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国际新闻界》六十周年 陈力丹老师发言整理

　　2021年，是《国际新闻界》创刊60周年。5月8日，“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与中国党百年新闻事业：期刊主编论坛暨《国际新闻界》创刊六十周年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会上，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陈力丹等早期参与《国际新闻界》主编工作的前辈对《国际新闻界》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做了回顾。现将四川大学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国际新闻界》原主编陈力丹老师的发言整理如下。

　　刚才听曼丽讲了这么多故事，我本来想吐点苦水，但我觉得我没有理由吐了，因为她比我还苦。办刊物确实很累，很艰难。

　　我想说一下《国际新闻界》六十年的曲折发展。其实在此之前，我跟曼丽老师的状态差不多：只顾及眼下的工作，《国际新闻界》的旧事已经淡忘了。但5月5日那天来了五位学生采访，还要拍摄。我并没有思想准备，在很短的一天时间里，勾起了我对杂志历史的回忆。

　　昨天整理思路到很晚，今天早晨刘海龙跟我说了一些新情况，紧赶慢赶，仓促做出新的PPT，也造成我没赶上公交车，从长春桥路站走到会场。

　　1961年，《国际新闻界简报》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副主任蒋荫恩老师（1910-1968）创办，是油印的刊物。当时新闻系订阅了《纽约时报》等外国报纸，蒋老师外语比较好，定期阅读并随手编译了相关内容，油印给老师们作内部参考。最初不定期，后来由张隆栋老师接手，具体时间我不太清楚。但王泰玄老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退休教授）一直是《国际新闻界》的主要参与者，做了较多的具体工作，应该说相当于编辑部主任。蒋老师离开我们比较早，他是1935年燕京大学毕业的，1948年在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研究过新闻学，建国后担任过燕京大学教授、新闻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和学校的总务长，之后新闻系归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成为人民大学的教授和新闻系副主任。

　　当时的《国际新闻界简报》主要转述外国新闻历史与现状，只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内部刊物。但在当时中国隔绝于世的特殊情境下，它开启了一扇窥见外部世界的窗口。我们想一想，1961年、1962年，当时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样的？

　　而张隆栋老师，我则比较熟悉。他是我1973到1976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时的老师之一。由于处在时期，他与另外两位老师还带着“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帽子，所以他没有给我们正式上过课。但那时所有老师都和学生编在一个组学习。

　　他在学习的时候多次发言，滔滔不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有一件具体的事情，我去过他们家一次。地点是东四西大街50号，华侨大厦后面一栋楼的顶层。当时是夏天，他递给我一杯冰镇橘子水，那时一般家庭都没有冰箱，冰镇橘子水对我这个学生来说有些奢侈，真是好喝极了，印象很深。

　　他语速比较快，声音很宏亮，滔滔不绝，对国际新闻极为熟悉，所以我很钦佩他。后来我得知张隆栋老师是1949年时的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和代系主任，由于种种原因，他30多年以后才评上了副教授，退休时才是教授，1978年改革开放时，新闻系在岗老师中职称最高的是副教授，就是甘惜分副教授。时人民大学新闻系经历了停、分、合的磨难，随着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国际新闻界》1979年恢复出版，并面向社会发行。在张老师的领导下，《国际新闻界》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学研究的恢复和重建，特别是传播学的引进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和新闻教育研究单位的老一代新闻传播学者们，为本刊的发展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这是我手里最早的《国际新闻界》1980年的第一期，那一年为季刊，出了四本。目录下面有一行字，“内部刊物 工本费4角”，说明当时还是内部刊物，没有刊号。

　　1981年起，《国际新闻界》有了北京市的期刊登记号8008，后来有正式刊号。80年代后期本刊是由姜克安老师负责，姜克安老师是卜卫的导师，我为此专门跟卜卫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询问，那时李彬帮助姜克安老师编过稿子。90年代初期由宋建武负责，由于搞市场经济，大家不懂什么是市场，以为就是赚大钱，所以《国际新闻界》一度办成了地摊刊物。这是我从网上搜索到的当时《国际新闻界》封面，“界”字做了缩小、虚化的处理，看不清楚，看起来像是“国际新闻”。

　　1995年，程曼丽老师担任主编，本刊得以重生。图片上“编者的话”，大意是，经过一段整顿以后本刊终于恢复原来的样子。刚才程老师已经说得很详细，我就不赘述了。

　　2004年的时候，学院的刘夏阳，问我是否愿意做《国际新闻界》的主编。我回绝了，因为当时主编不算任何工作量。2005年，高钢当了院长再次找我，他张口闭口“老同学，帮帮忙”，弄得我也没办法。看在我们大学同班同学的份上，我勉强答应了，同时提出：不能再是仅介绍国际新闻业概况的刊物，要变成新闻传播学的综合性期刊。他全力支持，说他做社长，安排涂光晋、杨保军做副主编，郑保卫做副社长，组织人员成立编委会。其实这个编委会只开过一次会，以后再也没开过。

　　大家都同意变成综合性期刊，我进一步建议改名为《新闻传播学刊》，希望把新闻学和传播学都概括进去。其实从1985年起，全国唯一的全国性新闻学期刊是《新闻学刊》，社科院新闻所主办，我是参与创办的人之一，主编是副所长钱辛波，因为责编孙五三属于新闻理论研究室，我是研究室主任，所以我也参与审稿和话题的策划，对编刊物有一定经验。《新闻学刊》1989年停刊，1994年转变为《新闻与传播研究》，主编是所长孙旭培，后来是喻权域，责任编辑还是孙五三，我是新闻理论研究室主任，刊物的日常事务我还是参与，直到2003年我离开新闻所。

