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符号学证据法视角审思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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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新闻在构筑世界图景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如何看待新闻，如何解读新闻，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符号学证据法视角，重新审思新闻问题。

　　在中外新闻史上，产生过许多新闻定义。在国内，新闻的定义多源于学界。代表性定义有以下几种：徐宝璜认为“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陆定一认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范长江认为“新闻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的事实”。在国外，由于近代西方新闻事业主要产生于商业活动，所以西方的新闻定义具有浓烈的商品属性。例如，影响广泛的有19世纪70年代美国纽约《太阳报》的编辑主任约翰博加特（John Bogart）所说的“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西方业界形成的新闻定义大多与趣味性、猎奇性和反常性密切相关。源于希腊的英语词汇“news”（新闻）在《牛津词典》中的解释即为“新鲜报道”。中外关于新闻的定义不一而足。借用美国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话来说，中外关于新闻的定义里都着实隐藏着一张“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而若解开这张意义之网上的每一个节点（node），不难发现缠绑其间的都是一个个所谓的“事实”。

　　不过，新闻背后的每一个“事实”都需要“证据”来证实。符号学证据法认为，我们的文化记忆和证实最基本的方式包括“口述证据”“实物证据和图像证据”及“书写证据”，这三种证据在本质上都属于“证据符号”。它们依据各自的独特优势相互关联，帮助表达“待证事实”（可能存在的“”）。依据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符号意指三分式，由于中外新闻界用来解释事实的框架（解释项）不同，所以中外新闻界用以报道这个“事实”（对象）的“证据符号”（再现体）存在着差别。新闻报道过程是符号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存在符号片面化问题，片面化必然要突出某些方面，同时遮蔽其他部分。诚如，在一些国际事件报道中，中西媒体就同一重要“事实”的报道一定存在着差异：有些媒体突出事实的奇特性，有些媒体突出事实的重要性，有些媒体歪曲了事实，等等。

　　依据符号学证据法，任何事实对于人类而言都具有双重性质即“无言性”和“事件性”。所谓“无言性”，即指事实自己不能表述自己，也不能有意义地解释他者。事实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借助于符号，尤其是语言文字符号才能说明自身；所谓“事件性”，即指任何事实都是一个变化的事件或运动过程，作为事件的事实总是有始有终、稍纵即逝，只能凭符号性的记忆来了解和挽留事实。因此，符号学家赵毅衡认为，对于人类而言，所有没有被符号化、没有被编码、被指称的事实都等于不存在。

　　既然事实要借由符号化才能被我们感知，那么必然就存在着“事实”（对象）与“符号”（再现体）之间“关联度”高低的问题。符号学专家孟华将这种符号化以前的无言性、初始性、未完成的事实称为“原点性事实”，而将这种被符号化、完成了的事实称为“原典性事实”。在某种意义上讲，对人类而言，“原点性事实”是不存在的，人类所了解的都是“原典性事实”。就新闻报道而言，被报道的基本上都是已被符号化了的“原典性事实”。“原典性事实”因已被符号化，所以都有自己的名称，也正因有了名称，“原典性事实”才可以被报道。没有被符号化的抑或说显露了点痕迹但还没有被破译、被阐释、被理解的事实都是“原点性事实”。尽管新闻报道极力接近“原点性事实”，但却很难抵达它们。

　　从符号学证据法的角度来说，“原点性事实”常常是缺席的抑或不在场的，尤其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只能以“原典性事实”的方式被留存。孟华认为，一旦我们在理论上悬置了“原点性事实”，取消了“原点性事实”的在场性，我们所关注的就不再是“证据符号”背后的“原点性事实”，而是关注“原典性事实”如何逼近和呈现“原点性事实”。就新闻而言，新闻所报道出来的事实可以说基本上都属于“原典性事实”，抑或更近一步说由这种“证据符号”所指称的“原典性事实”逼近了“原点性事实”。我们经常听到的“用事实说话”，实际上就是用“证据符号”说话。而至于新闻报道的是不是“”，那就要追寻“原典性事实”与“原点性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以及构成“原典性事实”的“证据符号”之间的互补性之强弱。

　　所谓某条新闻追寻到了“”，实际上就是构成这则新闻的“证据符号”之间的互补性很强，使得“原典性事实”与“原点性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很高，整个“证据符号”给我们呈现的新闻叙事话语很真实。在一般的感知经验中，真实的新闻叙事话语背后必然隐藏着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也正是“证据符号”之间的互补性起效于新闻叙事话语层的缘故。符号学证据法所谓的“证据间性”，也即指证据符号之间优势与缺陷的互补性。每一种“证据符号”与真实之间都有关联，且不同“证据符号”与真实相关联有着特有的编码方式；每一种“证据符号”也有自己的局限，需要不同的“证据符号”之间相互补充。“真实关联方式”和“证据间性”这两个概念揭示了用以澄明新闻之证据的符号性本质。

　　在新闻报道中，记者要进行采访，就会形成“言证”（口述证据）；记者要进行观察和拍摄，就会形成“像证”（实物证据和图像证据）；记者要进行书写，就会形成“文证”（文字材料证据）。这三种证据，在符号学证据法看来，它们之间是“三角式互证关系”。正是这种三角式互证关系，弥补了单一“证据符号”的不足，给我们造成了新闻所报道的就是“”之认知。倘若我们对符号学证据法已然有所知，就应当有所警觉与质疑：新闻报道中的“事实”真的就是那个不在场的“事实”吗？诚然，真实性是新闻的首要特征，但事实是自己不能言说自己的，只能借由符号证明自身的存在。

　　可见，我们感知到的“真实”未必就是“”。新闻报道所呈现的“”往往是“证据符号”优势互补的结果。“”是一个动态生成过程，这确实充分体现在新闻报道中，许多新闻报道呈现了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但反过来看，事实上，许多新闻报道所呈现的也仅仅是从“原典性事实”逼近“原点性事实”过程中的一个中介性的“证据符号”而已。新闻报道只能逼近“原点性事实”，报道出来的一般都是“原典性事实”。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对于新闻的探寻。我们把“新闻”所指称的目标定位于“原点性事实”，有着非常重要的参照性价值。尽管它对于新闻追寻来说是一个“极限值”，但它有助于我们所报道的新闻的真实度更接近于。

　　在新媒体语境下，质疑与追寻新闻尤显重要、尤为必要、尤其紧要。学者曾庆香认为，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叙事话语不仅嬗变而且边界模糊。确实，在新媒体语境中每个人都很容易成为播音员、短视频导演、论坛记者等。以新媒体语言为中介的“证据符号”的生产者可谓鱼龙混杂，专业记者生产的“证据符号”很容易被湮没在众声喧哗之中。这就要求受众更加具备辨别“证据符号”真伪的能力，要求我们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在传统上，新闻由专业记者生产，并经由专业编辑把关，对大众的媒介素养要求较弱；但在新媒体语境下，情况发生了巨变，不计其数的新闻皆由非专业记者生产，它们所呈现的“证据符号”是否指称“原典性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受众只能依据自身的媒介素养自行辨别。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中，受众如何在“证据符号”良莠不齐的情况下，辨别其所指称是否为“”，变得更加复杂。为提升受众媒介素养，从符号学证据法视角重新审思新闻问题尤其紧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电影中红色文化的符号学研究”（21BXW09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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