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度中国新闻业研究十佳论文

　　如果你是一个对新传学术界动态敏感的同学，一定不会错过一年一度的由中山大学主办的“中国新闻业研究十佳论文”的评选活动。

　　在今年的第三期“中国新闻业研究十佳论文”的评选活动中，《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编辑部从2018年刊载于《国际新闻界》《新闻与传播研究》《传播与社会学刊》《新闻记者》《现代传播》《新闻大学》等国内权威学术期刊上初选出20篇新闻业研究论文，然后邀请多位新闻学者和期刊编辑作为评委，在初选入围的论文中进行“2018年度新闻业研究十佳论文”的投票，最后由编辑部汇总得票，评出排名前十的优秀论文。

　　论文阅读在精不在多。如果你正在弱水三千的论文海洋中手足无措，班班建议你勇敢地做到“断舍离”，走出海量论文包堆砌的“迷思”，真正从含金量高的文献资料中汲取营养、拓宽眼界。

　　本文借助文学理论中“副文本”这一学术概念及研究路径，反视新闻职业理念讨论所牵涉的一些周边话语。这些基础性概念，在新闻职业理念的讨论中常被用作不需论证的预设，但在现实变幻的情境下，它们又因为缺乏阐述而常常寓意含混。本文聚焦周边话语中的以下话题 ：新闻业的管辖区垄断与开放，新闻真实性背后的事实观和观，“后”以及“后学”语境的批判逻辑。通过这个“凸显副文本”的思想之旅，本文强调，社会交往伦理规范在网络时代面临重构的挑战，重新阐发新闻的专业主义理念是直面这个挑战的组成部分，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性重建的重要内容。

　　作者说：写这篇文章，就是心存念想：在描述和分析当下的各种“后”现象时，我们避免将其当作“必然”甚至“应然”；在吸纳和运用各种“后学”理论资源时，我们避免迷失于轮廓混沌的概念迷宫之中；在考察和讨论新闻业面对的各种危机时，我们不是在试图拯救新闻业的已知模式，而是在探讨新闻业如何服务于在新技术条件下公共生活品质的提升，并在其中焕发新生。

　　潘老师这篇论文其实是《走向公共》一文的姊妹篇。（以新闻真实、新闻专业主义等为代表的）经典西方新闻理论在市场和权力作用下的新闻生产场域中的实践往往备受争议，使得我们对其内涵的认识可能陷入了一种简单化理解的陷阱中，或简单化挪移，或简单化批判。

　　潘老师这篇论文便利用“副文本”的分析路径，为我们提供了开展反思的路径——首先，新闻真实不是因为出现于教材或职业规范就必然获得正当性，我们必须明确理解真实的基本原理：现实的外在性、事实的可知性、认知的可相互理解，以及践行它们的交往准则（尊重事实，呈现事实，以事实推导结论）；其次，“后状态”的蔓延得益于现代性的高度发达，个体化的趋向、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价值的凸显，以及实现它们的技术（包括个人技术的普及等）。我们可以此为进路，提醒自己，没有呈现其真面目的完美渠道，谨慎而且缜密地核查与验证事实，是相对更难被权力所劫持的途径。因此，我们需要将寻求、核查、鉴定事实和的过程，置于公共讨论之中，使它成为开放而透明的公共参与的过程。

　　从媒介融合的视角看，“协作式新闻布展”可被视为理解新闻创新的关键概念之一。在机构媒介内部，通过新闻产品互联网呈现的平台渠道融合、多媒体可视化的技术手段融合和产品互动性的媒介实践融合，体现出溢出传统新闻边界之外的参与式新闻实践模式。它意味着新闻创新的多主体并不拘泥于传统职业化新闻生产的逻辑，而是以互联网多中心“节点主体”展开动态新闻传播实践，与组织化新闻生产形成巨大张力，凸显出“液态”的新闻业这一媒介融合时代新景观。

　　作者说：“协作式新闻布展”是近年来我们结合中国语境持续开掘理论潜力的概念。2015年以来，我们见证了一系列关键公共事件中的公众参与，目击了公众隔空在场的合力创作。这些文本创作活动或多或少地实质改变了事件的走向，迂回地警醒新闻从业者遵从事实，回到客观报道的轨道上来。