　　那次编委会上有老师认为《国际新闻界》的名字已经很多年，有品牌效应，就没有改名，但我将英文名字改为《中国新闻传播学刊》。此外还讨论了本院老师发稿的限制问题。因为很多老师觉得我就在新闻学院，所以就得先发我的稿子。但要面向社会的话，一定要自我限制、有约束，要有公平意识。

　　《国际新闻界》从2006年起改版，成为全国性的新闻传播学学科的综合性学术月刊，仍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该校新闻学院和教育部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承办。在此，我们向数十年来关注本刊的几代老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此后你们仍然是我们的热心读者；同时，也向更为广泛的“大传播”领域的研究人员、从业人员和有志向迈进传播领域的青年学子们敞开大门，结识更多的新读者。

　　本刊面对全球性的社会信息化、媒介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若局限于外国传播业、传播学的研究就显得视野狭小了。因而从明年起，研究范围将扩大到中国和外国的整个新闻学、传播学领域，同时也将探讨大众传播业界、广播影视、编辑出版、广告、公共关系和传媒经济的各种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探讨网络信息传播、传播科技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以及与传播相关的跨学科领域的研究。总之，本刊将成为“大传播”所有领域的各种研究课题的探讨空间和研究成果发表的园地。

　　本刊是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但不是仅为中国人民大学服务，而是面向社会、为整个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服务的专业性学术期刊。因而，对于本校师生发表论文的数量本刊已做出适当限制。我们热切欢迎全国新闻传播学界、业界，以及与新闻传播相关的领域、学科的作者们踊跃投稿；热切欢迎新闻传播学界、业界，以及相关领域、学科的各个单位与我们展开各种形式的合作，举办与“大传播”相关的学术研讨和其他社会活动。

　　本刊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遵循百家争鸣的方针，容纳不同学派的观点；论文要符合学术规范，提供一定的新观点、新发现、新角度、新方法、新材料，言之有物，拒绝套话空话。限于版面，本刊难以为专著和学位论文提供直接的发表平台，故希望论文的选题小，开掘的角度深，以不超过6000字为宜。为保障发表论文的质量，遏制学术，本刊继续实行匿名审稿制。

　　在为《中国工人》月刊写的发刊词中说：“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情来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本刊编辑部有信心把这个刊物办好，也希望广大作者、读者经常与我们沟通，提出改进意见，共同承担起办刊的责任。

　　此后，本刊经历过四次改版，最重要的改版是第一次和第四次，第一次是从介绍国际新闻业界概况的双月刊，变成了新闻传播学与研究的综合性月刊，这个力度是比较大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涉及的是开本页数问题。最后一次改版是为了完成学校主管科研的副校长冯惠玲的要求，向SSCI期刊进军。当时中国只有唯一的一家文科SSCI期刊，是湖北的《外国文学研究》。

　　我们找到那个刊物的主编请教了很多问题。根据他的说法，一定要改为我们现在这样的相对小的开本，所有的注释必须全部有英译文。这会导致文章的篇幅增加，而为了完成学校的任务，我们坚决地改了版。随着学校领导的更换，现在不再提文科期刊进军SSCI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本刊在获得社会科学基金之前，如曼丽老师所说，没有任何编辑费用。因为我还担任基地的新闻传播所的所长，便以基地新闻传播所的名义，与社会上办班机构合作过办过约10次新闻传播学的培训班，共为本刊和基地各提供过各约10万块钱。胡百精从蒙牛那儿得到赞助10万（扣税实际8万块）给了本刊。换句线万元可用于审稿和学生劳务，本刊的社长、副社长都是虚的，从来没有在经费方面做什么事情，因为他们都很忙。我就学生参与期刊网络工作的报酬问题，也跟学院领导多次交涉，但是比起曼丽老师那时候筹钱那么费劲，我还算不错了。

　　本刊可能在新闻传播学期刊里面是最早建网的，通过网络匿名审稿，当时为了做这一点，周俊与学校有关部门，尤其是网络部门就技术方面交涉了不知多少次。电子投稿系统经过了好多次大更换，每次都要走很多程序，但得到了当时院长倪宁的支持，倪宁在学校关系比较广，一个电话就解决问题了。

　　本刊设置了三位主编、副主编分别主持四个月的本期话题，为调动老师们的积极性，建立了栏目主持人制度。经学院领导班子同意，增加三位主编助理，周俊、刘海龙和张迪。也形成了一个月一次的编辑部会议（编前会），但无论什么事情都是开头还行，做得不错，时间长了，因为我们都不是专职岗位，大家都很忙，就疲沓了，难以坚持。最后必须干活的人就是我和刘小燕，她是唯一的专职，还是资料室编制。所以我退休前和院长倪宁说过，要保证刘小燕退休以后有人，但是倪宁跟我说没有人了，我们不知道刘海龙以后怎么办，因为刘小燕很快就要退休了。本刊编辑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没有一个编制，都是兼职，没有任何报酬，却影响了全国新闻传播学界。

　　我在岗的最后一年里，为了A刊问题，向学校科研处写过四次报告，申诉理由，估计刘海龙也在继续做着这项艰难的事情。刘海龙接任后成绩斐然，引证率超过了《新闻与传播研究》，但我前面说的编制问题、各种技术性的问题依旧，估计刘海龙也很累、很烦。

　　关于现在办刊的状况，我希望本学科的各个期刊都要防止两个不好的倾向：内容方面的精致的平庸、方方面的“炫”。

　　因为飞机晚点4小时，我5月5号凌晨才回到北京，那天学生来采访，非要我写几行字，我只好写了下面几句套路性的话：

　　“《国际新闻界》经历六十年的艰难曲折，几代人的努力，方有现在的辉煌，愿本刊保持学术化、国际化、规范化的传统，锐意进取，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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