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题材电视剧中党员形象塑造的破与立

　　编者按：本文将党史题材电视剧中的党员形象分为先驱、英雄模范、基层党员三类，着重从形象塑造的审美格调角度进行分析，即先驱的精神美、英雄模范的情怀美、基层党员的人性美。本文刊发于《中国电视》2022年第7期。

　　近年来，一批党史题材电视剧频频“破圈”，赢得了市场和口碑，如《山海情》《觉醒年代》《功勋》《大浪淘沙》《理想照耀中国》《中流击水》等，塑造了众多熠熠生辉、鲜活生动的中员形象，如、、周恩来、李大钊、陈独秀、于敏、屠呦呦等。这些中国党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和历史担当：有的是使中国面貌焕然一新的引路人；有的是和平年代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攻坚克难、无私奉献、建立功勋的时代精锐；有的是扎根基层一线，积极团结带领群众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党员先锋。他们在中国党百年来的奋斗征程中所做的贡献各有不同。本文将党员形象分为先驱、英雄模范、基层党员三类。

　　创作者在塑造这些形象时，因这些人物角色的身份和人生经历不同，其审美特点亦各有侧重，如通过展现先驱形象伟大却又不失平凡的一面，来彰显其“精神美”，通过表现英雄模范形象丹心系家国但世事两难全的经历，来诠释其“情怀美”，通过塑造基层党员虽有“小我”但不忘“大我”的态度，来凸显其“人性美”。此等“执其两端、取法乎中”之法，不仅可使不同的党员形象更为饱满，而且可更好地在他们身上诠释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和谐统一。诚然，任何先驱、英雄模范、基层党员形象，都兼具精神美、情怀美和人性美，本文之所以主要就先驱的精神美、英雄模范的情怀美、基层党员的人性美进行论述，主要是因为该特质在该类党员形象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对受众的感染力更为强烈。

　　优秀的党史题材电视剧在展现先驱形象时，一方面以“平凡”与“伟大”相结合的创作手法，使该类形象在艺术表现上更为真实可感，另一方面则着重呈现先驱忧国忧民、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该精神对大众产生的强烈感召力。前者着重追求的是党员形象的“艺术之真”，后者深度刻画了先驱者的“精神之美”。从《觉醒年代》《中流击水》《大浪淘沙》等作品塑造的、周恩来、李大钊等年轻的伟人形象不难看出，为年轻的先驱立像，成为党史题材电视剧拉近与年轻受众距离的主要手法之一。青春化表达对展现伟人精神力量的新意在于，它不再仅仅展示伟人之所以是伟人的结果，而是更为立体地呈现了伟人是如何成长为伟人的过程。其具体表现一方面是将先驱者的精神成长史同中国党的诞生史相融合，另一方面是将先驱者的强大精神感召力放置于他们与广大无产阶级建立深情厚谊的互动过程中，即分别通过精神成长的历程性和精神感召的生成性来展现真实、立体的伟人形象。

　　优秀党史题材电视剧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作品中呈现的先驱形象不再是于特定事件中出场的历史符号，而是仿佛就生活在你我之间的身边人，即将伟人的精神成长史同中国党的诞生及发展史相融合，“坚持以人带史，而不是以史带人；是人物牵着事件的鼻子走，而不是事件牵着人物的鼻子走”。①

　　《觉醒年代》中，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途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所经历的三个转变，便是其精神成长的生动体现。第一阶段，《新青年》杂志成立之初，陈独秀主要想以此为阵地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之不多。第二阶段，也就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在目睹了北洋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之举后，将目光转向，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第三阶段，陈独秀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基于两个契机：一是他接触并研究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这可视为陈独秀在精神层面的主动成长；二是他在逃离北京时一路见到众多难民后的所见所感，将即将成立的中国党定位为一个让全中国的劳苦大众能够像“人”一样活着、拥有“人”的权力和尊严的政党。这可视为陈独秀在外界环境触发下的加速成长。

　　《中流击水》中的青年周恩来，《大浪淘沙》中的青年，《觉醒年代》中年轻的陈延年、陈乔年，他们抛弃自己早期支持的无政府主义并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皆与他们个人的成长、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以及与其他同仁的交流互勉与思想碰撞息息相关。中国的先驱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带领中国人民走上新主义的道路，既非误打误撞，又绝非一蹴而就，而是他们结合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在不断摸索、多次试错中，经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正确选择。他们在精神层面丰富且真实的成长经历，让观众不仅在观剧途中同这些先驱共同经历了成长的洗礼，还让其通过先驱的精神成长史更全面地见证了中国党的诞生史、发展史。

　　党史题材电视剧中，伟人精神感召力的真实性主要来源于他们同工人、农民、学生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建立情感联结的细节铺垫。一些剧运用细节铺陈、生活流叙事，细腻展现先驱为底层劳苦大众求解放的立场和情感联结，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在中国传播的。

