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新闻界只有一个胡舒立

　　2011年，柴静在《看见》一书中回忆当时情状：我做的节目播出后，有同行说：“你们在制造恐慌。”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她说：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播出了名为《非典狙击战》的新闻片，该节目受到了六千多万名观众的关注，而作为出镜记者深入前线的柴静，也由此在中国新闻界声名远扬。

　　我做的节目播出后，有同行说：“你们在制造恐慌。”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她说：“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非典17年之后，又一个的时刻，人类与冠状病毒殊死搏斗的历史再次上演。当年在镜头前记录疫情的柴静早已淡出了大众视野，但曾经在文字背后挥斥方遒的胡舒立，却依旧在用独立的报道，提醒人们“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只不过刊发的媒体由《财经》杂志变为了《财新周刊》以及财新网。

　　作为前《财经》杂志主编、财新传媒创办人及现任社长，胡舒立在新闻界的地位举足轻重。曾经，媒体圈内流传过这么一句话：南有江艺平，北有胡舒立。甚至早在2001年，美国《商业周刊》就称她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但胡舒立的真正走红，让更多普通人注意，却是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间——财新关于疫情的多篇重磅报道，让人们开始注意到这家媒体背后的女老板。

　　在疫情之初，有关武汉不明肺炎的信息不够透明，防疫机构的说辞仍围绕于“可防可控”。为了挖掘更多有价值的信息，财新向湖北派出了8名前方记者，随后发布的数篇报道则迅速引爆了场。

　　其中，1月23日的采访报道《SARS专家管轶：这次我害怕了》最先向公众发出了病毒传染性非常高的警示。随着疫情的愈发严重，2月3日，《财新周刊》推出了封面报道《37位记者四万字全景调查：新冠病毒何以至此？》。这是疫情出现后，第一篇全景式的梳理报道。

　　一时之间，财新仿佛成为密室内的一扇窗，可供人瞭望外面的世界，而胡舒立本人则被誉为知识界的良心代表，其人生经历更在某些文章中被赋予了传奇色彩，同时折射着人们渴望英雄的情怀。

　　17年的时间跨度，确实能让许多人和事沧海桑田，就像曾经奔赴非典前线的身影大多已各奔东西。也正因如此，再次映入眼帘的熟悉面孔，会让人格外激起内心的澎湃，胡舒立是例子之一。

　　“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这一标签，让她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们遐想监督边界的参照物，其在采编和经营中间设立的防火墙，亦被外界视为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媒体中，所能达到的最高实践标准。

　　老实说，胡舒立及其所领导的财新确实值得尊敬，但他们身上所展现出的新闻人的专业素养和公义情怀并非孤例。我们仍可见，部分媒体还在努力充当瞭望者与发声筒。

　　就像旅日传媒人浦公映所说：“她的成功很大原因是靠独特的机遇和背景，不是靠后天学习可以得到的。所以，我很佩服她，但是，没有人能学她，这就是现实。”

　　从胡舒立的一路闯荡来看，这线年，胡舒立在北京出生，她的姐姐随父亲姓曹，她随母姓胡，在其母亲家族这边，是一连串的记者编辑和知识分子。

　　大外公胡愈之则是我国著名出版家、家，曾组织翻译出版《西行漫记》、编辑出版《鲁迅全集》，其家族与鲁迅是好友关系。1983年至1986年间，胡愈之担任第六届全国会副委员长。

　　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胡舒立对于知识抱有渴望，同时也对知识分子处境的变化有着敏锐的感受。在1966年之前，胡愈之是文化部副部长，因为胡舒立“不太守规矩，总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她的父母亲没少告诫她“不要向别人说起此事”。在胡舒立13岁的时候，文化大开始，她的父母受到处罚。她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成为，但是当运动呈现出狂热状态时，她开始产生怀疑，并试图从书中找寻答案，

　　中国通、前道琼斯中华区CEO麦健陆在2005年的畅销书《十亿消费者》一书中写道，“她感到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可怕的个人残暴和胡闹的时代，她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他在二十一岁加入中国党，在二十多年里，他一直都是党内出版物的记者。可惜的是，他在1955年含冤入狱，此后备受折磨，1978年12月逝世，享年73岁。

