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化我们明白什么不明白什么
对平面媒体来说，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上面这段话出现在《纽约时报》的一份数字化问题的报告中。如果光从内容来看，显然这是一个采访充分、研究细致入微的彰显《纽约时报》优势的产品（“一个由各领域记者、编辑、设计师及苏兹贝格之子组成的团队花了6个月时间，采访了公司内外300余人，分析《纽约时报》在数字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只是它们传递的东西却并不乐观……“看完后你会发现以往那些评论所指摘的问题，全部都是《纽约时报》已经清楚的。”
《纽约时报》的内容制作者有其固执的一面，他们可能是出于一种对“国家”与“教堂”之间防火墙的本能的质朴的尊重而选择屏蔽界线模糊、规则尚处在建立之中的数字化媒体。这导致了诸多观察者在评论这份报告时所产生的共同疑问：“这群聪明而勤勉的人清楚问题所在，却未能左右局面。不得不让人怀疑，尽管报告针对每个问题给出了具体解决方案，但最终是否能够被他们所接受”？
我在跟一些传统媒体同行聊天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人也同样洞悉传统媒体存在的诸多弊端，但与《纽约时报》对内容的坚持不同，我们更愿意“批评”体制，虽然实际上也享受着对体制的依赖——像很多事情一样，一方面对体制保持着一种敏感，保持着旁观者痛陈弊端的姿态，另一方面又享受着体制带来的轻松和种种便利。
与一位已经在数字媒体创业的前杂志编辑聊天，他对他的前同行们只有一个评价：太懒了。我不想随意猜测这份受人尊敬的报纸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失去了竞争力，但可能确实存在同样的问题。“对于《纽约时报》的作者和编辑来说，文章往往在发布后便已经结束。但在《赫芬顿邮报》，文章的生命从点击发布的那一刻才刚刚开始。”当游戏规则要求媒体在内容生产投入和渠道传播投入并重的时候，《纽约时报》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关注。
好吧，我觉得还是应该自省一些才对。传统媒体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让人惭愧的是，我们并没有用6个月时间采访300多人做一篇可以捍卫内容尊严的好稿子。内容生产的效率不可能因为数字化冲击而提高，优秀的内容永远需要大量的时间成本，这是《纽约时报》的报告告诉我们的。但它还告诉我们，当媒体的游戏规则发生改变时，你还可以想尽各种办法来提高传播效率。如果低效且费用高昂的平面媒体不足以应对竞争的时候，接下来做什么，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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