　　《大浪淘沙》中，江西安源的煤矿工人们成立党小组，喊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参与和刘伯承组织的工人运动，与前期去当地考察时，以矿工的身份同工人们一起下窿的亲身经历相关。正是基于对工人疾苦的切身感受，在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之际，那一个个设身处地为工人着想、真心实意地为工人谋福利，并得到众多工人拥护的伟人形象才更为鲜活立体，其精神力量的释放才更具感召力。

　　《觉醒年代》中，李大钊对长辛店工人的演讲之所以能够极大地鼓舞工人阶级的斗志、点燃他们的入党热情，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与工人们之间逐渐建立的情感联结。剧中，他为长辛店工人葛树贵的儿子支付医药费，挽救了他奄奄一息的生命；他用自己的薪水买了年货，送给拿不到工资的工人们，在和众人一起擀皮、剁馅、包饺子、烧水、煮饺子的过程中，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他们介绍“工人阶级是人类社会的领头羊”的观点。基于前期铺陈，李大钊在号召工人阶级支援学生的五四运动时，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工人们的爱国热情。

　　伟人形象自身伟大与平凡相结合而散发的精神美，一方面建立在真实的“人”的基础之上，即他们有着循序渐进的丰富成长经历，通过先驱的精神成长史即可窥见中国党的诞生史与发展史，另一方面则建立在他们对广大民众的深度了解和深切关怀的细节铺垫上。那些体现先驱者先进思想的言论或口号，即便已时隔百年，依然能令当下观众备受鼓舞。

　　英雄模范是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典型代表，近年来的党史题材电视剧塑造了诸多英模形象。如《功勋》中的于敏、屠呦呦、袁隆平，《理想照耀中国》中的顾方舟，《百炼成钢》中的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等。创作者在刻画这些人物形象时，一方面更倾向于将其放置于个人的“小家”与祖国的“大家”之间的取舍中，彰显其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爱国精神，即着重展现这些科学家理性的一面，如他们对科学真理孜孜以求、潜心研究的理性光辉，他们为祖国拓荒耕作、鞠躬尽瘁的满腔热血和不负时代的使命担当等；另一方面则融入更具浪漫气息的生活细节，来表现这些英雄模范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对待人生、事业、生活的浪漫情怀。英模形象的真实性即来源于他们将科学理性和生活感性融于一体的人格魅力。

　　《功勋》在塑造于敏、屠呦呦、孙家栋等英模形象时，着重描摹了他们由“小荷才露尖尖角”到“映日荷花别样红”，即由默默无闻到一鸣惊人的人生经历。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指出，“在选择职业时，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②这可视为人们在工作中孜孜以求并努力达成的更高境界。对于剧中的英雄模范而言，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个人安危、个人名利，始终将国家和人民之所需摆在首位，这就是其爱国情怀和为民初心的充分彰显。他们往往面对并攻克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有过放弃念头但最后又凭借坚强意志迎难而上的心理纠葛，也是确保人物真实性的有力根基。

　　《理想照耀中国》中的顾方舟，在研制脊髓灰质炎疫苗时，若依照国外专家的思路研究灭活疫苗，难度较小，更易成功，但其费用较高，这对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及当时的中国人民而言，依然是不小的经济负担，因此他最终选择了研究难度更大但费用更低的活疫苗方案。疫苗在动物和身上试验成功后，顾方舟做出的又一个艰难抉择就是让自己几个月大的儿子率先试药来验证其安全性。此番于万般艰难中做出的举动既可见榜样的力量，又可见英模的为民情怀。

　　《功勋》中的袁隆平，最初从事的是红薯育种研究，他之所以转而研究杂交水稻，是因为后者的研究难度虽然更大，但是一旦研究出成果就能够有效解决老百姓食不果腹的难题。为了找到存在概率五万分之一甚至是十几万分之一的不结籽水稻，他整日泡在田地中并患上了严重的皮肤过敏症状。在研究初见成果时，他为了加快进度，更是将自己培育出来的种子分享给了进行杂交水稻研究的其他小组成员。此番成果共享之举，就是他以民为本、尽己所能践行“禾下乘凉梦”这一初心使命的印证。英模人物为国为民的大爱与他们自身在工作岗位上不断攻坚克难的优质品格是紧密相连的，用他们的“高光时刻”成就故事的经典永恒，才能让英模的故事和精神走入观众心中。

　　塑造真实立体的英雄模范形象，除展现他们在工作中的爱国、爱民情怀以及不轻言放弃的执着品格外，也离不开展现他们颇具浪漫情怀的诗意生活态度。其中，最为鲜明的体现就是对于英雄模范在生活中“浪漫雅趣”形象的刻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细节叙事上的“文雅”，另一个是视听语言上的“唯美”。

