常理。阶级兴趣、共同兴趣，是不同层面的问题。
陆定一还批判了“桃色新闻”、“新闻”，就这一点而言，与戈公振对此的批判是一致的。这类新闻的主张者将“兴趣性”、“文艺性”作招牌，但不能因为他们谈到了兴趣性和文艺性，就否定关于新闻要考虑公众兴趣、写作要有文采。
新闻学传入中国，外部材料主要是美国的，德国的材料惟有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绪章有所涉及，并且将美国和德国的材料加以融合，这是戈公振的学术贡献。德国理论思维的特色仅在这一章中可见一斑，后来我国再也没有人引进这方面的东西，加上这么一批判（除了帽子，还有“玄而又玄”、“一点积极作用也没有”、“无病，夸夸其谈”等等），更无人再谈，后来的新闻理论缺少理论深度，这也是原因之一。
博古主持《解放日报》初期的工作理念，基本是大城市报纸的“以新闻为本位”，但是这并不适合地处偏僻、人口分散、文盲众多的陕甘宁边区的特殊环境，党中央机关报的主要职责也与面向城市公众的报纸不同。因此，要建构党报理念，首先得批判围绕“以新闻为本位”而形成的种种观点。关于这个目的，陆定一文章在开头部分就讲得很清楚，他写道：“了解这套从旧社会里带来的思想意识和新闻学理论，懂得它的谬误在哪里，对于我们，曾经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真正与这一套坏东西作斗争，还是解放日报去年4月改版以后才开始，这是在我们党的领袖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理论是从实际中来的，与不正确的新闻学理论和实践作斗争，就同时丰富了和发展了我们自己的关于新闻学的实践和理论。”
正是由于党的机关报初期总以时宜性、一般性等对新闻事实的要求，来选择和安排新闻稿，使得体现党中央精神的文件、讲话以及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内容被安排到不大重要的位置，所以这样的观点对于改造党的机关报工作来说，自然是一种“坏东西”。克服了这种观念，积极主动地宣传党的精神和反映根据地群众生活（这类内容当然新闻价值不高）意识，才可能融化到编辑记者的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就当时转变主办党报的新闻学理念的需要而言，陆定一文章这样做是有历史的理由的，不然不足以建构新型的党报理论。
既然时宜性、一般性等富有新闻事实特征的要求被压抑，那么落实关于党报主要用于指导工作的思想，目的也就达到了。1944年在一次文化工作的大会讲话，他的话语本身很自然地体现了对于新闻的新认识：“报上登些什么呢？比如我们这里出了个申长林，就把他的事迹登上，有一个陈德发也可以写进去……”“昨天报上登了一个消息，是关于一个完小的消息。这是一条很好的新闻，有这样一条新闻，比我们讲好多话还起作用。因为这个完小已经做出了实际成绩，应该把它广播到全国去。”[11]显然，在看来，劳动模范的事迹就是新闻，一个完全小学的工作经验也是新闻。这与面向大众的社会性报纸关于新闻的看法，距离是遥远的，但符合根据地的情况。
对《解放日报》改版提出的两个要点是“增强党性和联系群众”。[12]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重在论证如何在理念上增强党性，文章的第二部分“新闻如何能真实”，实际上谈的是党报记者如何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生活的问题，即“联系群众”的问题。而原来《解放日报》的工作方式基本上是抄录各国电讯稿进行编辑、参加党的会议发一些消息，这种工作方式使得报纸严重脱离了分散且处于信息封闭状态的边区群众，群众不会关心，也很难理解报纸上所报道的东西。只有党报的记者们了解了他们读者的生活，才可能将党中央的精神变成适合他们接受的实实在在的东西。
陆定一对此的论证逻辑是，首先肯定了“资产阶级新闻学”关于新闻写作的“五Ｗ”要求；然后接着指出，即使形式上完全符合五要素的新闻，也可能存在不真实，因为没有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有可能被蒙骗。最后，他提出“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要求记者必须与群众相结合，首先做群众的学生，与他打成一片，这才可能写真实出反映他们生活的新闻来。如果事情到此，这种要求是妥当的。但是，要求从大城市来的有知识的青年记者向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的工人农民学习，是很不容易的。于是，陆定一采取了让城市青年产生自卑感的论证方式，即说明记者的工作是不产生价值的，是由工人农民养活的。他写道：“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应知我们既不耕田，又不做工，一切由人民供养，如果我们的工作，无益于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虫还要可恶，那就比二流子还要卑劣。”在此基础上，批判“无冕之王”、“先知先觉”的思想，批判“报阀”作风，自然所向披靡。
这种记者不是劳动者的“理论”当时很盛行。谁养活谁，这个话题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斗地主的一个主要伦理原则，还出现了《谁养活谁来，我们来算一算》的歌曲。尽管现在看来显然是谬误，但当时作为一种理由产生的“魔力”是很大的，成为一代人的人生观，一方面激励了党报记者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保证了党报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也成为整肃记者的杀手锏。
