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情感(人工智能情感交互)

 

讨论人类的同情，亚当·斯密是一个我们绕不开的思想家。在名著《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写了一位与中国并无贸易往来的伦敦商人，他听闻中国发生的一场地震夺去了数万居民的生命而感到悲痛万分。然而，这种悲痛由于距离的遥远，不一会儿就化作了一种指向个人的慨叹：人生无常，珍惜当下。对远方他人的牵挂与共情，仿若过眼云烟。不过，当商人睡前得知自己立即要失去一根小手指，他就立马彻夜难眠。

同情这个概念是复杂的，正如人们对待它的态度一样，斯密的这个例子再形象不过地点出了这种复杂性。同情能作为道德坚实的基础吗？它是否能带来行动，又是否会导向虚伪？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技术的发展，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更加不得不直面这些拷问。

古往今来，讨论这些拷问的著作十分众多，借用的思想资源也横跨多个学科。本期专题分享的几位学者，包括写作《无处安放的同情》的汉宁·里德，都更多是从哲学、思想史的角度切入。以下列出另一些心理学、神经科学、历史学、社会学的当代作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情更为丰富的面孔。

本文出自11月19日专题《同情何处安放》的B05。

「主题」B01丨同情何处安放

「主题」B02-03 | 安放于人性的同情

「主题」B04丨同情心的重要意义，在于指引行动

「主题」B04 | 同情之书 没有同情心，是一种恶吗？

「主题」B05 | 地铁，反映出现代城市生活的两面性

「文学」B06-B07 | 想象是她的使者

「文学」B08 | 阿尔丰斯·穆夏——风格即是一切

撰文 | 刘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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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共情》，作者：[加] 保罗·布卢姆，译者：徐卓人，版本：湛庐文化 |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年12月。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共情能力强的人通常都有很好的名声，他们往往被视作善良的好人。但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保罗·布卢姆的这本书，却旗帜鲜明地点出我们或许需要摆脱共情。布卢姆从自然科学的角度，重新细致论述了哲学家们所提醒我们警惕的那些共情所具有的风险。

布卢姆将共情大体上分为认知共情与情绪共情，前者指的是一种对他人情绪的认知，运用的是人的理性，而后者可能更接近于我们日常使用同情或者共情时的用法，一种对陷入困境的人们的情感共鸣，感同身受，这两种共情分别通过人脑中不同的系统运转。

布卢姆认为，我们需要摆脱的是纯粹情绪上的共情，但却需要培养认知上的共情。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理由，即是情绪上的共情往往存在可识别受害者效应。例如，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我们往往会为某个个体的经历动容并投以极大的关注，但却对数据兴趣寥寥。而数据的背后，可能才是需要被同情和帮助的更多数人。对他人情绪上的共情常常如聚光灯一般，照亮了一部分人，就会令另一部分人被忽视。这点在与自然灾害有关的报道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今年河南、山西两地接连遭遇洪灾，省会城市受到的关注，收到的同情，就明显地远远高出其他市县。

互联网小常识：CIDR使得路由选择变成了从匹配结果中选择具有最长网络前缀的路由的过程，这就是“最长前缀匹配”的路由选择原则。

在布卢姆看来，情绪共情的强烈，很有可能反倒让我们失去了情感本身的分寸，这点在教育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布卢姆提及，如果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过分地与孩子幼稚的心灵相共鸣，无疑会纵容孩子的很多行为。此外，共情也常常让事态走向一个事与愿违的结果。布卢姆同样提到了彼得·辛格的例子，辛格就认为，小额捐助在效益上很多时候是与慈善的目的相背离的，因为慈善机构管理这些钱的成本，甚至超过了这些钱本身。诚然，效益并不是我们行动的唯一理由，布卢姆的这些观点都非常有争议，但书中的实证分析较为丰富，不失为我们看待同情视角的一个补充。

《恶的科学》，作者：[英] 西蒙·巴伦-科恩，译者：高天羽，版本：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9月。

与同情一样，邪恶也是持续被人们讨论的话题。这两年国内的出版市场中也集中出现了一批专门讨论恶的作品，例如史文德森的《我们与恶的距离：关于邪恶的哲学思考》，詹姆斯·道斯的《恶人：普通人为何变成恶魔》等。与其他作品相区别的是，神经科学家西蒙·巴伦-科恩的这本书，将共情置于邪恶讨论的中心，这本书的研究也为前文提到的布卢姆多次引用。

