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强求老人适应年轻人的便利让“数字生活”为老年人放慢脚步

　　摘要：我学生的评论，以及我的评中评。凯雯同学注意到了“让老人融入数字化浪潮”的论调中包含的话语权力，提出：不必强求老人适应年轻人的便利，让“数字生活”为老年人放慢脚步，才是真正治本之善。我的观点是：数字社会高歌猛进，是进步的象征，但我们有必要反思，当我们谈论这个词时，都是站在“受益者”角度看待数字的，以受益者的热情拥抱数字技术对生活的浸润。成熟的数字文明，需要跳出那种进步主义的、完全站受益者角度的技术迷思，关怀数字的盲区和被抛弃者。

　　数字时代，一位老人可能在外度过怎样的一天？上公交车时不会用智能手机扫码付款，只好笨拙地掏着兜里的零钱，引起后方乘客不耐烦的啧声；不明白如何登记信息、出示健康码，在超市门口踟蹰不前；自助结账区域的工作人员不知去向，面对陌生的机器，拎着满手沉重的物什无所适从……你我对这样的画面都不陌生。

　　一部分人踏着数字化的道路匆匆地路过这些无助的老人，而一部分人停下来陪他们慢慢走。10月27日，南京小伙陈康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他利用自己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特长，为70岁老父绘制了一本私人定制的“数字生活指南”。

　　对此，有人盛赞小伙的暖心和孝顺，有人想为自家老人求一本“同款”，而笔者看到的是其背后“一刀切”的数字化在无形中对老人产生的压迫。从央视网等主流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到网友评论，潜台词普遍为“应当帮助老人融入便利的数字化生活”，预设其学习者、追随者的身份，将其置于被动的弱势地位，却未曾反思，所谓“便利”可能是一厢情愿，与其要求老人加快脚步，不如主动等一等他们。

　　老年人数量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较小，为何仍要留出一部分时间、金钱和人力成本来满足“少数人”的需求？

　　一方面，目前我国正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老年人数量达到总人口数的17.4%，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最新预测数据，到“十四五”期末，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达到3亿人。他们或许是百分比标尺下的“少数人”，但基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老年群体的实际数量不容小觑，遑论他们正处于从生理到心理都相对脆弱的人生阶段，和残疾人、孕妇等群体一样需要得到特殊关注和悉心照料。因此，推进数字化的过程不可沦为一场“多数人的”，医院取消现场挂号、公交车仅接受扫码乘车等改革措施只是迎合了年轻人所定义的便利，却可能以摧毁老年群体的便利为代价。

　　另一方面，不可见的数字鸿沟不仅横亘于年轻一代与老人之间，更存在于老人与老人之间。相关新闻评论中，部分网友骄傲地表示，自家老人已经在家人帮助下学会了刷抖音、叫外卖、微信支付、淘宝购物等，以此佐证老人融入数字化社会并不困难。确实，在城市中，不乏经济条件良好、有一定文化基础、子女耐心孝顺的老人，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即可在数字生活中如鱼得水。然而，城乡过渡之地和广大农村地区的老人何去何从？他们或许面临着经济上的窘境，或许识不得几个字，或许子女长期不在身边，当他们偶然产生进入城市、接触数字世界的需求，物质和精神上的贫困往往让他们被拒之门外。

　　在奔涌前进的数字化浪潮中为老人留一条特殊通道，不仅必要，而且操作起来并不艰难。本月，无锡火车站设置无健康码通道，为使用老人机、无微信、不熟悉操作流程的老年群体带来了福音，他们不必再看工作人员的脸色，也不必小心翼翼地寻求路人的帮助。对于数字社会中徘徊的老年人，人性化并不意味着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额外创造服务，而只需做到在“立新”的同时不彻底“破旧”，让冰冷的机器取代有温度的人工服务的速度慢下来，在为年轻人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尊重老人眼中的便利。