　　西方学者通过对新闻专业性的考察来探究新闻业权威性和合法性的来源，就此形成了两条不同的研究脉络:一种主要研究新闻业如何建构社会现实，通过对新闻生产过程的呈现来探究新闻专业知识的特点;一种侧重于讨论新闻业如何建构自身，借用文化、话语、叙事等概念讨论新闻记者和新闻组织如何通过特有的叙事权力来建立文化权威。文章试图在第二条脉络内提出一个新闻职业话语的分析路径，作为研究中国新闻业转型的理论工具。文章在系统梳理相关中英文文献的基础上，提炼新闻职业话语的内涵，概括其类型与功能，最终提出在中国语境下进行新闻职业话语研究的方法、议题和思路。

　　作者说：在阅读大量中英文文献的基础上，我从边界、权威、合法性三个维度梳理和评述了既有研究，讨论了新闻职业话语在中国语境下的类型、功能和意义。虽然它主要是一个基于现有文献的讨论，但我并不希望把它写成一个简单的综述或述评，而是在明确的问题意识的指引下，接续既有研究的讨论，构建出契合现实的分析方法。

　　算法是平台媒体新闻推荐的核心。本文采用批判算法研究的视角对“双强寡头”平台——脸书和谷歌的：“算法机制”进行了研究。“算法机制”包含核心排序算法、新闻要素权重和算法价值观三个维度，关注的是决定算法背后的关键技术、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文章发现，两大平台的“算法机制”呈现两分，谷歌注重客观要素并试图建立技术性的网络秩序，而脸书则更多强调以社交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而蕴藏在不同“算法机制”内部的系统性与结构性偏向，最终指向了对于“算法机制”可信任框架的探寻。

　　作者说：这篇文章可能就算法接入新闻业的机制和影响做了一点初步的探索式研究，但不足之处也很明显。“它是一个大脑，分散在所有细胞中，充满着无穷的潜力，但脆弱又犹豫不决。”（Jackson, 1997）后面我一直试图想在这个主题上有所推进，但发现难度越来越大。或许这就是一种“双重意识”，我们与所研究的事物纠缠，我们创造关于它的信息，同时生产出受众，而某个观众就是自己。

　　方老师这篇文章在《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2019》中也有收录，足见其研究思路的新鲜和对研究路径的启迪性。文中较有启迪性的一点在于，作者提出算法技术并不是一律的。不同数据平台所依据的算法内在逻辑是不同的，这与德布雷、海德格尔的技术座架都有所呼应，提醒我们算法新闻并不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整体名词，依然需要结合语境来判断。

　　媒体创业已成为中外传媒业转型发展的出路之一。近年来的中国媒体话语经历了从转型、到创业的转向。本文发现，媒体创业具有精英化和浪漫化倾向，在多数情况下被等同为媒体人创业，且呈现出去新闻化、再媒体化的状态。媒体创业叙事再现了传统媒体机制的弊端，塑造了内部创业的他者形象 ；而新媒体创业则被刻画为在传统媒体动荡、技术变革、内容商业化、资本推动、社群互助、政策鼓励等背景下迎来历史性的“黄金时代”。媒体创业叙事勾连了创业者的职业历史、创业现状与媒体前景的想象，既召唤了创业精神和职业理想，也重新定义了“媒体”和“理想”。

　　作者说：这篇文章的写作是对2013年前后兴起的媒体人创业现象的观察和解读，其出发点还是希望从媒介社会学的脉络，结合创业社会学研究的相关文献，以此观照中国媒体人的职业转型路径及其对广泛意义上的媒介内容生态的社会意涵。

　　为进一步理解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共同体，该研究通过对百余位中国新闻从业者的深度访谈，考察了他们对职业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在地理解，描述新闻场域中交织的多重话语，考察其中蕴含的内在矛盾与共识，解读矛盾与共识之间的理论关联。结合 “液态的新闻业” 这一概念和鲍曼对共同体的论述，作者提出 “液态的连接”，试图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中国新闻从业者这一异质性群体:一方面，在技术特征凸显的历史语境中，新闻从业者继续被多重社会力量推拉，以模糊、多样的职业身份面对行业不确定性，开展新闻实践;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对群体整合的想象与渴望，回顾或呼唤清晰、固定的职业身份，以此克服行业急速变动中自身主体地位的焦虑。