科恩用大量的实证研究向读者展示，同情腐蚀是人们做出残酷行为的重要原因，那些做出在世俗意义上极端邪恶之事的人，共情水平常常很低。共情能力高低并非决定一个人是否作恶的全部，但在所有的影响因素中它处于最核心的位置。围绕共情能力这个圆心，外围的影响因素依次包括威胁感知、文化、意识形态、从众效应等。科恩也在此特别提到了著名的平庸之恶，由于恶行背后这些复杂的影响因素，因此艾希曼的恶不纯然是平庸的，除了社会因素，个人的同理心在艾希曼的行为动机中也占据很大的比重。

本书的研究也揭示了可能为恶者的一些性格特征。被他称作零度共情的人是做出残酷行为的高风险人群，他们往往对于挣脱时间有特殊的青睐，简而言之，他们厌恶情绪所代表的流变，试图能与理性的秩序相连。科恩特别提醒，在我们当下的教育中，对理性、秩序的强调还是远远胜过对同理心的培养，这值得我们警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科恩对人文学者们用思辨的方法讨论邪恶这一话题颇有微词，他试图用这本书将与邪恶有关的讨论带离宗教玄思的领域。恶并非一种缥缈的属性，而是有其生理和心理的基础。不过同样，具备某些心理特征——比如共情能力的缺失，也并不天然给这个人打上恶的标签。

《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作者：[美]林郁沁，译者：陈湘静，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1年10月。

与前面的作品相比，汉学家林郁沁的这本著名的《施剑翘复仇案》则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审视了同情。1935年，民国侠女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一事让世人震动。在一场诵经仪式上，施剑翘用手中的勃朗宁手枪对出席的孙传芳突施冷箭。刺杀成功的施剑翘镇定地宣布：大家不要害怕，我只是为父报仇，绝不伤害别人，我也不会跑，紧接着投案自首，一时间站在了公众舆论的中心。

正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述，本书副标题中的公众同情，与现在人们日常语言中使用的同情词义有所不同。在当时的语境中，这个词毋宁说与舆论、国民情感相混同，是集体性的。林郁沁通过这一案例的精彩挖掘，呈现了一系列与情相关的事件：施剑翘为父报仇过程中争取公众同情的策略，刺杀事成后媒体和民众的反应，文化精英们围绕这一行为呈现的两极评价。这些事件的背后，体现的是情感在中国现代公众诞生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被施剑翘的刺杀行为激发出的公众同情，实质是与性别规范论争、法制改革与法外正义、国民党威权统治等公共话题相关。这部作品讨论的重点并非同情的心理活动机理，而是其作为一种公共情绪时所具有的意义。

《Feeling Economy》，作者: Roland T. Rust / Ming-Hui Huang，版本: Palgrave Macmillan, Cham 2021年1月。

目前的许多论调认为人们的同情心正在遭遇侵蚀，但本书的作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现在可能恰恰是一个情绪时代（Era of Empathy）。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的方兴未艾让许多强调理性智能的工作被其替代，不过，即使是目前最好的人工智能，在处理人类的情感并与其交互方面都做得不够好。人类相较于人工智能最大的优势恰在于感觉。作者认为，人类工作模式的流变经历了一个从不熟练的流水线工作到熟练的理智工作再到熟练的情感工作的过程，而现今的经济模式为劳动者留下最多的工作空间是那些强调同理心、人际交往等情感因素的工作。

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美国社会学者阿莉·霍克希尔德提出的情绪劳动（Affective labour）概念。在既有的社会结构下，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强调情绪劳动的工种。本书的作者也特别指出，由于往往具备更强的同情心与情感沟通的能力，未来女性的竞争力会在这种共情经济模式的驱动下得以提高。

作者｜刘亚光

编辑｜王青 李阳

校对｜薛京宁

互联网小常识：第一次配置无线接入点，一般采用本地配置方式，即无需将无线接入点连接到一个有线的网络中。这时，因为没有连接到DHCP服务器而无法获得IP地址，它的默认IP地址是10.0.0.1并成为小型的DHCP服务器。在这种情况下，接入点可以为下列这些设备分配多达20个10.0.0.x范围的IP地址。(1)连接在连接点以太网端口上的PC机(2)没有配置SSID或SSID配置为tsunami，并且关闭所有安全配置的无线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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