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皖之盾：塑造黄泛区父权社会的南北历史纷争
受到许多其他地区群众的本能嘲讽。然而，这片土地从来就不是所谓的铁板一块。相反，在其经历的漫漫历史长河中，本地居民总是为利益纠葛，依托山河分野展开针锋相对。
在此过程中，源于淮夷、以徐州为代表的边界地带，逐渐演化为今日的皖东北、苏北和鲁西南。当地人始终面临中原战乱的冲击，彻底发展为父权高于一切的特殊社会。
尽管夏朝还缺乏考古领域的确凿佐证，但并不妨碍许多早期民俗传说都以其为背景时代。这些近乎神话传说的模糊记录，虽不能说是百分百准确，但多少能让人还原最初的历史风貌。
例如在成书于战国时代《楚辞·天问》中，就摘抄有一段关于河伯、后羿与洛神的三角恋绯闻。大致情节是天帝让东夷人的首领后羿降生，用暴力推翻夏人的不当统治。而且在战斗时用箭射中河伯，顺手抢了他的老婆--洛神。粗看之下，这段狗血故事仅仅是在提及男性荷尔蒙，实则在影射东夷部落的某次大胜。因为与洛神对应的时代，恰恰是夏部落刚刚入主中原、根基不稳的早期，类似记载则可见于《左传》与《史记》中。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后裔是指某位东夷部落联盟的首领，并非后世人尽皆知的射日英雄。只不称呼本身可能是一种头衔称号，如同欧美人总会冒出一大堆同名的乔治、查理和约翰。但两个后羿的确都擅长射箭，以至于连很多学者都要将他们搞混。
由于双方并无技术层面的代差，偶然失败而夏人很快就完成复国。后世学者在研究与东夷相关的岳石文化物亦，就感受到本地因遭遇逆袭而陷入凋敝，出现了陶器水平下降与制作风格被中原文化影响等情况。更让他们感到棘手的是，一个带有黑科技新文明正赶来实施降维打击。
作为商朝文明的重要特征，就是能将各类将使用者都武装到牙齿的青铜武器。在东亚同一时期的遗址中，唯有到湘赣流域才有能与之媲美的器物出土。倒是中原周边，特别是东夷活动的山东一带，并没有出现如此之多的青铜器残余。
面对这些有全套青铜装备的商人，东夷部落们总会感到毫无还手之力。传统上，东夷人非常擅长射箭，那也是他们唯一能勉强抵抗北方强敌的战争技术。
起初，商人与东夷的关系并不恶劣，甚至一度结为同盟，让学界一直存在有两者是亲缘民族的观点。但《竹书纪年》却记载到中商时期。出现有“仲丁即位，征于蓝夷”的军事对抗字眼。《后汉书·东夷列传》也记载，中期的商朝人开始与东夷的分支--蓝夷撕，活跃时间长达300年之久。仅仅可能是因为对方拒绝纳贡，刺痛了商王自封中心的脆弱玻璃心。
另一方面，人们在商代遗址中发现男女人口比例达到2:1。即便如此，统治者依旧通过甲骨文留下了多种蛛丝马迹，暗示将女性做成口粮的丧病食谱。相比之下，东夷方面就没有与之对应的习俗。在整个山东一带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几乎没有出现殷商式的大规模人殉人祭。说明东夷虽比商人技术落后，但拐卖人口的目的倒没那么残酷。
当然，东夷部落整体上还是被进击的商人打得节节败退。根据豫东地区的岳石文化分布来看，这里的东夷因素越发少见。倒是同一阶段，在山东北部还有两种文化并存现象。至于山东南部到江苏北部，出现了继承自岳石文化的珍珠门文化。学者此此判断：豫东的东夷被商人灭绝或同化。但山东北部的东夷还在，只是被征服者当作廉价劳动力驱使。进入山东南部与江苏北部的东夷，则仰仗山地地形自保，并逐渐演化成两周时代的淮夷。
即便如此，一些方国仍不可避免要向商人上交保护费。如淮泗地区的角方国，根据甲骨文卜辞，当地一度向商人献上本族妇女。位于今徐州的彭国，根据《国语》记载，被商军攻灭。
当然，这种与东夷的长期战争也消耗着商朝国力，使其被从西面赶来的周人取代。后者也继承了商人的霸权，仍然将东夷部落视为讨伐对象。
平心而论，淮夷与群山的阻挡，更大受益者还在苏皖南部。因为有强大的隔离带存在，让中原地区的战乱难以波及过来。当地出土的文物多数为精美生活用陶器，而青铜武器少之甚少，可见依然有相对安逸的生活。
进入秦汉时代，黄河与长江的下游开始被逐步纳入管辖范围。但每逢乱世爆发，总有走向分野的继承者与东夷不断上演抗争戏码。这其中便以“十室九空”的汉末三国最为闻名。
根据甲骨文记载，殷商先民将其都城称为“亳”。其具体地点尚有争议，但总体被设定在今日河南境内。而位于安徽北部的亳州，一直到明朝建立前都属于广义河南范围，与疑为殷商都城的郑州、商丘等地连成一片。
当时，出身自亳州的建安曹氏父子，都有无法掩盖的人妻控属性。例如以《七步诗》闻名的曹植，另有为嫂子所作的名篇《洛神赋》。他在笔下结合后羿抢老婆的传说，真实用意不免让吃瓜群众当八卦揣测。但古老传说是东夷武士凭着自身武德直接劫人，而士大夫只能靠意淫来完成同洛神的神交。
不仅曹家大佬有抢老婆癖好，整个曹魏势力也惯于搜刮民妇，专门用于军户分配。这更让人联想到大商文艺复兴的是，曹魏势力还有把人肉当干粮的黑历史，曹营著名军师程昱就负责此类脏活。
