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瘾性经济的危害与治理

Mark wiens

发布时间:2022-12-10

数字瘾性经济的危害与治理

  在新一轮信息技术成果的冲击下,数字经济出现了跨越式发展,并迅速崛起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但在社会朝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包括数字成瘾在内的一系列深刻问题。身处数字消费社会,当数字产品凭借精准的算法和免费模式向我们袭来时,应该准确理解数字瘾性经济,正确地认识数字成瘾带来的危害。只有探索出一条数字健康的道路,才能使我们真正享受到数字技术的红利,而不是沦为后者的仆从。

  【摘要】在新一轮信息技术成果的冲击下,数字经济出现了跨越式发展,并迅速崛起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但在社会朝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包括数字成瘾在内的一系列深刻问题。身处数字消费社会,当数字产品凭借精准的算法和免费模式向我们袭来时,应该准确理解数字瘾性经济,正确地认识数字成瘾带来的危害。只有探索出一条数字健康的道路,才能使我们真正享受到数字技术的红利,而不是沦为后者的仆从。

  所谓瘾性经济,就是以“瘾”获利的经济。在其催生的瘾性市场中,生产者生产成瘾品,并培养消费者成为上瘾者和传播者消费者、上瘾者的角色保证了瘾性经济的持久性,而传播者的角色则助长了瘾性经济的蔓延。

  经济学界对于瘾性经济的关注目前多停留在对成瘾行为的研究,多数属于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其中,上世纪八十年代贝克尔和墨菲的“理性成瘾”模型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他们假定,在消费者偏好稳定的前提下,如果一个商品具有“临近互补性”(消费者对它现在的消费会增加对它未来的消费),那么这个商品对于该消费者来说就是潜在的上瘾品,而初始资本存量和需求曲线的位置则决定了消费者最终是否会对其上瘾。虽然,这种将非理性行为“合理化”的尝试在解释成瘾性行为的时候经常显得力不从心,也得不到大部分实验经济学结果的支持,但是其对于经济领域成瘾性研究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这之后,无论是用“非理性”还是“有限理性”,沿用的实际上都是贝克尔等人的分析范式。

  然而遗憾的是,除成瘾行为之外,主流经济学界在瘾性经济的其他方面并未取得同等意义的建树,反倒是经济史学界对于瘾性经济进行了全球史视角下的研究和批判。而围绕着甘蔗、烟草、鸦片等成瘾作物,经济史学者展开了关于瘾性经济产生、运转、扩散和消亡的历史性研究,并得出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成果。最丑恶和毒害最深的瘾性经济莫过于历史上的鸦片贸易,给国人留下的心理创伤至今仍难以消除。瘾性经济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物质精神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形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瘾性经济也以各种不同的形态出现并不断地更新换代,有的正是社会发展的衍生物或技术进步的副产品。而在当下,由于“数字成瘾”而形成的各类相关产业,可能是最具普遍性的形态。在新一轮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数字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逐步成熟和应用场景的扩展已经将我们送入了一个全新的“数字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们可以尽情享受技术发展带给我们的诸多便利,但也面临着被数字奴役的巨大威胁。同其他传统瘾性经济相比,数字瘾性更具迷惑性和欺骗性,也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迅速侵占并改造着我们的生活。

  根据工信部数据统计,2018年我国每百人拥有手机数量已达到112部之多,移动物联网用户月消费流量达到了4.42GB。移动互联网的井喷式发展为数字消费企业和数字消费者创造了极好的发展环境,但也为数字瘾性经济发展提供了温床。数字瘾性经济以一种人畜无害的姿态悄悄渗入了我们的生活,并凭借算法技术和免费模式实现了对消费者的数字操控。在这里,我们仅以短视频行业为例进行分析。

  第一,算法俘获。从生物学角度讲,短视频给人带来的“快乐”感来自于十几秒、几十秒时间里刺激性内容给人脑带来的瞬间上升的多巴胺分泌。但人们不会留意,瞬时的快乐或者亢奋感并不是自己真正留下的理由。在短视频开启的自动播放中,一方面使得人们对生活的种种想象和猎奇、窥视的得到了源源不断的满足,另一方面却造成了愈益强烈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源于一种被称为“算法俘获”的数字技术效应。事实上,只需通过简单的交互设计和用户喜欢的推荐算法,短视频软件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识别你、理解你、学习你,然后开始“喂养”你。一旦当它和你建立起符号的协商和理解,就会源源不断地推荐你喜欢的内容,让你相见恨晚,又欲罢不能。这样,看似是你选择了内容,实际上是内容选择了你,其背后是瘾性经济企业利用人性的弱点对于用户思考能力的定向狙击。而长期、持续、单一的兴奋状况会逐渐使人失去自我价值判断,成为被数据支配的人。