在上个世纪新启蒙的背景下，针对《解放日报》初期办报业务指导思想上不符合陕甘宁边区的情况，为确立符合根据地情况的中国党党报理论，陆定一的这篇文章以当时有限的马列主义教科书提供的哲学知识，努力扭转“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理念，使之适应党报的职责，贴近根据地群众的生活，这个目的基本达到了。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该文采取了以批判开路的论证方式，对于法西斯主义新闻学理论的批判，抓住了要害，因而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而对于新闻学常识的批判，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但是从“运动剧场”的效应看，“在一定范围内，划出的斗争对象越多，剩下的参与运动的态度就越积极，因为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立场，只要被卷进了运动斗争的漩涡里，即使不是积极分子，也就有了立场”。[13]这种批判确实产生了效果，人们努力抛弃“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不再讲究新闻价值，以及新闻时效和新闻的趣味性，仅在形式接受了新闻写作的“五Ｗ”，完全投身到全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工作中。
如果把这篇文章放到当时延安整风时的“抢救运动”，以及文化界对王实味、丁玲、艾青、罗烽、萧军展开的过火批判背景中，陆定一的文章已算是温和的，不过就是笔头上给戈公振戴了几顶帽子而已。
其实，诸如新闻要求新、及时、有趣味等等，属于对新闻行业的社会性认识，无所谓阶级不阶级。在这样的问题上使用“阶级”的大字眼，把阶级斗争的理论简单化和庸俗化了。一定要在这类问题划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不同认识，造成了很大的后遗症，使得我们的新闻学研究长期陷在不停地划清阶级界限的狭隘认识里，难以进入学术领域。陆定一当时强调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的定义，其实就在他批判的戈公振的论述中就内含着，只不过戈氏加了几个定语。这种思想的相关性，使得在后来阶级斗争意识强化的背景下，他本人也逃不过其他人将这个定义扣上“客观上为资产阶级新闻学涂脂抹粉”[14]的帽子，这一点，恐怕是陆本人也意料不到的。
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本身适应了中国抗日根据地的具体情况，使得党报极大地推进了党的各项工作，发挥了动员群众的作用。为了确立通过党报指导工作的体制，在新闻学理念上改造新闻学的常识是必要的，也取得了成效。但是，当环境发生变化以后，改变已经变成传统的认识理念，却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因为从那时开始了一种新传统，即“大批判开路”的不好的传统，谁哪怕只是想到一些与过去观念不同的东西，习惯性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或唯心论、唯物论的划分意识，便会制止当事人继续想下去，更不要说其他人监视的眼睛了。于是，这种并非完全由于讲道理而形成的状况，造成了后来长期难以扭转的局面：我国面向社会的传媒上缺少新闻，没有时效，没有趣味；编辑记者只知道典型报道，不会抢新闻，并长期把许多基本的新闻学常识，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
由于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也许当时真的不懂），论证记者不是劳动者，如何被工人农民养活，这种道理一旦被接受，同样后遗症无穷。包括记者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经常以接受工农再教育的名义下放，变相，身心遭受到极大的摧残。这种情形也是陆本人难以料到的。
虽然上面谈到了较多的陆定一文章的“不是”，但是从这篇文章中也能够看出，他毕竟是一位正直的党的文化，他选择的话题是要求党的新闻工作尊重事实、追求实实在在的真实。尽管他把戈公振的观点曲解后概括为“很不老实”、“很不科学”，但其追求的仍然是一种真实的境界，这是这篇文章能够进一步批判法西斯主义新闻理论，并准确地抓住其理论要害的认识基础和人品基础。后来陆定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其主题大多还是新闻要真实，反对造假，确实文如其人。
新闻学主题的转变，其领导者是，陆定一的文章是在贯彻的党报思想。如果主要领导者能够意识到这是以新闻学自身的退化，为社会和历史的总体进步付出的代价，那么这种代价的付出是值得的，对于党这个整体内部而言，这种代价的付出当时利大于弊。但是，若把对整体内部而言的一套理念和方法扩大到整个社会，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当时根据地的社会环境要求新闻学产生“偏至”现象，本来是实事求是的。但是要意识到这是一种文化偏至，当环境变化的时候，思想上能够与时俱进，否则，一旦把偏至的新闻学上升到永恒，悲剧便不可避免。这个责任，不能由陆定一承担，他后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很多工作，而且本人为此遭受了巨大的苦难。我们现在纪念陆定一的这篇文章发表60周年，目的是正视历史，总结经验和教训。
[1]陈力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的新闻学》第34-3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单印本，1989年5月。
*写于2003年8月，提交复旦大学“纪念陆定一同志《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发表6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2004年第1期《现代传播》。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