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杀》：以“羊”的三重隐喻为线索解析电影人物塑造技巧

　　《误杀》翻拍自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票房超11亿，还创造了电影市场难得的“一边倒口碑”，被媒体称为“2019年最佳犯罪片，改编电影的标杆之作”。豆瓣网友更是盛赞“这是2019最佳国产商业片”、“国产悬疑高水准作品”、“超越原版”。

　　电影讲述了泰国小人物李维杰如何通过极其高超的“蒙太奇”手法，隐瞒妻女因自卫犯下误杀罪，与权势阶级奋力抗争的故事。

　　影片中出现7次的隐喻“羊”，作为常见的动物符号，承载着多重寓意，给观众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解读空间，引发了广泛思考与讨论，对影片传播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

　　更妙的是，“羊”隐喻的人性，都一一投射在剧中人物身上，将原本模糊的人物形象清晰化，使得观众对人物的理解更加深刻，对影片人物形象塑造起到了绝佳的催化剂作用。

　　羊的第一重隐喻——恶魔，促使素察和桑坤人物形象具象化《认识电影》中提到，隐喻即利用影像传达抽象意念，一般由表面无关的事物比喻产生意义。

　　隐喻是一种常见的电影语言，一般表现为具有多重含义、看上去暧昧模糊的电影形象，同一种电影形象能表达多层含义，可以有多种情绪、情感、人性、乃至群体的对应。

　　这种旁敲侧击的方式，既能够让导演更为自由、更有层次地传达出创作理念，也能引领观众探寻剧情背后的隐藏立意，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电影、发现电影。使得电影艺术这一单向沟通方式，具有双向沟通可能。

　　他差点戳瞎别人眼睛，在妈妈赔付十万元并签下和解协议书后，对此事毫不在意。他道德沦丧，不断放纵自己满足肮脏的，以侵犯女性为乐，对平平造成难以磨灭的伤害。事后，还恬不知耻地步步紧逼，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平平妈妈那句“有的孩子是孩子，有的孩子，就是个禽兽”道出了他的人性本质。

　　即使素察失去了生命，也并未因此获得观众同情。因为他在片中形象单一，除了披着的“人皮面具”，看不到任何正向的人性光辉。

　　以形象示人的桑坤，也是恶魔的象征。作为公权的执行者，他不仅没有秉公执法维护正义，还披着人民公仆的外衣为自己牟利，充当素察和受害人和解的中间人，逼迫受害人和解。

　　作为时代背景下的权势阶级缩影，桑坤被打造成一个符号化的人物，除了展现出人性中极端的恶，还揭露出当时的社会黑暗面。

　　《编剧心理学》中说道，反派人物代表的是人类的本我。反派身上带有强烈的侵略性，他们无视社会禁忌、道德要求，屡犯罪恶，不知悔改。完全自由地表达原始，食欲、性欲、占有欲、破坏欲等，这是本我的本质。

　　影片刻意将素察和桑坤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扁平而单一，使之成为单纯的反派人物。从侧面突出电影主题，充当影片的表达工具。

　　这种人物，不仅能很好地激发观众观影时的愤怒情绪，使观众对主角命运产生极其强烈的共情，深化观影体验。而且，还很容易引发观众极端厌恶情感，也极易被观众记住，促进影片传播。

　　《东方艺术从谈》中提到，羊象征善良，是承载文化的载体。甲骨文的“美”字，最早从羊的形象得来。同时，羊是温驯忠厚的，于是便有了“善”字。在西方文化中，羊还代表着“救赎”。

　　“羊”第一次出现、消失到再现的过程，隐喻了李维杰内心从至纯至善到善良不再、经过挣扎后再回归善良的心理历程。

　　影片开始时，李维杰遇到僧人，虔诚布施。当时，僧人背后，有一只羊注视着镜头，此时的羊映射出李维杰内心原本的善与真。

　　后来，李维杰成功瞒天过海，完成了自己的完美犯罪，赢了拉韫，还引发了群众。他再去寺庙，僧人拒绝了他的布施。而且，僧人身后的羊也不见了。预示着他心中纯粹的善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保护家人的，以及被动释放出的人性之恶。

　　影片最后，李维杰又去了寺庙。虔诚的忏悔使他又看到最初那只羊从佛塔前经过。随后，李维杰对拉韫夫妇道出。象征着李维杰心中的善又重新回归，他得到了救赎。

　　李维杰无疑是剧中最为复杂矛盾的人物。从家庭角度来说，他是个饱含温情的英雄。从法律角度来说，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帮凶。这种左右摇摆的自我认知一直折磨着他。