　　作者说：回看拙文《液态的连接：理解职业共同体》这一调查的“副产品”，我们不免在持续急速变动、充满不确定的历史语境下自嘲，慨叹“液态的连接”概念的局限，促进我们不断追问：中国新闻从业者职业意识缘何如此分野？它的思想源流何在，未来又将何变，如何为迈向健康的公共生活创造可能？

　　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本框架，从职业价值观、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个方面，分析新闻学子择业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本科新闻学子毕业时首次求职，“专业对口”的主观愿望较为强烈; 媒体工作对大多数本科新闻学子呈现出“过渡性职业”特点，存在从媒体向非媒体的职业意愿迁移; 媒体行业对本科新闻学子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发展因素”方面; 职业价值观和人力资本，是影响择业意愿的主要因素。

　　作者说：在本文中，我们考察了新媒体环境下新闻学子的择业意愿，比较不同新闻学子在首份工作、长期工作方面的差异和择业策略，分析其择业意愿的影响因素。试图通过关注“人”这个最重要变量，对新闻学子这一新闻从业者最重要的后备军进行全方位、多视角分析，从而对中国新闻业的未来与发展趋势，有所预判和展望。

　　当代媒介环境是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和以社交媒体为核心的新媒体的共生。在这种环境中，“跑线记者”这种传统生态保留了旧的机制，也出现了新的现象。长期以来，“跑线记者”是媒体与政府机构之间形成常态性关联的纽带，纽带性关系或明或暗地影响到他们的报道立场，当然，这种立场也是通过一定的话语策略来实现的。从协商性策略、中立性策略、对抗性策略三个层面，我们可以观照“跑线记者”如何在报道中维系自身与对口单位的关系。同时，通过观察“跑线记者”社交媒体使用情况，发现并没有人利用社交媒体的“个性”来对抗传统报道的制度化特征，在多数情况下，“跑线记者”的社交媒体使用是在维护“媒体-对口单位”关系。看似自由开放的社交媒体表达机制并没有解放“跑线记者”的话语方式，更没有更改他们的身份立场。

　　作者说：在新闻业乃至整个传统媒体“风雨飘摇”的今天，研究“新闻业”和“新闻人”可能被认为“过气”或“不入流”，但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中国新闻业研究十佳论文，这些具有影响力的概念，给未来的“新闻业”研究赋予了更重要的意义和更深刻的使命感。

　　本文依托于对现有文献以及2015-2017年间所进行的记者访谈材料的分析，以边界工作为理论框架来论述新闻边界的失守，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记者诠释社群的话语变迁。本文认为，新媒体的勃兴所带来的去专业化主要表现在平台边界、职业边界和报道边界的失守，从而带来记者诠释社群话语的相应变化。就平台边界而言，互联网尤其微博、微信的问世使得新闻平台大众化，新闻平台的垄断性诠释话语则相应地先后经历话语、市场话语、大众话语的变迁。就职业边界而言，数字时代使得新闻人日趋成为数字劳工背景下专业新闻的留守者、公众的边缘人，新闻职业的垄断性诠释话语则先后由取向、精英取向而转变为普通职业取向，新闻工作者原有的权威性被消解、被祛魅。就产品边界而言，如今在流量导向的支配下，作为新闻产品的报道开启了流量决定新闻的时代，并相应开启了一个坏新闻才是新闻、娱乐性才是新闻的诠释话语转向。

　　作者说：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试图从新闻人自己的视角来理解新媒体巨变对新闻业、新闻人、新闻报道的影响。同时，我们将这种新闻人的自我言说置于更大的历史背景下来分析与审视，管窥其背后的时代与社会变化，以尽可能烛照新闻话语的复杂性、历史感及其背后的社会意涵。

　　本文将重心放在辨析若干核心概念的误译，包括“新闻网”“事实性”“物化”“意识形态”和“想当然”等，并指出这些概念的误译缘于中译本对《做新闻》的论述语境和理论语境——特别是现象学社会学以及社会建构论——的理解和把握存在偏差。以对《做新闻》案例的解读为基础，本文主张将学术译介的话语形构和实践纳入知识社会学的视野之中。

　　作者说：本次入选的拙作却并不是直接研究新闻业的实证论文，或许是因为它处理的是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经典著作Making News的中译本，勉为其难可以算作与新闻研究有关吧。谢谢本文的助产士，《国际新闻界》主编刘海龙教授，他建议我聚焦“翻译”，舍弃其他旁逸斜出的枝节，离开他的指点，本文不会以目前的面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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