  然而,当前人们对短视频的成瘾性还缺乏必要的认识。在很多人看来,多“刷”几个小时短视频似乎无关痛痒。同时,短视频的全民上阵也使其获得了某种诡异的正义性。在“存在即合理”的全民妥协下,短视频带来的数字成瘾已经成为了具有高度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能被一个小小的软件所俘获,“大不了我就删了它”。2018年某短视频行业领军企业公布的年度报告显示,该APP国内日活跃用户数达到2.5亿,月活跃用户5亿,展现了令人惊叹的用户黏性。有“成瘾性大” “受众广” “不易察觉”这三大症结的存在,很多人是很难果断地将其删除的。

  第二,免费模式。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曾经提出,当一个国家主要的经济部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人们在休闲、教育、医疗健康上的花费大大增加时,那么该国就会从“走向成熟阶段”迈进所谓“大众消费阶段”。但是罗斯托显然没有预计到这场信息对于人类经济成长阶段理论的巨大冲击,也没有预料到会有一个国家在挥别“走向成熟阶段”的同时就一脚迈进了数字社会的大门。而在这样的社会里,数字消费成为了大众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免费模式颠覆了后者。

  所谓免费模式就是商家通过免费的方式汇集海量客户,再通过第三方补贴、策略歧视、广告投放等手段维持运转并实现利润的商业模式。这种模式由于天然契合数字时代的“精神”,得以一路野蛮生长,迅速壮大,并且俘获了大量消费者。而最近十年正是这种“免费模式”攻城拔寨的十年。

  那么,短视频真的免费吗?答案既是也不是。当前市面上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的头部短视频APP都是不收钱的,甚至有部分APP会给用户一定比例的收入分成作为奖励,因此对用户来说毫无疑问是免费的。但是在数字时代,如果信息是一种资源的话,那么我们有限的时间、精力甚至更深层次的隐私权和安全感是不是也应该被视作一种具有排他性的资产?我们无意去评价这种交换是否“等价”,但不得不指出这种模式的存在极大增加了过度数字消费的可能,并加深了数字上瘾的危害。

  在物质世界中,人们对预算约束的意识更为敏感,通俗地讲,就是即使存在着对未来收入增长的确定性预期,大多数人(并不是全部)也不会为了嗜好商品进行透支消费。在这种机制下,人们存在着一种抵御“”的自我保护意识。然而在免费模式中,数字消费的真正预算约束,从口袋里的真金白银变成了“不用白不用”的时间和难以定价的注意力,人们则丧失了那份物质世界里握紧口袋的警觉,一味消费,不知餍足。而这正是数字瘾性经济相比于其他所有瘾性经济最厉害的地方,同时也是其更容易被轻视的原因不过“好消息”是,大部分成瘾商品都会给你无力摆脱的挫败感,而短视频的“温柔”则在于根本不会给你觉察的可能。

  第一,危害精神健康。甚至不需要借助高深的生物学或医学的知识,我们就可以知道“根本停不下来”会对人身体和精神造成损害。对数字产品的消费者来说,自动播放的短视频会对人中枢神经产生持续的高强度的刺激。在长时间的紧张状态下,人的压力会加大,疲劳感会迅速累积。如果长期坚持过度使用的话,还会产生焦虑、注意力不集中、失眠等现象。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游戏障碍(沉迷)列为了精神疾病,考虑到短视频用户低龄化的现象普遍存在,对于青少年大脑发育的担忧也绝非杞人忧天。更为可怕的是,在这种强交互作用下,算法对人的“喂养”如前所述会使人失去自我价值的判断,成为“单向度的人”,甚至“无向度的人”。