　　1973年，恽逸群作为一名犯待在阜宁县，独自住在一所中学破旧的图书馆楼梯下的小屋里。一天，想要看到更多书的胡舒立敲响了他的门。

　　据《十亿消费者》记载，恽逸群像突然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欢迎了胡舒立。他花了好几个小时讲述自己从二十一岁入党担任地下人员后都看到了什么。他解释了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官员们的动机是什么，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他告诉她没有人愿意为大的决定承担责任，但是他自己依然相信的理想，即人民的智慧将统治中国。在后来几年中，他向她介绍书读，回答她中国从哪里来，如何发展到今天。

　　她通过记者恽逸群解开了内心的许多疑惑，又在高考恢复之后的1978年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系。

　　那一年，中国掀起了一场深刻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思想一解放，我国的新闻教育在当时也产生了变化。新闻系的教授们教学生要成为真正的新闻记者，告诫他们一是成为党的喉舌，二是要扮演批评者和监督者的角色。

　　1982年，胡舒立大学毕业之后立刻投入了调查报道的工作——为《工人日报》撰写有关的文章。

　　工作时的胡舒立充满，但由于她的文章使一些重要官员受到牵连，便被报社派遣到东南沿海的厦门市。

　　表面上看，这种派遣相当于一种下放，但对思维活泛的胡舒立来说，这不啻为增长经验、扩充人脉的好机会。

　　胡舒立仿佛永远都有与人交流的，在大学时期，个头小巧、快言快语的她就在人群中格外醒目，还因此落得了

　　较强势，喜欢抢话头，有她的场合，基本没别人什么事。“有一年，她到上海出差，跟当时同在上海进修的同学，跑到我家里蹭饭吃。一晚上，基本都是她在说话，我父亲悄悄拉住我问她介欢喜说话，不累啊’。”

　　这种性格的胡舒立好像不知疲倦，并且擅长自得其乐。所以在厦门那段日子里，她学会了开车，时不时驾着丰田皇冠在城里游荡，余下的时间就在厦门大学学习英文。工作两年之后，胡舒立获得了一次机遇：世界新闻研究所（WPI）为她提供了奖学金，并邀请她在美国进行为期5个月的访问。

　　1988年，回国后的胡舒立因为参与当年的事件而被停职，在这期间，她写成《美国报业见闻》一书并在1991年出版。作为之后第一本介绍美国报业的书籍，它成为向内地传播新闻专业主义的薪火，胡舒立也因此在业内有了一些名气。

　　所谓“新闻专业主义”，指的是一种独立于任何权威之外的新闻从业理念，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强烈反威权精神，其目标在于服务全体民众，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1998年，胡舒立与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又称“联办”）的负责人王波明合作创办《财经》杂志，这让她获得了实践自己新闻理念的机会。

　　胡舒立对王波明说：“我来负责所有的编辑工作。你不能干预。在编辑和广告之间需要建立一道防火墙。”

　　这样的要求以现在来看都是十分锐利的，但王波明似乎别无选择。因为在那时，想要办一份更通俗、全面的商业杂志，胡舒立算是最合适的采编人选。时针往前拨，停职结束之后，胡舒立出任《中华工商时报》国际部副主任。她利用这个职位积累了不少人脉，中国证监会、外贸部的官员、外国公司的CEO都是她的采访对象。

　　1994年，胡舒立发表评论文章《改革没有浪漫曲—关于中国新一轮改革风险预期的采访札记》，这篇文章让她在财经新闻界闻名。同一年，胡舒立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骑士奖学金，并前往加州学习。这段经历使她更加了解金融市场以及媒体在监管这些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1998年4月份的创刊号中，《财经》详细披露了“琼民源”虚构利润，操纵股价的黑幕。从1996年7月1日起，“琼民源”的股价以4.45元起步，在短短几个月内蹿升至20元，到1997年1月，已经涨至26.18元。崩盘时，散户股民损失惨重，而得到内部消息者却早已低买高抛。

