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密码：以锋利之笔 写忠厚之文

　　图：（上）《大公报》百年史，方汉奇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四年第一版。（下）《新记〈大公报〉》史稿，吴廷俊著，武汉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第二版。

　　一部新闻史，半部在大公。一百二十年来，《大公报》始终与时代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立言为公，文章报国。报上所刊载的文字，既是当时之新闻，更是今天之历史，其内容之丰富、涉及之广泛、影响之深远，恰如一部近社会发展的百科全书。

　　对于史学界而言，研究中国新闻史、尤其抗战新闻史，《大公报》必定是绕不开的媒介。长期以来，评析《大公报》的书籍文章汗牛充栋，其研究角度方向虽各有特色，但观点结论却大同小异│对报章的耕耘、对报人的栽培、对报格的珍视，是《大公报》历经百年风雨，依旧一纸风行、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而这一“大公密码”的梳理总结，不仅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对于当今媒体如何肩负使命担当、紧扣时代脉动、书写中国传奇，亦具有不可多得的现实启示意义。

　　刘勰有言：“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

　　不少新闻史学者认为，读《大公报》的文章，就能强烈感受到这种文字的魅力。当中不少经典作品，笔墨行云流水、酣畅淋漓，又博而不散、紊而不乱，得以引领读者神思飞扬，纵横驰骋，会古访今。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公报》的社评、星期评论、新闻通讯、副刊，被公认为当时新闻界的“四绝”。

　　首先是社评。新记《大公报》时期，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都把社评写作当作报纸工作的头等大事，从题目到观点都须经过共同商量，然后由其中一人落笔，最后再由张季鸾定稿。

　　就张季鸾的为文风格而言，他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这既是张季鸾对自己社评技巧的概括，也是《大公报》文章的一大特色。张季鸾的政论，不偏激褊狭，不任性使气，其论事析理，稳健明达，不温不火，如沐清风，如饮浓茶，娓娓道来，入木三分。他不靠笔走偏锋、哗众取宠来夺人耳目，而是以分析的透辟、说理的犀利而名世。

　　著名的大公“三骂”│一骂吴佩孚“有气力而无知识”；二骂汪精卫的领袖欲；三骂蒋介石不学无术，皆出自张季鸾笔下。而他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所撰写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呼吁“精诚团结，一致地拥护中国”，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继承他衣鉢的王芸生也深得真传，社评写得有才气、有骨气、有锐气。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方汉奇在《大公报百年史》中评价道，撰写社评的诸公个个都是嫉恶如仇、满腹经纶的好手，使得《大公报》的社评，从内容到文字，始终保持较高水平，受到读者的重视和称赞。

　　其次是星期论文。《大公报》开辟星期论文专栏起始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应邀为专栏撰稿的有胡适、傅斯年、梁实秋、茅盾、老舍、沈从文等。与星期论文相配合，《大公报》还开辟了一些学术专栏，钱锺书的《休谟的哲学》、费孝通的《乡土重建》等鸿篇巨构，都曾在此发表。

　　方汉奇认为，星期论文和学术专栏的开辟，极大提高了《大公报》的文化内涵，提升了《大公报》的社会地位，扩大了它在知识界的影响力。

　　再次是新闻通讯。大公报见证并记录了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节点，克尽言责，从未缺席，新闻通讯也成为《大公报》的一大特色。范长江采写的红军长征系列通讯，萧乾采写的二战欧洲战局系列通讯，吕德润采写的中国远征军系列通讯，杨刚采写的旅美通讯等，情文并茂，文采斐然，发人深省，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最后是副刊。《大公报》对副刊编辑向来十分重视。在萧乾、杨刚等几位副刊主编的主持下，《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发表过不少进步的文学作品，也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地位举足轻重的作家。

　　陈白尘的独幕剧《演不出的戏》、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胡绳的《上海通俗化问题之讨论》等曾轰动一时的作品，还有杨绛的小说作《璐璐你不要哭》，都是在《大公报》副刊上发表的。

　　一九三六年九月，《大公报》续办十周年，报社决定设立《大公报》文艺奖。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画梦录》、卢焚的《谷》等作品在评选中脱颖而出。

　　在介绍《大公报小说选》时，王芸生曾写道，“一个老实的刊物，原应是一座桥梁，一个新作品的驮负者”，一语道尽了《大公报》着力办好“文艺副刊”的初衷。

　　报人是一家报馆最大的财富。对于《大公报》而言，栽培打造一支星光熠熠的记者编辑队伍，无疑是报纸获得巨大成功并影响日隆的决定性因素。用人方面向来不计学历，不问出身，唯才是举。执掌人事大权的胡政之曾经说过，“不怕你有九十九分短处，只要有一分长处我就能用你”。

　　事实果真如此。《大公报》许多名记者都并非新闻科班出身，范长江、子冈都没有读完大学，徐盈、吕德润、张高峰在大学念的分别是农业、财会、历史专业，而朱启平先是学医，后来才改行。但他们都热爱新闻工作，有追求，肯努力，大公报就充分信任他们，放手让他们发挥所长。

