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当下人们对简牍的关注依旧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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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7日，“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在故宫博物院正式开幕。自上世纪50年代敦煌研究院在故宫午门举办展览后，故宫与甘肃敦煌跨越70年再度聚首。此次展览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开设，分“丝路重华”“万象人间”“保护传承”三个单元，全方位展现了敦煌壁画、彩塑、洞窟、佛塔等甘肃文化中代表性文物的复制品。据悉，该展览于9月17日开幕后，将持续至11月18日。

　　甘肃地理位置独特，历史文化丰富，是考古研究发掘的重镇。在众多出土文物中，甘肃简牍作为纸张出现以前中国人主要的书写媒介，是考察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拥有极其重要的文化意义。甘肃也是一个简牍大省，河西走廊更是被称作汉简之都，距今百余年间，甘肃就已经有30多个批次、8万多枚历代简牍出土，以汉简为最。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甘肃敦煌首次挖掘出汉简。1930年，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发掘出“居延汉简”。上世纪50年代以来，“武威三简”、 天水放马滩秦简、敦煌悬泉汉简等也陆续被发掘出。

　　甘肃简牍在学术界持续引发强烈关注，更是有人把汉晋简牍、安阳甲骨文、敦煌遗书和明清大内档案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献的四大发现。不过，简牍学研究即使是全球范围内相当重要的课题，当下也依然面临着许多结构性的困境。同时，简牍文化本身仍然与公众之间有较大的隔膜，亟待传播。

　　作为此次故宫敦煌特展的协作单位之一，甘肃简牍博物馆就承担着出土简牍的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公众传播等职责。该馆的其前身可追溯至上世纪70年代设立的省博物馆汉简整理研究室。1986年，被分拨为省考古所汉简研究室，2007年扩大为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2012年12月其职责并入甘肃简牍博物馆。不过，自成立以来，甘肃简牍博物馆一直缺少馆舍，这给简牍的保护、整理、研究等工作带来困难，文物只能暂存在甘肃省考古所文物库房中。为贯彻落实习总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指示，甘肃省自2017年开始组织建设甘肃简牍博物馆。

　　据悉，该馆将于明年正式开馆,对外免费开放。届时，人们将有机会近距离看到馆藏的数万枚简牍，它们主要记载了两千年前汉代河西边塞的屯戍劳作、衣食住行、酗酒斗殴、往来书信、行役戍备、思乡之情、候望烽火、为家私市、受雇赶车、捕鱼卖鱼、采摘野菜、借钱借粮、私吞钱物、逃亡他乡、追捕逃犯、盗墓取衣、偷盗官物等情境。从中我们可以细致了解到当时河西走廊的政务、军事、天文地理、农业医学知识、法律制度、文化教育情况。借此次故宫展览的机会，我们针对甘肃简牍博物馆的馆藏、简牍的历史意义、国内外简牍研究的现状等问题，当面采访了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

　　新京报：甘肃简牍博物馆计划于明年正式开馆，馆藏的简牍上主要记载了哪些内容？有哪些最具代表性的简牍会展出？

　　朱建军：简牍是甘肃省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甘肃简牍博物馆现收藏简牍39465枚，新馆落成后，将要展出的代表性文物有：敦煌悬泉置出土的壁书——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诏条》，该壁书是目前所见最完整的汉代生态环境保律文书；《新莽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为研究汉人的饮食构成、接待规格、劳边制度以及册书编联形式提供了实物依据；《元致子方书》是两汉地下出土文物中保存最完整、字数最多的私人书信；《 相利善弊剑册》对研究汉代的金属冶炼和兵器制造具有重要意义。《隧长焦永死驹劾状》研究汉代的马政、边塞行檄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都有重要价值。

　　新京报：从简牍中观察书法的变迁一直是简牍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领域，比如有学者就认为甘肃出土的汉简是研究中国汉字书法“隶变”的一个关键的载体。我们能从简牍这种纸张出现之前重要的书写媒介中获得哪些有关书法的信息？除了书法，您认为简牍对于我们认知历史有着怎样的意义？

　　朱建军：二十世纪初简牍大量出土以后，对当代书法产生了深远影响。简牍书法具有率意自然、以拙生巧的内涵。在甘肃简牍博物馆馆藏的简册中，由于书写者身份不同，我们可以看到异彩纷呈的书法风格。有字形多变、气势豪放的隶书，有形体匀整、瘦劲挺拔的篆书，有字字独立、大小不拘的草书，有大小相兼、疏密得体的行书等。迥异的书风使简牍书法艺术变得绚丽多姿，其艺术上的自然情趣也成为书家情性、审美意识的自然流露。这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各种因素互相作用而产生的结果，与社会、、经济、军事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它不仅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书写风格，而且促进了文字和书体的演变，也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作为墨书真迹为研究书体的时代和演变提供了重要证据。例如馆藏文物《隧长焦永死驹劾状》所展现的简文书法，就是研究汉代章草的典范之作，是我们发现的最早的草书实物之一。

