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新闻业研究十佳论文
《国际新闻界》《新闻与传播研究》《传播与社会学刊》《新闻记者》《现代传播》《新闻大学》《学术研究》等国内权威学术期刊及部分有影响力的学报上初选出20篇新闻业研究论文，然后邀请10位新闻学者和期刊编辑作为评委，在初选入围的论文中进行投票，最终评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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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媒体业态以及相应的传播生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闻业因此面临危机。新闻业何去何从?新闻专业主义这一职业意识形态是否仍具有现实的相关性?本文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仍然具有规范新闻实践的重大意义,原因在于,新闻业为的公共生活所不可或缺,新闻专业主义蕴含理往模式,构成的公共生活。在人人生产并通过社交媒体分享信息的技术当中,新闻专业主义需要以理往模式为元传播范本展开重新阐释,并以之与现实条件相勾连。本文梳理了当下业界和学界关涉新闻专业主义的表述,借助不同学科的社会和文化理论,重新阐发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和意义,以及在新的传播生态中再出发的可能及路径。
作者说：新闻业正面临何去何从的当口，对此的思考，需要正本清源，需要吸纳不同学科的理论资源，需要有规范理论的阐述和建构，还需要有实践层面的建言和呼吁。本文所探讨的，是包括这些学术探讨活动在内的公共生活所需遵循的规范，它继承了改革之初的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精神。那次讨论所阐述的“科学无禁区”原则，成就了之后开放求实的改革路径。
将数据新闻视为一种新闻创新，将组织视为新闻创新的关键主体，采用中观的组织视角，该文对新闻组织采纳和发展这一具有创新意涵的新闻实践的过程进行社会学和现象学的考察。通过对较早采纳数据新闻的三家组织进行考察，发现处于这一时期的中国新闻组织对创新采取了一种既开放又保守的貌似矛盾的策略。对这一看似矛盾的策略进行深入描述，发现对“不确定性”的感知和管理是理解新闻组织采纳创新之双重表现的主要逻辑。中国新闻组织对数据新闻创新的采纳并不能用单一的理论观点来解释，它部分支持了理性主义观点，同时部分支持了制度同型理论，创新采纳是一个曲折的试错过程，其未来的发展更可能会支持结果（效益）驱动理论。
作者说：与近年来切入数据新闻的主流研究不同，本文力图跳出业务层面切磋或对未来趋势进行预测的轨道，将采纳数据新闻的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对之进行社会学的考察，以揭示不同组织在应用数据新闻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规律。从方说，本文是我尝试运用阐释社会学的方法做新闻业研究的一种努力，我力图阐释每一个组织在应对危机和采纳数据新闻的举措对这个组织以及创新的实验者究竟意味着什么，而阐释的成功即意味着解释的成立，它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一步来洞察人类行为的本质。
我国市场化媒体从业者的劳动状况受到国家、市场、组织等多层级力量,以及政策/机制等因素的形塑,存在着劳动权困境。媒体在政策背景下进行企业化改造和用工制度改革,刊号资源的配置推动了传媒市场的形成和母报—子报关系格局的确立;与此同时,对效率第一和企业优先的过度追求使媒体企业采取压低劳动成本的管理机制,抽离其劳动权监管者的角色。在媒介组织内部,母报—子报的关系格局造就了差别化的劳动规训制度,促成都市报采纳计件绩效制,而同时,编制被作为劳动权差异化控制的工具,在媒体内部形成了一个同工不同酬、低福利、高强度、高风险的劳动权状况。此外,还建构起一整套以个人能力为中心的市场观念,个人能力成为在灵活多变的市场中获得成功的最主要条件,而与劳资关系的不公正及劳动权的受损无关。如今,遭遇移动网络的冲击,媒体企业处于转型过程中,从业者劳动权的低保障和员工之间的劳动权益不平等,再次成为企业发展首先要付出的代价。
作者说：这项研究来自于我们对普遍存在、但又被普遍忽视的知识群体劳动权状况的敏感。我们希望这项研究能把知识群体劳动权的问题推到聚光灯下，引起更多的社会关注。在当今的新媒体环境下，新的传播科技给新闻业带来了层出不穷的难题，新闻传播学术界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新问题面前常常捉襟见肘，应接不暇。但是，我们认为，学术界不仅需要回答公众和媒体提出的“问题”，更要勇于从学术的角度为社会建构“问题”。诚如布尔迪厄所言，当社会科学能够把在社会上不引人注目的对象建构成科学的对象，或者能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新奇角度重新审视某个在社会上备受瞩目的显赫话题时，它的力量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媒介策略是决定社会抗争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通过对2009–2014年间发生的40起群体性事件的综合分析以及对其中两个代表性案例—番禺事件与乌坎事件—的个案比较，本文试图考察在中国特定的媒介和生态下，环保和征地抗争的行动者是如何根据不同阶段的行动目标—早期的共识动员、中期的行动动员、晚期的社会动员—在媒介化抗争、连结性领导力、媒介互激与循环这三大媒介策略中做出明智的选择与切换。根据研究发现，本文重点讨论了新媒体在行动者与主流媒体博弈中发挥的作用，指出未来的抗争必须更加重视新旧媒体之间的合纵连横。
