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要素赋能绿色发展

　　党的以来，我国经济总量从2012年的53.9万亿元上升到2021年的114.4万亿元，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持续提升，绿色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果。但是，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居民生活、交通等领域用能持续增长，能源消费刚性需求依旧旺盛，能耗“双控”形势依然严峻，绿色转型仍然面临较大压力。比如，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术能力不足、高污染产业资源依赖度高等，制约了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整体进程。因此，“十四五”期间，应把数字技术作为我国发展的比较优势和战略重点，让数字要素赋能绿色发展。

　　提升数字技术在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中的广泛应用。建设数字中国，是适应新时代的重要战略部署。发展绿色经济要把握数据化、智能化方向，找准数字技术和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契合点与发力点。一是利用大数据实时获取、精准识别生态环境信息，开展环境容量分析与环境形势研判，为我国制定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编制、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绿色发展绩效评价考核指标体系等提供可靠依据，探索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绿色经济数字化。二是进一步拓展“生态云”平台功能，提升数据的深度挖掘和融合应用水平，运用物联网等技术开展智能监测、预测预警等创新应用，主动预警环境灾害，并在发现问题后进行及时补救，避免“数据烟囱”、信息孤岛现象，构建智慧高效的生态环境管理信息化体系，促进“水环境、空气、土壤”一体化调控、上下游协同治理。三是通过数字监控等方式实时观察森林、海洋等生态系统的变化情况，推动实现数字技术在精准提升森林质量、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中的具体应用。比如，通过高清遥感影像、地面监测设备对森林环境要素进行数字化采集与分析，并运用到森林生态系统质量与稳定性提升中，助力森林碳汇提升，探索数字化碳中和路径。

　　推动数字化驱动的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全产业链的节能减排基础上。因此，除了在供给端主动进行节能减排，还需要在重点行业引导绿色低碳升级改造、赋能绿色经济发展。一是以数字技术赋能绿色技术创新，通过清洁技术改造、管理模式创新等，革新既有生产模式，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形成绿色低碳循环的生产方式，帮助传统工业提升生产效率、加快“脱碳”进程。二是加强数字技术在节能提效领域的应用，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为工艺设计、生产制造、回收利用等各环节绿色低碳转型赋能，实现对工业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数据的实时监测、管理与核算，系统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三是强化工业互联网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引擎作用，促进数字化技术和工业化技术深度交融，探索形成“工业互联网+绿色制造”等应用场景，加快企业“上云用数赋智”，为企业提供智能高效的能源管理方案，打通产业链上下游互联互通、协调运作的数据资源通道，实现生产效率和用能效率双提升，推动产业集群的整体绿色转型。四是提升数字赋能服务水平，针对不同子领域、不同规模企业提出个性化赋能方案，深化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的典型培育，以龙头企业数字技术赋能带动中小企业跟进转型，提高数字化应用绿色经济的普及程度。

　　探索数字赋能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数字赋能是拓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仍面临机制不完善、效率不高等现实难题，要把数字技术作为驱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重要引擎。一是完善生态产品价值评价机制，借助智能计算、卫星遥感等数字技术赋能价值核算，加强对生态环境数据的动态监测，建立整体联动、开放共享的生态产品价值数据库，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清晰量化，并以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为核心构建评估体系，用核算结果指导生态产品价值有效变现、促进绿色经济发展。二是完善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机制，充分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建设“森林生态银行”和森林资源大数据平台，坚持“分散输入、集中输出”，强化对森林资源的集中存储整合，形成“林业资源管理应用一张图”，精准匹配项目资源，推动林业生态产品流转交易便捷化，打通林业资源—资产—资本转化通道。三是完善生态产品保护补偿机制，建立生态补偿数字化、智能化管理平台，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管理，科学测算生态服务增量，研究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补偿计算方法与标准，以期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以数字生活引领公众绿色低碳新风尚。数字中国作为一项基础性、先导性工程，推动着数字化、信息化深入节能降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一方面，以数字化方式探索公众参与碳减排，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减污降碳新格局。实践中，通过数字化智慧手段在网络空间宣传绿色发展主旋律，在全社会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普及和推广数字政务、互联网医疗、在线教育、共享单车等低碳生活新形态，这些新形态的广泛应用不仅是技术模式的转变，更是思维模式的变革。另一方面，探索建立碳减排数字台账，做好消费端减碳工作，在衣食住行游等方面对个人碳减排行为进行量化和记录，并作为衡量对碳达峰碳中和贡献的基础和依据，增强公众绿色低碳意识，凝聚最广泛的“绿色共识”，让“互联网+”低碳化生活方式成为社会新风尚，携手共建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罗贤宇、王艺筱）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促进数字经济和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既要推动影响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

　　自由、、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所谓“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普世价值”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窄化为特定的西方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普世价值”观念，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做好国际传播，要做很多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只有研究不断深入，拿出来确切的、有说服力的资料，才能增加我们对外传播中的论述能力和说服力。

　　拓展监督的深度和广度，搭建“互联网+监督”平台，将具有强大公信力、权威性的传统新闻媒体与更迅捷、更开放的新媒体相融合，充分发挥社会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合力。

　　通过数字生产力的动力变革、绿色生产力的理念变革和蓝色经济的空间变革必将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现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加速实现。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影响国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具有重大影响。

　　坚持“以我为主”，多措并举建立和强化多元协同供应体系，增强持续稳定供应的能力；完善能源资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双向管控，全面实施能源资源节约战略，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要想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既要立足于中国大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回答好中国之问；又要拓展世界眼光、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回答好世界之问。

　　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为传统产业带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及高水平供求动态平衡的加快实现提供了新思路。

　　所谓网络意识形态，是指多元主体在互联网空间映现社会关系而形成的认知系统，借助网络工具得以呈现于网络空间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其形成、呈现和发展依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对现实实践具有反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更好发挥园区产业和资源优势，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体系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系统，构建体系是一件繁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在总体观指导下构建现代化总体性体系任重道远，需要政学各界通力合作、坚持不懈、不断探索。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以独立、自主、安全的高质量发展为指引，积极推动全面、开放、协同、包容、可持续的引领性创新。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续写了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伟大辉煌，擘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当然是“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但是人口规模巨大这一典型特征也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带来优势，充分认识并利用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可以缓解艰巨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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