　　甘肃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先后出土的6万余枚秦汉简牍为研究两汉时代历史文化、丝路交流、中外关系等提供了重要证据。除了书法，简牍对于我们认知历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最早家书、公文书写的载体，简牍为我们研究秦汉丝路沿线边塞戍卒的生活状况和情感世界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简牍文书是丝绸之路上东西交往的实时记录，对于研究两汉时期西北边地、经济、军事、文化，特别是邮驿交通、民族社会、中原与西域各国的关系，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至为重要，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历史依据。

　　新京报：除了甘肃简牍博物馆，国内还有长沙简牍博物馆。不同地区的简牍文化有何异同？甘肃简牍有怎样特殊的价值？

　　朱建军：虽是处于不同地区的简牍文化，但两地出土的简牍文献都忠实记录了当时的社会实况。同时，受地缘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的简牍文化又呈现不同的个性。甘肃简牍博物馆收藏的简牍以汉简为最，出土汉简数量占全国八成以上，其中尤以悬泉置遗址的发掘和悬泉汉简的发现为和巅峰，素有“汉简之乡”的美誉。内容多为两千年前河西边塞军事屯戍文书，是两汉时期中原与西域关系和西北边地、经济、军事、文化、交通、民族、社会等领域的实时记录与原始档案，其中包含大量中西文化交流和“一带一路”历史渊源的第一手史料。而长沙简牍博物馆简牍主要以两汉、三国、孙吴时期的简牍为主，内容主要涵盖了地方郡县的行政、管理、司法诉讼文书等，全方位反映了当时社会管理制度、社会生活、经济生产、交通人口等详细信息。

　　甘肃简牍具有出土时间最早、国内外影响最大、内容最为丰富、学科建设实力最强、研究成果最多等特点，是甘肃最具特色的文物资源和重要文化标识。自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首次掘得简牍以来，百余年间共有8万多枚简牍出土，奠定了简牍大省地位。甘肃简牍既是我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也是古丝绸之路开拓兴盛的实物佐证，在历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的补史、证史和纠史作用。如1973年出土于甘肃金塔境内汉代肩水金关遗址的《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为研究汉人的饮食构成、接待规格、劳边制度以及册书编联形式提供了实物依据，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价值。在甘肃简牍博物馆中，类似的记录还有很多。

　　新京报：从二十世纪初斯坦因发现“敦煌汉简”，到三十年代贝格曼发掘“居延汉简”，我们发现在发掘简牍的事业中，西方学者的参与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外学者对于简牍研究的关注点有怎样的异同？在当下，国际范围内对简牍的研究呈现出怎样的形势？

　　朱建军：百年的简牍学研究实践中，国内外学者已发表大量简牍相关论著，成果丰硕，对于简牍研究关注点也存在一些相同之处，他们的研究视角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汉代的行政管理体系和法律制度等基本史学研究。随着简牍文献材料的日益增多，甘肃简牍的发现，每每都是国际性的学术事件，在国内外学术界都会引起广泛研究。

　　但是由于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等的不同，国内外对于简牍研究有一定差异性。国内学者不但对简牍进行了基础整理工作，还对简牍历史、文化制度、民族交通等，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研究。而国外学者的研究更多侧重于简牍形制、基础性图版、释文整理以及考古发掘报告等相应的考古调查研究，包括了简牍概述和启蒙性论著、简牍研究文献目录，编纂目录、掌握研究信息、回顾简牍研究历史等。

　　在当下，国际范围内对简牍研究呈现出的形势主要表现为：首先，研究不断深入。国内外学者人数逐渐增多，科研机构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使简牍学不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与之相关的交叉学科如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文献学和语言学等多种学科的不断加入，共同推动着简牍学的研究；其次，简牍整理专刊密集出版。21 世纪以来，简牍整理专刊密集出版的情况让人印象深刻，已刊简牍再整理的成果也很丰富；最后，国家财力的不断支持，使简牍类整理、出版项目等成果得到有效展示，从而能够顺利完成并高质量出版。也使国际范围内对简牍研究的热情日益高涨，深刻影响着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弘扬。

　　新京报：甘肃博物馆在和兰州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设“读简班”等。类似的科研活动具体还有哪些？我们知道，“简牍学”虽然理论上应该是一门显学，但是在当下却少有人关注。您觉得其中的原因有哪些？我们该如何让简牍文化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朱建军：类似的科研活动还有：“简”述中国故事成果发布会暨甘肃简牍博物馆未来发展思享会、《武威汉简集释》图书首发暨“简”述中国学术交流研讨会等。新馆落成后，我们将会开展更多的科研活动，吸引更多人参与到简牍研究中来，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

