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写作素材：袁隆平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是90岁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认为自己应该为国家担负的责任。他对杂交水稻和它背后维系的国家粮食安全怀有的赤诚初心，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未变。

　　获得过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改革先锋”和未来科学大奖等荣誉的袁隆平，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又获得“共和国勋章”。从第一期超级稻到第四期，以及每公顷16吨、17吨和18吨攻关目标的实现，中国杂交水稻的科研工作水平始终领先于世界。袁隆平一直认为，自己热爱的中国，既是他永攀新高的动力，也是所有梦想的终极目标。

　　“要想不受别人欺负，国家必须强大起来。”袁隆平从小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始终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利益紧紧相连。他有过体育救国的梦想，也曾打算参军报国，最终，他将自己对祖国的热忱，结成了一串串饱满的稻穗。

　　“我们国家人口多、耕地少，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单产。因此高产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袁隆平说，新中国成立前，自己亲眼见到倒伏在路边的饿殍，这让他感到痛心。于是在1949年，他报考了西南农学院。

　　1956年，为了响应国家“科学发展规划”，之前还在学校代教俄语的袁隆平，带着学生们开始了农学实验。几年时间，完全靠自己摸索经验的袁隆平发现水稻中有一些杂交组合有优势，并认定这是提高水稻产量的重要途径。培育杂交水稻的念头，第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为此，他两次自掏腰包，前往北京拜访育种学家鲍文奎。

　　1966年，袁隆平发表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篇论文，拉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1970年，在海南发现的一株花粉败育野生稻，让杂交水稻研究打开了突破口。袁隆平给这株宝贝取名为“野败”。1973年，在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上，袁隆平正式宣布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回忆起那段攻坚克难的日子，袁隆平记忆里最深刻的细节之一，是背着足够吃好几个月的腊肉，倒转好几天的火车，前往云南、海南和广东等地辗转研究，只为寻找合适的日照条件。袁隆平说，这样的经历“就像候鸟追着太阳”。

　　1981年，国务院将“国家技术发明特等奖”授予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欧美、日本等都在开展相关研究，但只有我们应用到了大面积生产中。”时至今日，袁隆平还清楚记得当时在接受奖项时说的话，“杂交水稻还有很大潜力，我会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1986年，袁隆平正式提出杂交水稻育种战略：由三系法向两系法，再到一系法，即在程序上朝着由繁到简但效率更高的方向发展。经过多年努力，两系法获得成功，它保证了我国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1984年，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大批优秀人才从基层单位进入中心，袁隆平还积极争取经费把他们送到国外深造。

　　“国家下拨的第一笔经费就高达500万元。”袁隆平回忆，中心因此迅速建起了温室和气候室，配置了200多台仪器。那个曾经简陋的海南南繁基地，被标注在了三亚地图上，从一个偏远小农场，变成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科研基地。

　　1996年，农业部正式立项了超级稻育种计划。4年后，第一期每亩700公斤目标于2000年实现。随后便是2004年800公斤、2011年900公斤、2014年1000公斤的“三连跳”。

　　“从党的十九大开始，是我们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从我的角度来说，小康社会就是要从‘吃饱’向‘吃好’转变。”袁隆平说，国家强盛了，老百姓生活提高了，自己的研究当然不会止步不前。

　　目前，袁隆平领衔、已实施10多年的超级杂交稻“种三产四”丰产工程开始从过去强调产量，向兼顾绿色优质的目标转变。2018年，“种三产四”丰产工程最显著的变化是：在30多个参与品种中，优质稻占比超过30%，其中不少品种的米质已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这些品种同时还具备广适性、高抗性和低成本等特点。

　　2017年9月，袁隆平院士领衔、湖南省农科院研发的“低镉水稻技术体系”可以让饱受重金属污染之困的地区，水稻平均含镉量下降了90%以上。“这是一个巨大突破，而且这项技术运用起来简单易行，成本不高。”袁隆平说。去年，经过持续一年的多点生态试验，大面积培育“低镉稻”已有了技术条件，这为我国从根本上解决“镉大米”问题提供了现实可能。目前，他正在攻关的第三代杂交水稻，争取在未来几年时间内通过审定，进行大面积推广，并逐步替代三系杂交稻和两系杂交稻。

　　“我现在已经从‘80后’变成了‘90后’，我希望自己能活到100岁。”刚刚度过自己90岁生日的袁隆平说，“我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我要为祖国的繁荣做出更多贡献。”

　　刚刚在9月7日度过90岁生日的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9月16日应邀参加湖南农业大学的开学典礼并致辞。在袁隆平到达现场的前后和开学典礼期间，学生们欢呼尖叫，上演“大型追星现场剧”。

　　没有一睹这位科学明星真容的毕业生更是酸到不行，称“大学4年未曾见过袁隆平院士一面，这届学弟学妹一开学就见到了！”实在是令人羡慕。

　　曾经，有无数粉丝为追星挤爆了机场建筑，如疯狂粉丝接机挤爆机场自动扶梯玻璃。现在，科学家能成为大学生狂热追捧的明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说明了科学家也值得去追捧和崇拜。

　　平心而论，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演艺明星比科学家更容易受到追捧是一种常见现象。现在，中国终于有了一位现象级的明星科学家，实属不易。

　　科学家不容易成为明星的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家是靠实力和成果吃饭，演艺明星是靠颜值，当然也靠表演艺术吃饭。不过，在人类的视觉审美中，颜值是第一位的，也能迅速获得认可。但是，实力和成果不是一天形成的，需要长期积累。在没有社会公认的成果之前，既不会得到承认，也当然不会成为明星。

　　而且，科学的原理和成果有很多是深奥的，公众也未必会懂，需要有人专门向社会和公众进行传播，并且需要有专业界和社会的认同，以及某种仪式的认可。在科学史上，也有一些科学明星，如爱因斯坦，其实比袁隆平还更难以成为明星，因为他的相对论并没有多少人能懂。

　　只是在1922年，因为补缺而获得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爱因斯坦才成为与演艺明星不相上下的科学明星，甚至超过了演艺明星。显然，获得诺贝尔奖是一种国际的加持和承认，让爱因斯坦成为了科学明星。

　　也许，没有谁比爱因斯坦更能认识到演艺明星与科学明星的差异，以及成为科学明星比演艺明星要困难得多的真谛。爱因斯坦曾开玩笑解释，如果你与一位美女闲聊，哪怕过了几小时，你觉得好像只过了一分钟；但如果你在一个火炉旁边陪着一位老人，就算只有一分钟，你也觉得好像过了几小时。这就是相对论。

　　这也是在解释有着姣好面容与曼妙身材的青春男女，成为明星的可能性其实是一位相貌平平、历尽沧桑的老年科学家的几十倍，乃至上百倍。而且，靠实力和成果说话并成为明星必须要以巨大的时间成本来支持。因为，成果不是一年或者几年就能获得的，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获取的。而是要坐多年的冷板凳，要流比常人更多的汗水。甚至即便几十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终老之时也未必能出成果。

　　可见，科学家成为明星的概率有多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科学研究本身的高门槛所决定的。因此，当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跨过了这个门槛，成为全民偶像，这是一种觉醒，也是幸事。

　　即便不是所有追随和追捧袁隆平的人在未来都会有袁隆平那样的成果，但愿意追随袁隆平的步子，未来或许同样能收获充实的人生。这既是袁隆平成为科学明星的价值，也是莘莘学子追随和追捧科学明星的社会意义所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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