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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7月23日，当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的时候，曹靖华正安坐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主义大学的中国班里努力学习。

　　那个从河南省卢氏县五里川镇深山里走出来的少年，曾表示“愿做一只报晓的雄鸡，把人们从睡梦中唤醒……”为此，他从卢氏走到了开封，从开封走到了上海渔阳里6号，从上海渔阳里6号走到了苏联莫斯科。然后，靠翻译苏俄作品为在前线冲锋陷阵的国内同志们，“偷运点，送上点”，让“心头的希望之火”终于变成了现实。

　　1921年7月23日，当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的时候，曹靖华正安坐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主义大学的中国班里努力学习。

　　这是他到达莫斯科后的第14天。他虽然并不知道中国党在这一天诞生了，但他和他的同学们，包括任弼时、、肖劲光、韦素园、王一飞、彭述之等20多人在内，和在上海参加一大的那些人一样，正在“开辟一代人的道路”。

　　7月9日，当他们第一次踏上莫斯科的土地时，一个崭新的天地正在迎接他们。他们赶上了正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作为东方民族的代表旁听了大会。

　　曹靖华作为中国青年代表，还参加了青年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这也是中国青年代表第一次出现在世界舞台的中央。

　　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后，曹靖华等人就被分配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主义大学学习。该校是国际举办的，主要是为了培养东方各民族的干部，其中就包括朝鲜、日本、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人。

　　针对中国学生，1921年5月，莫斯科东方劳动者主义大学特意开设了中国班。其任课教师是苏联人，但由中国人担任课堂翻译。瞿秋白、李宗吾等都曾担任过课堂翻译；后来罗亦农、王一飞也参与进来。

　　中国班所讲的课程，有《党宣言》、联史、国际共运史、经济学等。但因为多数学员俄语基础差，读起俄文版《党宣言》来，“简直像没有牙齿的嘴巴啃钢条一样”，很吃力。

　　这时候，学校为他们请来了北京《晨报》特派莫斯科的记者瞿秋白，担任翻译和助教。瞿秋白来到莫斯科将近一年，他根据所见所闻，写出了报告文学《赤都心史》和不少散文随笔。瞿秋白的到来，对曹靖华他们帮助很大。他为他们补习俄文，做了不少的工作。

　　在这批同学中，流行着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学文学是不的和消极的，是不关心的表现；就是刺刀和手榴弹。曹靖华并不这么认为，他和韦素园都很喜爱文学，因而常常到瞿秋白那里去。瞿秋白住的是单间，条件比他们好，可以自由地交谈。瞿秋白教经济学，也有志于文学。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主义大学里，曹靖华他们过着军事主义的生活：穿着军大衣，盖着军毯，戴着皮帽，也就是红军的英雄帽，还穿着大皮靴，似乎很神气。但除此之外，在曹靖华66年后的回忆里，还有记忆深刻的饥饿与严寒。

　　当时的苏联，连列宁都吃不饱。即便如此，他们这些留学生还是享受着苏联人民所能给予的最高待遇——红军战士的待遇。但所谓的最高待遇，也不过是每天一块约半磅的面包，以及午饭有一碗清汤，且汤上仅漂着几片胡萝卜和土豆。他们每个人都吃不饱，再加上冬天住在平房里，没有被子只有毛毯，夜里常常又冷又饿，难以入睡。

　　生活尽管十分艰苦，但大多数人还是很珍惜，不过同学当中也有不争气的。比如卜士奇，他俄语好，负责留学生生活方面跟苏联人联系。借此机会，卜士奇常用假名多领一份面包，他自己吃不完，就拿到自由市场上高价卖掉。曹靖华和韦素园看不下去，在组织生活会上，两人对卜士奇开了火：“苏联工人用血汗供养我们。他们宁愿挨饿来支援，你却拿到黑市上去卖高价。以你这种作风，将来回去干，岂不完蛋！”

　　两人的呼声，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两种思想交锋时，一些同志为了表面上的团结和不伤和气，都没有表态。反倒是卜士奇，因为两人的挺身而出而怀恨在心，在接下来团转党的关键时刻，他污蔑曹靖华和韦素园“偏爱文学”“轻视”，来苏留学只是“想当作家”“动机不纯”，导致两人不能及时转党。

　　没有成为党员，成为曹靖华长久的遗憾。但他认为，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者，一定要正派，要光明磊落，不能做阴阳人，能力大小是另外的问题。这或许是他跟卜士奇坚决斗争的根本原因。

　　事实也证明，做不到“光明磊落”的卜士奇，确实干不好。他最终脱离了的队伍，跑到了的阵营里。

　　“大浪淘沙，渔阳里为中国人民铸造了一批英雄，一批顶天立地的人，同时，也出现了个别败类。”66年后，曹靖华回忆起这段公案时说。

　　在伏牛山脉的深山里成长的曹靖华，当初或许根本就没有想到，他有一天会穿越整个西伯利亚，来到一个叫莫斯科的地方。

　　曹靖华出生的地方，是伏牛山一个叫沟口村的小山村。这个小山村属于河南省卢氏县五里川镇。因出生前他的母亲段氏让父亲猜是男是女，所以出生之后，母亲就给他起名叫“猜娃”；后来父亲嫌这个名字俗气，就给他改为“彩娃”了；7岁开蒙时，父亲又引经据典给他取了个正儿八经的名字，叫“联亚”；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在开封二中《青年》半月刊发文时才署名“靖华”，意在“保卫中华，振兴中华”。

　　曹靖华的父亲，叫曹植甫，是个晚清秀才，因痛恶时政，又悯家乡文化落后，中举后毅然放弃了功名，终身从事山乡教育，直至80岁耳聋眼花时，方停止教书。其65岁寿辰时，鲁迅先生曾为他题写了“教泽碑文”，但他一直不同意为自己立碑，直到1985年他逝世28年后，后人才为他把这通碑立起来。

　　曹靖华五六岁时，开始跟着一位伯父读四书五经，但他只知死背，不知其意。一天，父亲从其任教的朱阳关义学回来，让他背诵《三字经》时，看到他背得很熟但不求甚解的情形，内心十分焦虑，就把他带到了30里外他教书的地方，让他跟着自己读书。

　　父亲是当地教师中最早接受新思想的老师，他反对封建，且主张男女平权。他还推崇白话文，经常阅读省里出版的《白话报》，也看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尤其喜爱那“笔锋常带情感”的文笔和一泻千里的气势。

　　父亲这种紧跟时代的行为极大影响了曹靖华，他也从父亲那里接受到了新。当辛亥胜利的消息传到五里川后，他和弟弟葆华及几个同窗好友，带头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下，1913年，曹靖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卢氏县高等小学。作为全县的最高学府，卢氏县高等小学开有国语、算学、历史、博物、修身、音乐等10多门课程，这让只读过四书五经的曹靖华大开眼界，从此学习更加勤奋。

　　小学毕业前夕，他在以《我的志愿》为题的作文里表示，他“愿做一只报晓的雄鸡，把人们从睡梦中唤醒……”，借此表达一个少年的远大志向。（下转A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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