　　近年来，简牍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不少学者认为“今天是冷门‘绝学’研究最好的时代”，但是当下人们对简牍学的关注度依旧缺乏。我认为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一个个文明密码被破译的背后，后继乏人、学科队伍不完善是“简牍学”这一冷门“绝学”挥之不去的尴尬。大学生一般都会瞄准市场需求、应用性强的专业，造成一些“冷门”学科被忽视甚至越来越萎缩；第二，学术壁垒高，内容晦涩难懂，难以与大众亲近走进大众视野；第三，这一冷门“绝学”的研究还面临着研究能力的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一方面，文献的出现呈“井喷”之势。另一方面，则是其中许多材料未能得到及时有效保护、整理与研究，再加上出土文物的脆弱性，一旦保护和整理工作不能及时进行，将有可能永久损毁，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第四，媒体在冷门“绝学”的传承弘扬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融媒体时代，对简牍学的弘扬仍缺乏创新的传播方式和手段，使大众参与感不足，难以拉近简牍与大众之间的距离。

　　在未来，为了能够让简牍文化获得更大的影响力，焕发时代光彩，首先，我们要大力推动冷门“绝学”大众化、通俗化。在新馆落成后，将会有陈列展览厅、社会公共教育室、观众互动室、学术报告厅、数字化科技展示厅等设施平台，会通过多种方式为受众讲述简牍所反映的日常生活故事，用故事写文化、与大家话文明；其次，通过多种方式激发年轻学子对简牍学的研究志趣。比如兰州大学文学院就通过“强基计划”，致力于培养一支专心研究“冷门绝学”的人才队伍；再次，各个单位协同创新，助力简牍文化“活”起来、走出去，文博系统深入合作，沿着通力协作的路走下去，简牍文献的整理研究才能产出更多更好的成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索寻之旅和新时代的文化重建贡献更大力量；最后，智媒化时代，要善用媒体。在做好馆藏文物保护整理研究的同时，更要以注重主流媒体权威话语为依托，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创新报道方式和手段，全方位、多渠道、立体化地还原简牍背后的故事，将历史智慧“简”述给大众。

　　新京报：您在很多场合都曾提及《甘肃秦汉简牍集释》这套书，甘肃简牍博物馆也是深度参与和主导这项研究的机构。这套书对于我们认知简牍文化有怎样的意义？

　　朱建军：《甘肃秦汉简牍集释》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的资助项目，共收录秦汉简牍约一万多枚。首次全面公布了这些简牍的彩色图版和红外线扫描图版，应用红外线扫描技术，对简文的还原和释读有质的提高，是数字技术与古籍整理研究的一次完美握手，原简上很多模糊不清、似是而非和文字笔画轻重难以辨认的细节，在红外线图片上一目了然。

　　该书尽可能将清晰的图片、准确的释文以及科学的编排体例奉献给读者，作为系列丛书一共四种十册，包括《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居延新简集释》《武威汉简集释》。由于体量大、研究难度大、参与学者多，这项工程陆续进行了八年之久。至2020年8月《武威汉简集释》的正式出版才标志着“甘肃秦汉简牍集释”项目完成。该书集甘肃简牍研究成果之大成，具有重大学术价值，是研究秦汉尤其两汉时期、经济、法律、文化、军事、外交、民族、民俗、邮驿交通、西北史地、文字书法、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诸多学科弥足珍贵、无比丰富的资料库。

　　新京报：简牍的保存一直以来是一个难题。新馆落成之后，在保存、修复简牍和传播简牍文化方面，甘肃简牍博物馆利用了哪些新的技术？

　　朱建军：当下，甘肃简牍博物馆积极开展数字化文物保护工作，对数万枚简牍进行红外线扫描，并逐步展开高精度拍摄工作，使简牍信息永久保存。在新馆落成后，在保存、修复简牍和传播简牍文化方面，我馆会充分利用5G等新技术，开展数字文物保护、技术应用和业务模式等前沿课题研究，打造优质数字文物保护内容产品。还将通过数字化手段，对简牍文物进行数字化信息整合管理，运用大数据、AI等方式，搭建简牍文物数字化整合信息研究平台。在技术的加持下，甘肃简牍博物馆还将与新华网603888股吧)开启一系列的深度合作，共包括“甘肃简牍数字展馆的设计建设”“简牍研究成果新华网数字化、融媒体独家首发”“文物数据数字化整合信息研究平台”“衍生产品市场开发”“博物馆多渠道内容营销”“打造核心IP库”“简牍文化内容推广及国际化项目开发”“共建国内首个5G时代数字文物保护与传承联合实验室”等八大内容。未来，甘肃简牍博物馆会充分利用新技术，让新技术为简牍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从而更好地“简”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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