　　而那场又加剧了他内心的矛盾。李维杰的父母在他小的时候死于一场，他对深恶痛绝。讽刺的是，命运居然让他成为了的源头，中牺牲的人虽非他所杀，却因他而死。于他而言，这是内心难以自洽的原罪。

　　此后，小女儿安安将试卷上的70分涂改为100分的行为，则将他内心的矛盾情绪推至顶峰。安安的行为表明，他的言传身教为女儿做了不好的示范，这件事的结局，对孩子们的人格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你的剧本逊毙了》中提到，人物转换很重要。我们希望仁慈和公正最终获得胜利，我们希望人物能在某种程度上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变得和影片开头不同。正因为这些在真实生活中很少发生，在故事里才愈发显得弥足珍贵。

　　李维杰认识自我、改变自我又回归自我的过程，展现出他在善恶之间的痛苦摇摆与挣扎。这种人物性格的一致性与矛盾性，使得他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有层次感，也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对人物命运走向充满了同情与好奇。

　　李维杰在剧中的身份设定是父亲，还有一重则是自我。他必须承担起父亲不可逃避的责任，保护好家庭，教育好孩子。同时，又要不断认识自我找回真我。

　　李维杰的对手拉韫，和李维杰一样是父母，有着极其强烈的对抗动机，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同时，拉韫高高在上的权势阶级地位，与李维杰的平民身份，形成了鲜明的力量悬殊对比。这种不公平的较量，突出了李维杰的弱者地位，激发了观众的同情心，加强了观众对人物的情感投入。

　　李维杰的人物形象一直随着情节在发展和变化，这种不断发生的反差与转变使得他的人物形象更加丰富。这种转变过程，死死抓住观众的眼球，建立起观众和人物之间的联结。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是选择善还是选择恶？这是李维杰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他必做的选择。这种两难境地不仅展现出角色的内心矛盾，也能够很好地引发观众思考，让观众对人物产生强烈的共情。

　　羊的第三重隐喻，代表没有牧羊人的羊，即普通民众。来源于《误杀》的英文影名《Sheep Without a Shepherd》，直译过来则是没有牧羊人的羊，也代指通常所说的乌合之众。

　　片中有一幕，老师在课堂上讲解，“羊是种群动物，视力极差，当它们单独行动时，很容易被肉食者捕杀。”隐喻着人的群体性行为，因为害怕被“肉食者捕杀”，只能选择从众，借助群体的力量分散责任。

　　《乌合之众》一书中提到，“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

　　最初，整个社会被权势阶级操控，当权者一手遮天，法制混乱，公平正义严重缺失。可怜的老人家，连孙子眼睛被戳瞎，也要在桑坤逼迫下私了，只因为戳瞎他孙子眼睛的是局长的儿子。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每个群众都是亲历者，却集体失声。当时的群体是懦弱的，面对压迫，敢怒不敢言。这种群体氛围，无意中助长了当权者的嚣张气焰。

　　后来，李维杰巧妙地利用“蒙太奇”手法制造假象，为家人脱罪，也离不开群体证人的帮助，包括邻居颂叔、大巴售票员、酒店老板、拳馆小商贩等。这些证人对李维杰制造的错觉深信不疑，坚信自己站在正义这方，被人利用也不自知。展现了群体易受暗示和轻信的特征。

　　最后，警方开棺验尸，引起众怒，爆发了一场严重的警民冲突，被压抑已久的群众纷纷奋起抗争，将这场冲突演变成全市，导致不法分子放火焚街、趁机打劫抢砸超市。既展现出群体情绪的狂暴与夸张，又令人感受到群体爆发出的可怕力量。

　　群像从最初的软弱、到无意识作伪证、再到后的盲从，丰富多变又异常真实。群体的多种性格特征，展现出不同的社会现象，引发了观众的深度思考。

　　为了更好地塑造群像，影片开头就清晰地交代了时代背景，使群像性格合理化。在底层民众普遍受压迫，而法律又沦为权势阶级工具的社会背景下，群众的懦弱和无能显得正常而无奈。

　　之后，围绕李维杰误杀这一核心事件，群像性格一点点展开并逐渐产生质变。每一次的转变，既推动了剧情，加剧了人物矛盾，又展示出群像性格的不同侧面，体现了群体的非理性特征，将影片张力拉到极致。影片借用这种以群像为载体的讽刺形式，传达出电影拷问人心的力量。

　　作为一部悬疑片，《误杀》的精彩毋庸置疑。比剧情更值得玩味的，则是该片设置悬念的叙事技巧。以“羊”为落点的悬念符号设置，代表了多重隐喻，每一次的出现，都为情节提供了新的走向，暗示了人物命运。“羊”对应的人物形象，也因此变得更加鲜明而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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