　　《功勋》中《屠呦呦的礼物》这一单元，在讲述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的历程时，在细节处借助诗意的镜头语言彰显了女性科学家的浪漫情怀。在海南用花椒进行抗疟的临床实验遇到瓶颈后，心情沮丧的屠呦呦选择在夜晚一个人仰望星空、寻求灵感。此时，天上的星星在屠呦呦眼中演化成了一个个药草的模样，有些星星组合成了杜仲，有些则组合成了常山、青蒿、艾叶、柴胡等。镜头语言的此番运用，让屠呦呦再次梳理研究思路的方式以一种尤为诗意的、同星星对话的方式展开。

　　英雄模范形象所体现出的情怀美，一方面表现为他们将个人的事业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其爱国情怀即在个人与国家两难的取舍中孕育而生；另一方面则借助诗意的镜头语言，尝试用诗化情节书写英模精神，展现出作品似史如诗的气质。

　　党史题材电视剧中的基层党员形象，是离群众最近、与群众接触较多的党员群体。其人性美的体现一方面是以“善良”之性情关心民生疾苦，为了精神上的“大我”而无畏牺牲“小我”，另一方面是怀着一颗“真心”帮人民群众切实解决问题，舍“小家”为“大家”，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基层党员为群众牺牲“小我”，并非意味着他们为了实现精神上的“大我”而完全置“小我”于不顾，而是建立在“小我”与“大我”相互促进、和谐统一的基础之上。一些电视剧令观众备受感动的基层党员形象，其真实性主要源于“平民化”与“去平民化”的有机融合。“平民化”主要通过人物的外在形象和言谈举止进行展现，即努力刻画与他们自身成长环境相匹配的生活气息而非刻意拔高故事情节；“去平民化”最终指向的则是基层党员形象的精神内核，即他们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始终怀有对中国党的坚定信仰以及解群众之所难的初心使命，传递正向积极的价值观。

　　《绝密使命》中的交通员李寿科，他普通寻常的一面既有对家人的爱与牵挂，比如在执行传递情报的任务时，将组织给予他路途上的生活必需品都攒下来留给家人；他也有常人在工作时难免出现的小失误，比如在演练时记错了接头暗号。他“去平民化”的“大我”一面则表现为，在侦缉队抓捕了普通村民，并扬言如果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党便就地枪决之际，李寿科明明有逃命的机会，却主动暴露了自己，从而拯救了无辜的村民。除了李寿科，剧中的其他基层党员在日常生活中虽极其平凡，但他们在执行任务时，却坚定地遵守着“不该问的不问”的保密原则，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运输物资、护送人员的艰难任务。由于单线联系的特殊性，有些基层党员直至牺牲，也仅有寥寥数人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对党的忠诚，对党的坚定信仰以及用生命践行使命的坚定信念，达成了“平民化”的“小我”形象与“去平民化”的“大我”精神的高度契合。

　　基层党员也许没有所谓人生的“高光时刻”，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他们立足于基层、扎根在人民、奋斗在一线，却有着日积月累的水滴石穿。以《山海情》为代表的一批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为主要内容的党史题材剧掀起荧屏热潮。这些剧没有为时代加“滤镜”，也没有渲染人物的“高大全”，更没有回避基层工作开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矛盾和普通个体的复杂心态，而是从具体难题入手，以“解题式叙事”讲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塑造了一大批具有典型性的驻村干部、支教老师、返乡青年等基层党员形象。他们有梦想、有情感，也有冲突、有挣扎，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拉近了观众与宏大主题剧集的距离。

　　这些作品真实反映与思考基层工作实际中的真困难、真矛盾、真问题，通过解难式叙事，帮人民群众解决的问题越多，越能体现出这些平凡的基层党员形象不平凡的特质，以及他们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的至纯至善人性。《山海情》围绕易地搬迁的艰难展开，将从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到寸土寸金的“金沙滩”建设过程中的各种难题贯穿始终；《经山历海》探讨如何解决基层干部工作家庭平衡、人地矛盾、陈风旧俗等问题。以上作品中“遇难解难”的叙事逻辑更好地凸显了基层党员的党性修养和思想觉悟，使党员的先进性及其人性美在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得以充分显现。

　　党史题材电视剧中的三类党员形象，无论是于平凡之中见伟大的先驱，还是为国家事业奉献一生的英雄模范，抑或是在工作中为“大我”牺牲“小我”的基层党员，他们的真实感、鲜活性、复杂性，皆诞生于三组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他们为人民谋出路、谋幸福的精神感召力，为国家奉献一生的家国情怀，为群众排忧解难的至善人性，也在党史故事中闪耀理想与信仰的光芒。

　　作者储钰琦系中国传媒大学教师、主任编辑，韩天棋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党史题材影视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1YTC032〉的阶段性成果

　　①仲呈祥：《中国电视剧：用美学思维来把握历史—关于电视剧为百年党史“画像、立传、明德”的几点思考》，《艺术传播研究》2021年第1期。

　　②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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