事实上，中原势力对徐州的战争罪行并不止一次。曹操攻打吕布时就高举屠刀，并且引泗、沂之水灌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到了隋末，亳州出过会把人献掉做成干粮的朱粲，尤其喜好拿妇孺作不羡羊。且祸害范围更广，不仅淮河流域，差不多半个华北都被糟蹋。
公元1851，丰沛附近的黄河发生决口。一时间有30多万百姓流离失，整个淮北大地哀鸿遍野、饥民充道。但赈灾款粮却因“胥吏侵盗、委员贿卖”而“有赈处无人，有人处无赈”。
与此同时，已归安徽管辖的亳州，还有大批蠢蠢欲动的刁民酝酿着重大事件。在男女比例严重协调的刺激下，乡村的光棍正在抱团搞事。人们按照当地方言称其为“捻”。
不过，捻军的核心人物却并非都是穷苦光棍，有相当一部分成员反倒是土豪劣绅。他们在乡里富有影响力，可以数量运用各种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或者直接搬出“抢钱抢粮抢娘们”的简单粗暴口号，驱使大量无脑屌丝为不可告人的目的猪突猛进。
次年，捻军在北方太平军的精神注入之下实现大脑升级，开始具备跨区域扩张能力。他们先是在亳州聚集，而后攻占河南永城，又席卷丰县、铜山与砀山。加上黄泛制造大量难民的助攻，其队伍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面对太平军和捻军的两方夹击，许多江北地区的乡绅与乡勇也奋起反击，涌现出一大批家园殉道者。公元1854年2月，太平军围攻丰县，知县张志周疏散绅民后与一众仆人自尽。担任训导冯调鼎及其妾室、儿媳也以身殉。另有典史施积福父子、城北关练总王兆祥等战死，为守卫一方献出了生命。直到4月，清廷才调集马队、山东兵力与地方团练增援，终于将多灾多难的丰县收复。
但正所谓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捻军很快在1855年建立了大汉政权，随后在数年间分多次大举进攻丰县。其中，原为码头工人兼私盐贩子的刘玉渊，就是这波捻军的头领之一。他率领30000大军围攻县城，在收买捕役后其登墙破门。
在丰县陷落过程中，生性残忍的刘玉渊一手促成2000多人死于屠刀的“戊午兵事”。其惨烈程度比清军入关攻陷丰、沛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在这群自封“大汉”的兵痞眼中，汉皇故里的乡亲纵使近若乡邻，依然可以被视为敌对异族。
此外，这些遇难者也并非全都是束手待宰的两脚羊。因为根据地方志、碑文等记载，有名有姓的壮烈赴死者就达上百人之多。其中既有儒士风范的武人，也有参与武装抵抗的书生。有位卑不忘报国的平民，也有富贵不畏死亡的豪绅。甚至是巾帼不让须眉的烈妇，以及寓居当地的外乡人，他们或英勇殉职于战场，或被掳后怒斥敌军。比如廪生李酉山亲率乡勇守城，后因不敌而被俘虏。但仍旧选择宁死不降，大骂“吾为朝廷士子，焉能与猪狗同群”。最终惨死于捻军的乱刀之下。还有丰县西南的许家集集主许殿魁，孤身一人前往捻军大营劝说对方要善良。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解，竟成功说服捻军不要再加害普通百姓。
事后，当地人及时吸取用血换来的教训，纷纷在以丰、沛为代表的皖东北-苏北-鲁西南地区，捐修圩寨堡垒。仅丰县一地，就在短短4年内修筑成40多座圩寨。这类建筑非常类似于古代的坞堡，也与南方地区的碉楼、围楼拥有相同职能。一时之间，整个地区似乎都回到魏晋时期的封建庄园经济时代。
即便如此，每逢捻军过境，各圩寨仍旧要牺牲相当一部分壮丁才能勉强坚守下来。但他们的牺牲，还是为大清恢复元气争取到足够时间。到了1865年，大名鼎鼎的湘军和淮军开始进场，彻底围剿境内的捻军与太平军残余。遍布各处的圩寨足又发挥出重要作用，成为清军执行防守反击战术的主要依托。
到了21世纪，由于一些情节恶劣的特殊热点事件，早已淡出日常视野的丰县重新为人所关注。或许只有当地人才知晓，200多年前的乾隆皇帝已经为当地列出“穷山恶水泼妇刁民”的负面评价。
其实，不论是拒绝殷商吃人文化的东夷，还是宁死不降捻军的地方绅民，身上都不乏可贵的人性闪光。但来自黄河的洪水涛涛，跨区域战争的冷酷侵扰，终究用4000年时间把这类坚强却又微弱的光芒消磨殆尽。
因而在这片容易被人忽略的土地上，时常呈现出某些情节过于辣眼睛的反面案例。即便是后来贵为汉朝皇帝的刘邦，都会在与项羽的交锋中选择扔下老婆、孩子与亲爹。因为在生命朝不保夕的环境下，老弱妇孺往往只能视为拖油瓶。作为弱势群体的她们，更容易成为各类暴力行径的牺牲品。
于是，循环往复的天灾人祸，最终酿造出“女人如衣服”的负面秩序。然后借助一次又一次的悲剧演绎，逆向替换掉那些性本善的习惯法，使屠龙少年终成超级恶龙。但正因为有该区域的牺牲，才能确保南方水乡维持“天堂身份”。正如南朝的黄门侍郎兼大学者顾野王曾精辟论道：彭城（即今徐州）险固，由来非攻所能拢。且其地形都要，不特捍蔽南国，为必争之地，而自昔东南用兵，莫不由此以临诸夏矣......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