作者说：在2011-2014年期间，我因主持相关课题，蒐集了一系列社会抗争事件，并对其中的著名案例（如番禺、乌坎事件等）分别撰文讨论。随着研究的推进，我越来越不满足于“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案例分析。借着2016年1月参加香港中文大学 “新媒体事件2.0”工作坊的契机，我决定与华盛顿大学博士候选人杨云康合作，将多案例（40起事件）大数据（4167篇新闻报道）综合分析与代表性个案的深入比较相结合，提炼出中国社会抗争的媒介策略。正如我们在文中反复强调，在中国讨论社会抗争，一定离不开社会变迁，而讨论社会变迁，则一定离不开媒介生态变迁。
“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成为当下中国重要的公共议题。在一些公共事件中，这一群体的“痛苦”引发了“道德震撼”和公众“同情”，推动了公共讨论的进行。本文以两起毕节留守儿童死亡事件为案例，以商议理论为框架，讨论了大众传媒是如何塑造底层“痛苦”的，以及底层“痛苦”引发的公众“同情”是如何在网络空间中被表达的。研究发现，传统媒体通过“代理者语言”向公众呈现了留守儿童的“痛苦”，并赋予“痛苦”以公共价值。“同情”推动了围绕这一议题的公共讨论，公众的“同情”结构主要包含悲痛、愤怒、讽刺、羞愧、无力感等情感，在表达“同情”时，公众会征用现有文化资源和官方的话语资源。采用“我们— 他们”的视角，将他者置于与“我们”不同的文化位置，是网民拒绝同情的主要策略。尽管在两起事件中，媒体和公众“同情”都引发了较多的公共讨论。但权力的结构性不平等导致底层群体的“情感体验”很难获得进入公共空间的常规管道，“同情疲劳”是这一群体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作者说：我在这篇文章中对话了公共领域、公民商议研究中的“理性主义”范式。通过对公众同情与留守儿童议题的讨论，我的目的在于探讨在阶层分化的中国社会，公众同情的结构是怎样的，媒介与公众同情如何塑造了当代中国的公共。文章虽然有幸在《传播与社会学刊》发表，但我深知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如何能够把握住“同情”、如何在具体的案例中分析媒介与“同情”的心理机制、将情感研究转变为对情感话语的分析是否遮蔽了情感的价值，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甚至常常让我“惶恐不安”。对我来说，这次编委会的认可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它将鼓励着我关于情感的后续研究。
“新媒体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必须藉由传统媒体进入公共议程。本研究通过对中国12家报纸的内容分析（样本量 = 2,534），以“议程多元性”为核心概念，实证地考察传统媒体对「新媒体事件」的报导情况。总体上，新媒体事件已经成为中国报纸新闻报导的重要内容，不过具体的渗入程度因地区发达程度、新闻范式不同而异。报纸所在地区越发达，其报导的新媒体事件数量就越多；相对于党报，都市报在吸纳新媒体事件时明显更积极。都市报在议题、类型、地域分布上的内部多元性都要高于党报。新媒体事件本身的整体外部多元性较高，而越是内陆，当地党报和都市报在报导新媒体事件时越离散，东部发达地区党报和都市报的新媒体“新媒体事件”比较研究进行了讨论。
作者说：新媒体正在重塑新闻业，但媒体之间不是截然而分的。在《“新媒体事件”传统媒体报道的多元性》一文中，我们以“新媒体事件”为研究对象，想强调的是“扩展了的媒介生态系统”和媒体间交织互动的理论智趣。以“议程多元性”为核心概念，阐释并操作内部多元性、外部多元性等具体维度，从而可以较为清晰地呈现传统媒体如何报道“新媒体事件”，其内部题材有多多元，媒体之间又在多大程度上共享议题等问题。内容分析的来源覆盖了东、中、西六个省份和12份报纸，得以考察新闻范式和地区两个关键变量对“新媒体事件”报道多元性的影响，因此也是开展“新媒体事件”比较研究的一次新尝试。
本文通过对五份报纸共3264个样本的国内新闻报道进行的内容分析,旨在探究我国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模式的特征与差异。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媒体的报道模式虽然存在相当程度的共性,但是差异性也非常明显:不同属性的媒体和不同领域的报道题材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偏好。官方媒体和政经题材的报道更重视喉舌模式、干预模式,而市场化媒体和社会性题材的报道更重视监督模式、客观模式。此外,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与研究假设正好相反的是,官方媒体比市场化媒体、经济报道比社会性报道在煽情模式上表现出更强的偏好。进一步分析发现,喉舌模式与煽情模式呈高度正相关关系,说明两种模式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和谐共存,这在官方媒体上表现得尤其如此。