　　此后，胡舒立和记者们继续报道问题，陆续发表了《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庄家吕梁》等文章。

　　《财经》的名气越做越响，王波明却因此受了不少批评。监管者抱怨他们打破了新闻报道的禁令，上市公司管理层指责《财经》在破坏，投资银行同样因为杂志揭露了想要上市的公司的丑闻而苦恼。

　　然而，胡舒立的野心并未止于财经领域。2003年，“SARS”爆发，但国内多数媒体并未及时报道实际情况。

　　这场新闻战役让《财经》和胡舒立的影响力迅速崛起，胡舒立的监督也从商业扩展至别的领域。尽管有时会触到边界，但“你能感觉到她在作调整”，正如她一向的敏锐，而这则被外界视为一种本领。

　　《纽约客》对此评论称：“杂志的成功和声势已经在自我强化。它已经走得够远，以至于已经无法确定哪些官员在支持着它。”

　　但《财经》也曾因走得太远而摔跟头。2007年，《财经》刊发《谁的鲁能》，揭开惊天贪腐黑幕。随后，这篇报道在网站上被删除，杂志则从报摊上撤下，胡舒立将此视为杂志“最大的灾难”。同一年，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向胡舒立颁发了“刘易斯·李仰士新闻责任与正义奖”。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财经》在6月9日刊出一份长达12页的调查报道。虽然仍以敏感角度切入，但语言冷静、事实可靠，

　　2009年，业内传出胡、王办刊理念不合的流言，也有人说二人在利益分配上出现了争端。总之，胡舒立在那一年出走《财经》，并说服杂志社172人中的127人另起炉灶，甚至包括前台保安。

　　在很多人的关注和揣测之下，胡舒立于2009年底创立了财新传媒，自任总编辑。虽然当时的她已经56岁，但对于传媒市场的变化仍然有着敏锐的感知，并且不断创新、领先业内。

　　例如，财新在一出生就看清行业变革的现状，将自身定位为一本有杂志的互联网公司。当不少传统媒体只是单纯将自家稿件放上网时，财新已经成立了专门的网络新闻生产团队。随着业务和技术的不断完善，财新传媒还率先走出了一条付费订阅的道路，业已成为提供财经新闻及资讯服务的全媒体集团。

　　在影响力上，从“大老虎的红与黑”到“谷俊山贪腐案”，再到“奢侈动车”，胡舒立锋芒不减，近到此次疫情期间，其团队的报道更是让杂志卖到洛阳纸贵。在荣誉上，财新的报道也多次获得国内外的报道大奖。

　　从这些成就来看，胡舒立好像一直在奉行她热衷的新闻专业主义，也继续实践着在《财经》时的“独立、独到、独家”口号。但这并不意味着胡舒立真的可以做到独立于权威和资本。

　　最明显的原因是，财新并非一家民营媒体，而是一家由国资控股的“省级新闻单位”，由北京管理，同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电视台、千龙网等新闻单位平齐。

　　另外，在财新的6次融资过程中，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商业巨头均有参与，这也让财新传媒能否独立于资本多了一层疑云。

　　最后，就像许多人赞叹《财新》的报道尺度时，也有人指出这离不开胡舒立所维系的关系网一样，她必须要知道，哪些话题是不可触碰的禁忌。

　　《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创办人之一、前总编辑，著名报人程益中曾这样解释胡舒立的报道方式：“我认为她很高明，她使《财经》在当今中国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的狭缝中得以生存。”然而随着环境的变化，胡舒立对边界的把握也不再万无一失。

　　也许再过没多久，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危险的女人”胡舒立最终会完全离开。由此，我们不得不遐想，那个时候，财新是否还能拥有现在的特质？是否还能是最接近独立的中国媒体？而这种问题甫一出现，就佐证了胡舒立的独特性——

　　虽然目前无法得到问题的答案，但我想，若胡舒立还在财新一天，就必将拼力守住这一切。因为，她54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下面，清一色来自财新客户端的新闻链接，而在她的朋友圈里“除了财新的文章，大概就没啥其他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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