　　“数字生活指南”固然暖心，却更近似于潮流裹挟下的无奈之举。让“数字生活”为老年人放慢脚步，才是真正治本之善。

　　很喜欢凯雯同学这篇评论，突破“帮老人融入数字化”这个看似理所当然、代表着进步主义光芒的结论，看到了这种观点中包含年轻人“话语权力”：让老人去学习，去适应年轻人的“便利”。我一直在课堂上说，批判性思维的启动，首先要善于去对话语进行分析，看似随意的话语中，往往包含着一种意识形态，包含着权力和利益。某种话语往往是以某个群体为中心、发明用来表达其利益的。只不过因为用得越来越多，或者因为这个群体是主导性群体，将一种以利益为中心的概念变成了一种去利益化的、中性化的普适概念，批判性思维就是“批判性地看”，悬置其中性和理性当然性，看到话语后的权力。

　　社会群体所使用的语言，通常是被设计用来确保他们特殊的和优越的地位的。很难想象，一个娴熟的批判性思维者不擅长进行概念分析。批判性思维让我们要善于跳出那种“自我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话语。

　　实际上，“学习”就是一种以年轻人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孩子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从一张白纸到填满知识，生机勃勃，天天向上，他们有学习，更有学习能力，能适应新事物。而老人已经固化，他们已到暮年，学习能力大大弱化，固化的思维和习惯，退化的器官，晶化的知识体系，让他们缺乏学习、氛围，尤其是新技术新平台的学习。年轻人用健康码，那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一个步骤，因为整体生活是数字化的。而很多老人日常生活并没有网络化，只不过进一下商场，用一个健康码，就得学习整个网络世界，网络知识，网络理念。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学习”是一个带着年轻人话语权力的规训表达：不会，那你去学啊。公司化社会流行着这样的教育规训：不会，但我可以学。

　　站在年轻人角度，会觉得“不就是一个APP”吗，有多难呢，手机弄一下不就行了？因为你已经适应了数字生活，想象起来很容易，但对老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世界，处处是障碍，技术，理念，方法，平台，看不懂的界面和字母，记不住的步骤，眼花了乱的信息，他们本不需要进入这个世界。但年轻人主导的世界，强迫着老人们适应“年轻人的世界”，还美其名曰“让老人与时俱进适应数字社会”。为什么我们在一些方面不去“适应”下老人，保留着一种慢的、传统的方式，等一等步伐缓慢的那群人。是让老人“适应”年轻人，还是年轻人去“适应”年轻人，就是一种文明，数字文明，应该包含一种“包容慢”的文明，而不是让一切按下快进键，用快的文明碾压、抛下那些走得慢的人。

　　公共政策尊重他们，就是考虑他们的习惯，让他们可以免于不断“学习”、不断适应那些年轻人所热衷的“创造”对他们形成的生活障碍。也许，那些所谓数字化，在创新源头上就应该考虑这个群体。

　　数字社会高歌猛进，是进步的象征，但我们有必要反思，当我们谈论这个词时，都是站在“受益者”角度看待数字社会的，以受益者的热情拥抱数字技术对生活的浸润。一句话说得好，当我们是少数人时，考验着我们的勇气；当我们是多数人时，考验着我们的宽容。站在数字受益者的角度，我们能不能想到那些可能的数字受害者，数字难民，数字鸿沟另一边的人，数字民工，数字的外部性，数字在隐私侵犯上带来的巨大风险，这是数字文明不可回避的另一面。

　　经历了初期的数字化迷恋后，和公众实际上已经开始告别那种数字进步主义的迷思，反思数字化背后的问题，清华劳东燕教授“挣扎”了一下，挑战在各种角落全面铺开的人脸识破，“智慧社区”概念受到来自法学共同体角度的批评，媒体的调查报道反思快递带来的外部性问题，重阳节讨论数字化对老人的抛弃问题。成熟的数字文明，需要跳出那种进步主义的、完全站受益者角度的技术迷思，关怀数字的盲区和被抛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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