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视野下的转轨中国：当代新闻界-商界关系
近期发生的富士康事件，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海量报道和公众的大讨论。随着事件的戏剧性发展和戛然落幕，它留给我们的似乎是亢奋之后的反思与追忆
用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可以清晰地解释社会转轨的过程。公民社会是国家和私人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社团领域，公共领域是指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
所谓的社会转轨，通常是指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也可以包括从计划(命令)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当然在当今信息时代，情况可能更为复杂。我们用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理论可以清晰地解释社会转轨的过程。
西方国家从17世纪公民以来，社会结构从(国家)领域和私人(家庭)领域的二元结构过渡到领域、公共领域、市场领域和私人领域并存的多元结构，形成了公民社会，进而率先实现了经济、和法律现代化。
公民社会是国家和私人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社团领域，它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结社)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
近年来，世界各国正在发生一种重要的社会结构性变革，即国家和市场以外大范围的社会机构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机构被冠以“非营利的”“自愿性的”“第三的”或“独立的”部门，包括政党、媒体、社会运动、利益集团、监督群体，具体而言就是成千上万的环保组织、消费团体、组织、反组织、医疗诊所、学校、职业协会这些非营利部门构成了公民社会，有学者称这种世界性现象为“全球结社”。
公共领域是指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其机制是：平等交往、关注世俗、公开讨论。
正像有媒体指出的那样，从富士康事件的发展来看，作为公民社会组成部分的特殊利益保护组织(如工会和妇联)的缺失或不作为，说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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