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中国新闻业研究十佳论文【新传考研必读】

　　在今年的“中国新闻业研究十佳论文”评选活动中，《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编辑部从2019年刊载于《国际新闻界》《新闻与传播研究》《传播与社会学刊》《新闻记者》《现代传播》《新闻大学》等国内权威学术期刊的论文中，评出了排名前十的优秀论文。

　　论文阅读在精不在多。如果你正在弱水三千的论文海洋中手足无措，小花建议你勇敢地做到“断舍离”，走出海量论文包堆砌的“迷思”，真正从含金量高的文献资料中汲取营养、拓宽眼界。

　　数字时代，大众媒介批评的兴起将如何形塑新闻专业的公共性？本文将这一问题放在有关新闻自主与问责的规范性理论之辩的脉络下展开，并尝试通过经验观察来探讨。通过对2015年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出现的两个批评性言说行动的案例考察，研究发现：不同于“积极问责论”的良好愿望，伴随社交媒体兴起的大众媒介批评尽管一定程度体现了监督媒体的公民身份实践，但未必成为正向的问责新闻业的力量，其问责的公共意义受限。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商业力量对互联网的渗透以及政府的显性及隐性控制有关，也与公民媒介素养的不足有关。本文因此是对“积极问责论”的学术批评，但并非否定数字时代大众媒介批评的积极意义，而是进一步提出，以大众为主体的媒介批评行动是否能够实现其公共问责的积极角色，主要取决于它所嵌入的公共领域的结构性特征以及在这一领域中得到塑造的“问责文化”。

　　本文借助“管辖权冲突”（jurisdictional conflicts）理论和“生态学”视角，基于69个记者深度访谈以及相关记者自述、国家政策文本等资料，探讨中国不同记者群体在技术冲击下的“分化”生态、不同记者群体与国家的互动，以及分化背后的“国家逻辑”。中国记者群体并不是同质的，其内部被技术、等逻辑分割成不同的“分群”（segments）。国家对技术更迭中涌现的记者“新兴群体”（emerging groups）采取“分块管理”的策略，循此线索，本文主要围绕传统媒体从业者、网络门户新闻从业者，以及伴随移动端技术成熟兴起的新闻创业者这三大“分群”进行讨论。技术固然造成了记者群体的天然分割，但三大部落间的合作和迁徙也使得“专业主义”跨平台流通，时隐时现。然而“国家”通过从业资质、媒体归属与经济控制三大途径，对不同的记者群体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塑造了不同分群的管辖权争夺策略，进一步加深了记者职业的群落分化。这些是造成中国记者群体分化的“国家逻辑”。

　　本文对“侠客岛” 2017年上半年发布的文章进行取样，以费尔克拉夫文本导向的话语分析理论和框架为指导，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样本进行批判性分析，以研究中国党媒如何借助社交媒体、利用话语策略建构和引导公众的政党认同，并将其与传统党媒的话语策略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党媒在社交媒体应用之前和之后有一些相似的话语策略，如利用框架、用词、建构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以小见大等手段来建构公众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同时，社交媒体应用之后，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话语策略，如对官方话语选择性摘录和有重点的解读，将制度建设置于“历史–现在–将来”的多元语境中比较分析，利用论证策略和话语再现策略，语境重构、词组、搭配和符号等方式。总之，社交媒体时代党媒主要还是从党的立场、顺应党的意志、结合治理国家的现实需要，用更巧妙、多样、隐蔽的话语策略建构公众的政党认同。

　　本文以移动新闻客户端“上观新闻”为研究对象，借助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和“转译”概念，考察新媒体的新闻时空特征及其与传统媒体的区别，分析当前媒体转型的具体表现，并且通过追踪客户端新闻时空的转译方式与实践过程，研究新闻网络的新联结形式，以探讨媒体转型的路径与障碍，同时探索一种新的转型研究框架。

　　数字化环境下，新闻业的巨大变化之一是时间性结构的变化。通过对国内五个省会城市主要报业集团的田野观察及 92 名融合媒体新闻工作者的深度访谈，可发现，当下媒体新闻实践的时间性变化主要表现为加速的时间、提前的时间、拉长的时间、冲突的时间四个典型特征， 这些特征交叉投射在持续时长、先后顺序、更新频次、节奏、协作五个时间性维度上，而每一种变化都切实影响着新闻的工作常规、编辑部文化及记者编辑的工作状态，带来 “24 小时不打烊”编辑部的出现， 永动机式的工作模式，焦虑的新闻工作室文化等。这些变化在导致新闻人异化的同时，使新闻业权威及其社会正当性遭遇挑战。

　　小花注：从新闻理论和实践的学习来看，时间似乎都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概念。但时间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在新技术环境下，我们往往会因时间的加速而产生很多片面的看法，例如要追求即时、实时等特性，抢占一手新闻、突发报道等。但本文则从时间性的理论化视角出发，反思了时间性对新闻生产、新闻呈现、新闻从业者的影响，更具反思与批判的色彩。