作者说：这篇论文发表之后，曾有媒体朋友跟我交流，认为这与他们对我国媒体的通常印象不太相符，很高兴有这样的交流，不过，我以为，实证研究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不仅能“印证”我们的日常认知，更在于能用扎实的数据“修正”“常识”。当然，同很多研究一样，这篇论文在样本量和时间性上的局限在所难免，亟待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推进。
近年来,国内学界和业界对自媒体的关注热度居高不下,而该词的来源We Media在英文语境中则显得较为冷清。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概念的形成是如何在发生的?为此,我们采用福柯的知识考古的研究路径,以所得的各种概念界定及围绕此界定而展开的实践活动为分析对象,从而描绘出We Media到自媒体概念的行走轨迹。分析显示了一个将公民参与转变为创业者用新技术创业、以商业主义为主导而淡化参与性、公共性元素的概念再创造的轨迹。这一轨迹也体现了以特定主导价值为指向的实践空间的拓展。
作者说：在梳理国内期刊发表的关于“新媒体研究”的文献时，我发现“自媒体”是这些文献中的一个高频词。去年有机会到麦迪逊访学，出于好奇和便利，开始查阅这一词的由来和演变，着手写了这篇文章。试图呈现从“WeMedia”到“自媒体”的规范理论层面的蜕变，是从以“公共性”为基石的新闻业的创新话语，到以资本运作和市场经营为内涵的媒体创业话语的蜕变。但本文只是提出了一个“南橘北枳”的问题，即新闻创新中公共性原则式微的问题，而对此真正扎实系统的研究，还有赖于比我学有所成的师友们。
针对中国内地调查记者行业的第二次全国性普查,与六年前进行的首次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后发现:调查记者行业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趋势,传统媒体调查记者从业人数下降幅度高达58%;调查记者行业依然由男性主导,且年龄结构偏向年轻化,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相对更高,从业经历也更加丰富;调查记者高度集中在7家传统媒体和2家新媒体机构,41%的调查记者工作地在北京,曾经籍贯最集中的调查湘军现象呈衰落之势;他们在择业动机、角色认知方面与首次调研结果高度相似,但职业认同感显著下降、工作自主空间有所收缩、职业忠诚度更加充满不确定性。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自我报告的职业满意度并未出现显著下降,主要原因是新入行的调查记者和新媒体机构的调查记者的工作满意度相对更高。
作者说：通过问卷调查方式来研究调查记者，大体有三个挑战：一是如何定义“调查记者”。严格按照“独立进行调查、负面题材为主、关乎公共利益”的标准，则不完全符合现实情境，样本数量也非常有限，因此在2010 年我和香港城市大学沈菲副教授最早开始做问卷调查时，我们把标准适当放宽，“以调查报道为主”即可。二是样本收集和问卷发放的困难。一方面，要建立和更新调查记者的全样本名单库，通过不同纬度和信源来证实调查对象的身份。另一方面，还要通过邮件、电话等方式去发送问卷，并不断催促后尽可能回收问卷。时隔五六年的两次问卷调查，操作起来耗时耗力，能基本完成，自然要格外感谢调查记者群体的信赖和支持。三是问题意识的确立。第一次研究时，除了呈现调查记者生存现状外，我们把“社会关系网络和新闻业自主性”作为核心问题；第二次研究时，结合近年来媒介政策和行业变迁的发展，我们把“职业流动和职业认同变迁”作为核心问题。下一次再调查时，会是什么研究问题呢？因为有上述三个挑战，能尽量克服完成调研，就令人欣慰。这次入选“新闻业研究”优秀论文的文章，主要是新媒体环境下调查记者职业意识和现状的总体描述，希望接下来的更多论文，能带来新的启示和发现。
本文以48篇媒体宣言为研究样本,对当前新闻业如何正当化它们的危机应对策略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在停刊、改版和创刊三类媒体宣言中,新闻组织明确地表达了面对新闻业危机的行为选择背后的价值观念,从中可以透视出新闻组织如何回应、理解当前新闻业的变迁。
作者说：本文其实是作者刊发在《新闻记者》杂志2017年第4期上的一篇论文的延续，那篇文章分析的是新闻界内外对《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两份报纸停刊的话语阐释。在搜集文本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了两家报社在停刊之际及其他报纸在改版之际发布的致读者，这些文本不仅仅是一种仪式，还透露出很多丰富的内容。这让我们联想起Matt Carlson和Nikki Usher对数字新闻初创公司创业宣言的研究。宣言（manifestos）其实是一种性文本，对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领域。但这种文本类型在新闻领域十分普及，在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后，我们正式提出了媒体宣言这个统摄性概念，用以概括由媒体公开发布的、代表组织发声的各类正式文本。这篇文章则具体分析了三类宣言，即创刊词、休刊词和改版词。如果说报纸也有生命历程的话，这三类宣言恰好是它们处在不断的发展阶段所发出的声音。我们把这些阶段理解为报纸在面对困境时选择的三种策略，宣言则是为这些策略的正当性进行说明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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