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模人物刻画一定要遵守艺术规律

　　由山东影视传媒集团与临沂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等联合摄制，山东影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与临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共同出品的电影《梦想沂蒙》8月2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映礼。

　　电影《梦想沂蒙》从立项到开机，故事从无到有，历时5个月的时间。在编剧赵冬苓看来，一切顺利。先期，她带领主创人员深入沂蒙地区，用了一个星期进行采访，之后进入大纲创作，写了三稿，在这个阶段，故事的细节与情节基本完备。之后的剧本创作阶段用了两个月时间，赵冬苓与工作室的一位年轻编剧三易其稿，开机前由导演高一功又改了一稿。剧本经过四次打磨，赵冬苓认为，这个剧本做得很扎实。

　　赵冬苓：去年3月份在北京参加，我遇到了时任临沂市市长张术平（现任烟台市委），他跟我谈了有关王传喜等人的事迹，希望我能去写写这个电影。我对临沂是有感情的，我在那里创作了《沂蒙》这部电视剧，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剧本，我因为这部戏拿到了飞天奖的最佳编剧奖，临沂也因此聘我为临沂的荣誉市民。所以这个邀请我没办法拒绝，当时就答应写这个戏。

　　赵冬苓：对于弘扬主旋律作品的写作，我认为最应该注意的是一定要尊重艺术规律。所以我们没有硬写人物怎么去奉献、怎么去牺牲，我们要找到他这样做的心理动机、情感动机，我们要尊重、理解这个人，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寻找他的心理动机、行为动机，然后再艺术地进行阐释。比如，故事中我们设计了几条线，最突出的一条线就是他和母亲的关系，我们在戏里写了一对不和谐的。这一条线最初当地领导是有疑问、有担心的。按照我们的设计，当初主人公梁嘉喜的母亲上山之后因为生活贫穷一次次想逃跑，是梁嘉喜告诉了自己的父亲，导致母亲没跑成，由此造成了之间多年的心理隔阂。母亲觉得是儿子出卖了她，这个事情给他和母亲都留下了感情创伤。当时临沂的领导觉得这样写会有损沂蒙女性的形象，但是我坚持自己的意见，我认为这恰恰显示了临沂女性不甘受命运的摆布，努力反抗不公命运的优秀品德。通过此种设计，过去的苦难与贫穷给大家带来的伤痛，就可以有机地勾连起来、艺术地表现出来。在该片的艺术构思上，我们下了很多功夫。这个电影和一般的弘扬主旋律影片相比，我觉得在如何符合艺术规律、如何真实地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阐释一个人是有其特点的。

　　赵冬苓：说实话，最早写《沂蒙》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出沂蒙人民跟别的地方的人有什么不一样。直到这次写《梦想沂蒙》，我才发现沂蒙人民跟其他地方的人确实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沂蒙毕竟经过了多年的战争熏陶，而且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始，党长期在那里开展群众工作，这一传统留下了很深的痕迹，这种痕迹一直延续到今天，你会感觉到临沂人跟别的地方的人相比，更重视集体主义，更有奉献精神，他们会自觉为集体、为更多人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战争时期的临沂人就是这样，现在为了写这个电影，我又采访了当地几个带领群众致富的先进典型，更深深地感觉到这一点。这次主要的人物原型是王传喜，他回乡以前在城里做生意，很成功，但是当家乡需要他的时候就义无反顾地回去了。我还采访了另外一个老典型，也有这种特点，临沂人民受党教育多年，集体主义在他们身上是个很明显的特点，我感受很深。

　　李剑波：采风中，这些基层党员骨干、全国劳模给您的最大触动是什么？请详细谈谈采风中遇到的深有感触的人和事。

　　赵冬苓：这些基层干部、全国劳模把公众的幸福、集体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这种思想简单说是他们的觉悟高，其实已经融化在他们的血液里，是发自内心的，我有时觉得不可思议。比如王传喜，采访中我注意到他的一个细节，他带我们参观农业产业园的时候，看到地上有一个烟头，我们都视而不见，只有他赶紧走过去把烟头捡起来，那种对土地、对家乡、对集体的热爱真是发自内心的。

　　赵冬苓：写这部戏，我努力从艺术片的角度去写。我们过去对弘扬主旋律作品有很多误解，很多人觉得弘扬主旋律作品就是，上边让怎么写就怎么写，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有坚持的同时一定要按艺术规律创作。剧本出来后临沂方面也提过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该坚持的就坚持，努力用我们的作品去打动他们，而不是无原则地遵从。临沂希望我们去歌颂这个人物，我们也歌颂了，但是我们把他当一个普通人去歌颂，当一个普通人去写。

　　风格上，这部片子与纯商业片有很多不同，但是与我一贯的写作风格有许多相通之处，比如说我在写作中始终更追求崇高的情感，更尊重一个人从平凡到崇高的努力，在这部作品中，这一点是一以贯之的。

　　李剑波：您跟高一功导演合作过多次，请谈谈对他的印象。他为这部电影的哪些方面加分了，他的优势在哪里？

　　赵冬苓：我对高一功导演的看法始终如一，我了解他，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有很突出的优点。这次决定由他执导这部电影，因为我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他的水平线在哪里，他适合这部戏。高一功对人物的把握和剧作结构的准确把握是他的优势所在。

　　赵冬苓：很多编剧会惧怕写这类作品。跟一般的自由创作相比，写这类题材个人的创作空间会更小，因为是受托、遵命写的一个故事，会受到很多限制。我很早以前写过很多这类作品，我从来都是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对待，我不会完全将其当成遵命文学，我一定要将它当成自己的作品去写，我不会潦草从事，也不会完全听命于人，这是我自己一个很深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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