  第二,助长商业惰性。就像食品行业总喜欢把所有产品都偷偷加一勺糖一样,操纵数字瘾性经济的互联网企业也希望能够通过取悦用户而俘获用户。但两者比较,明显后者“科技含量更高”,“吃相”也更为优雅,因而也更受资本市场的追捧。但是商业也有其惰性。这种以免费模式开道,加之病毒式传播对消费者实行数字控制的做法既简单又有效,再用大数据技术接上外部营销,企业管理者只需要把心思放在竞争对手身上即可,剩下的大部分时间就是躺在金蛋上同资方几几分账几乎不会有什么创新动力。然而,这种商业模式下养成的商业惰性将直接地伤害到行业的发展前景和企业自身的长期利益。一旦当消费者猛醒,或者监管机构强行介入,这些倚仗数字控制进行数字剥削的瘾性经济企业的未来必将面临严重挑战。

  第三,被技术成果奴役。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展现出了其对人思想更为强大的操纵性,并成功树立自己的权威。手指的左划右划间,人事实上就已经受到了自己亲手创造的技术成果的奴役。当下极其火爆的短视频行业实际上就提醒着我们,如果数字技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那么就也有可能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如果数字技术能够颠覆旧产业、旧业态和旧模式,也就有可能颠覆我们自身。因此,我们在畅想5G、大数据、人工智能可能给我们造就的美好生活的同时,应该时刻警惕数字对我们带来的异化和可能出现的数字经济歧途。所以“根本停不下来”是到了该停下来的时候了。如同科技史学家乔尔莫基尔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写到的,我们所生活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过去的历史并不会教会我们太多的东西。但笔者认为还应该再加上一句:即使无法汲取先人的智慧,我们也不应该坐以待毙。

  第一,从“无商不瘾”向“数字健康”转化。无论是蛋糕店里的半熟芝士,还是火锅店里的麻辣底料,抑或电商巨头精心打造的购物节,当前我们的社会似乎呈现着一种无商不瘾的倾向。互联网行业也借助这种模式赚得盆满钵满。但是事情出现了转机人们对智能设备、社交媒体成瘾性的担忧,正促使互联网企业回归理性重新思考自己的商业模式。面对公众对数字成瘾的批评,谷歌、苹果、Facebook等国外科技巨头事实上已经作出了回应,自2018年起已经大规模开发了防技术沉迷的功能,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从无商不瘾到逐渐自我约束,允许用户放下手机和平板电脑,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无休止的媒体社交和数字娱乐之外。这是从企业层面走向数字健康的重要一步。我们也应该忠告依靠瘾性经济发展起来的业态和企业,为了你的长远发展,请不要伤害你的下一代消费者。

  第二,政府和有关部门必须加强监管。长期以来,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数字成瘾只是未成年人的专属,所以对游戏行业和短视频行业的监管也只是在政府强制和压力下迫使企业开发针对未成年人的防沉迷机制。这种错误的观念直接影响到监管部门的决策判断和政策出台。事实上,数字成瘾并不歧视年龄,成年人的精神健康同样存在着被伤害的可能。产品经理们口中的增加用户黏性,其本质上还是在争夺用户使用的时长。希图一个未成年人防沉迷机制就能够解决数字成瘾问题无疑是天方夜谭。如果资本逐利性使得瘾性经济企业没有意愿和能力松开攫取之手,那么社会监管的缺位造成的危害将是系统性和持久性的。

  第三,树立“自律即自由”的新时代内涵。消费根源于人的需求和,数字消费亦是如此。在数字消费社会中,人们试图用数字产品来满足自身的精神需要,这本无可厚非,但如果在瘾性经济的作用下,失去了自控能力,则在根本上违背了消费自由。数字时代对数字产品的消费自由,也一定是自主的、自觉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通过新闻类APP获取资讯、通过社交APP进行沟通、通过短视频APP休闲娱乐各个渠道无一不会被算法俘获、被大数据分析得体无完肤。这样的被动的填鸭式的消费下,人们丧失了自律也就丧失了自由。但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已经有不少人开展了数字自律的实践,通过各种手段主动减少使用手机等智能设备和短视频等数字娱乐的时间,其中有一款叫作Forest的时间管理APP,用户可以设置时长限制手机功能的使用,很受当下年轻人的青睐。在社会中,类似“正念”等活动的兴起也从侧面说明了人们摆脱数字控制的愿望和对数字时代的反思。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我国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理论分析框架及政策选择” (项目编号:17JJD790021)的阶段性成果】

  ②[美]赫伯尔库塞,刘继译:《单向度的人》,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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