　　对于记者新丁，《大公报》有个不成文的规则，即内外互调，轮岗培养。记者在地方跑新闻、做外勤，如果表现突出，报社就会将其调回编辑部做编辑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外放各地，成为特派员；如若继续展现出发展潜力，就会被调回报社，晋升为部门主管或业务骨干。

　　如北平办事处主任徐盈，就曾当过重庆大公晚报的要闻编辑、渝版编辑主任；大公报东北特派员吕德润后来就调到沪版任要闻编辑、台北办事处主任；抗战胜利前夕，朱启平作为特派员随美国太平洋舰队采访，回到上海后就成为沪版要闻编辑。

　　曾任中国报协处、《大公报》著名记者张高峰之子张刃在《閒话大公报》中分析，这样安排的目的，可以让骨干人员既懂采编业务，又体会各自甘苦，逐渐成长为多面手。很多记者正是在这样的栽培磨练中，逐步形成各自风格，成长为名扬天下的记者编辑。

　　张刃认为，知识分子崇尚个性，讲情怀，重志趣，《大公报》人亦不例外。当中，强烈的爱国情怀，几乎是大公报人所共有的。胡政之、张季鸾均曾留学日本，是知日派，但更是坚定的抗日派。抗战期间，他们力主“一不投降，二不受辱”，誓言决不在日军铁蹄下办报一天。为了共赴国难，《大公报》六易其馆，颠沛于战乱之中；纵然面对敌机的狂轰滥炸，仍坚持在防空洞中出版，向国人发出倡导坚持抗战的最强音。

　　其次，鲜明的大众情怀，也是多数《大公报》人所具备的。张季鸾朋友多、人缘好，也带动其他记者形成广泛的朋友圈。他们凭借这些人脉，体察民情，洞悉时局，写出不少反映、为民请命的优秀作品。

　　再次，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也是《大公报》人的共同特点。张季鸾为人随和大度，但在新闻稿的遣词造句上却尤其“斤斤计较”。胡政之曾说他“在编辑时往往题目一字修改，绕室彷徨到半小时，重要社评无论他写的或我写的，都要反复检讨，一字不苟。重要新闻如排错一字，他可以顿足慨叹，终日不欢”。

　　这种精神多为后来同仁所取法，在对新闻业务精益求精的追求中，不少《大公报》记者都形成了各自的专长：张季鸾堪称典范的时政评论、王芸生鞭辟入里的日本问题研究、徐盈精辟独到的经济问题分析、子冈脍炙人口的社会新闻、吕德润引人入胜的战地报道、朱启平作为教材传世的通讯佳作这些名家专长的汇集，成就了《大公报》版面辉煌。

　　周恩来总理在谈到《大公报》的历史贡献时，特别强调《大公报》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杰出人才”，而《大公报》也因此赢得了“新闻界之黄埔军校”的美誉。

　　一九四一年五月，《大公报》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密苏里荣誉奖章”。该奖章被公认为新闻行业最具声望的国际奖项之一，获此世界性殊荣，中国报纸只此一家，也仅此一次。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颁奖词中说：“《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顽者。”

　　世界上最古老的新闻学院，与最古老国家的新闻机构之结缘，殊非偶然。中国新闻史学会秘书长邓绍根教授曾就此撰写学术报告分析称，《大公报》能够一纸风行、传扬国际，成为首家且迄今唯一获得“密苏里奖章”的中国媒体，有其三大原因。

　　首先，坚守爱国阵地，站在时代前沿。邓绍根认为，《大公报》自一九○二年六月十七日创刊以来，始终洋溢着爱国热情，传播信息，主导，臧否时事。而且为了共赴国难，《大公报》多次搬迁，舟车辗转，历尽艰险，实具有“异常之勇气、机智与魄力”。

　　其次，专业水准高，影响力大。邓绍根指出，在当时风雨飘摇的国内外局势下，《大公报》坚持“文人论政”的传统，文章报国，身体力行，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关注民族命运和国家兴亡，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三，恪尽言责，坚持抗战。抗战爆发后，《大公报》立即义无反顾地成为“百折不挠的主战派”。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大公报》抗战到底的态度始终十分坚决，言论中没有一个字对抗战的前景发生动摇，也没有在敌人统治下办过一天报。邓绍根认为，一家没有得到当局任何资助的民办报纸，能够坚定地毁报纾难，能够力扛抗战到底的大旗不倒，十分难能可贵。

　　邓绍根指出，《大公报》获得“密苏里荣誉奖章”，即便放在今天，依然有其现实启示意义。当前纸媒身处萧瑟寒冬，力求突围，仍应坚持内容为王，坚守底线，坚持品质，重视社会效益。“中国新闻史上有句名言：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邓绍根认为，报纸应该重视报格，才会受到社会的瞩目和尊重，得到读者的认同和欢迎。这正是百年大公留给当代传媒业者的启示及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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