　　本研究通过对98位中国媒体从业者的深度访谈，考察了他们对职业认同感(vocational identity)这一概念的在地理解(local perception)，结合媒介融合背景下职业环境和社会认知对媒体从业者造成的冲击，考察当代媒体从业者如何理解及建构他们在职业认同感中的职业权威性。

　　一方面，在技术特征凸显的媒介融合环境下，媒体从业者原本的“把关人”强势地位被打破，“中央厨房”的模式使得媒体从业者独立自主的个性化身份模糊，进一步成为社会化大生产机器中的特定环节，并在行业剧烈动荡的背景下面对职业认知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媒体从业者通过对群体职业认知的想象与渴望，在时代背景下呼唤更加清晰、固定的职业身份，以此来面对行业变动下的模糊和焦虑。在此背景下，当代媒体从业者的职业权威性通过组织认同、社会认同和群体认同等职业认同感来实现初层级建构，“能动的在场”则成为保持和巩固职业权威性的重要因素。

　　都市记者是城市运转的重要机体，也是城市市民阶层的有机成员。从社会阶层作为出发点来研究都市记者群体,这是一种非主流的研究路径，突破了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传统学术脉络，关注作为普通市民的记者在日常生活中所呈现出的阶层关系，这本身是媒介人类学的实践。记者的阶层关系中，身份变迁复杂，有名人专业人士交际花等因素，权力特征分为职业特权和非职业特权两个方面。作为一种共同体，都市记者虽然一致对外，但也由复杂的小板块组成。都市记者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话语角色扮演同城共情来呈现阶层特征,在此基础之上，他们对媒体机构的管理者和其他职业群体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抵抗情绪和抗争行为。

　　小花注：对于新闻从业者群体的关注，始终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是“新媒体技术与社会互动”的衍生话题，也是常见的考点之一。例如，新闻从业者离职潮、职业认同、职业转型、人机关系等均在真题中出现过。

　　这篇文章的可取之处便在于，目前主流的学术视野是将记者群体作为职业类型进行研究。本文突破这种主流视野，关注了记者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的社会阶层特征，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阶层行为。研究发现，都市记者的话语、行为和服装都是社会阶层的象征物，从现有情况看，他们的日常口头禅、多频话题、服装都呈现出了某种程度的“底层”特征，增加了都市记者阶层的复杂性，也为我们思考新闻从业者提供了更开阔的视角。

　　本文对中国新闻业“转型”进行了制度分析。以话语制度主义切入“澎湃新闻”这案例，作者发现：作为新闻业变迁中形成的观念，“转型”的核心是数字传播技术在新闻生产流程中的配置，旨在继续促进实践活动回归新闻本位并为之释放动能；作为话语，它的重构及其实践“由内而外”接受职业力量的主导。对新闻从业者来说，“转型”是实用的，有着鲜明“路径依赖”的规范，可被看作中国传媒市场化改革的延伸不涉及技术引入新闻场域以后权力关系的变动。这为理解中国新闻业变迁过程和后果提供了理论前提。

　　小花注：新闻业和传统媒体的“转型”已经是近年来不绝于耳的话题。本文为我们思考当前新闻业生态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视角，不仅包含制度环境、技术革新、职业统摄等常见的内外部因素剖析，更引入了开放、互动的社会网络视野之中。由此引发的种种后果，如职业边界的模糊、权力关系的调适等，也自然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

　　新媒体技术既可以被看做是导致危机的因素，也可以看作是刺激变革的因素。这篇论文离开了主流的“危机– 救赎”的话语路径，从变革的视角探讨新媒体技术对我国新闻业的影响。因此，论文考察了新媒体环境下一种崭新的“多元实践”——线上新闻“作坊”。这是小规模的、非传统新闻机构的新闻实践，它们持续性地生产内容，定期推出的调查或深度报道在传统新闻业之外产生影响。

　　文章从职业社会学的视角，运用职业系统的相关理论，以生长于互联网平台的线上新闻“作坊”为切入口，通过对此类新闻实践的职业状况、专业主义理念及其践行、产业模式的空间和限制等方面的分析得到如下几点结论 ：线上新闻“作坊”可被视为是新媒体带来的我国体制外机构新闻实践的尝试和面对传统新闻业产业“危机”时从业者职业流动的选择，但并没有改变当制内新闻业的职业管辖权 ；囿于身份限制，线上新闻“作坊”更加倚重“新闻专业主义”话语来获得正当性，但这一正当性支持十分脆弱；产业模式不清晰使得线上新闻“作坊”并不能改变当下我国新闻职业的系统结构，但在一定程度上携带了“公共新闻”的基因，可被视为新技术带来的体制外新闻实践的多元尝试。

　　小花注：去年小小班的每月优质论文速递中，小花也特意为大家挑选了这篇。传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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