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中国”建设的意义与要点分析

　　作者：蒋晓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肇坤（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传承历史，继往开来。2021年7月1日，在中国党建党100周年的历史时刻，习总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接下来，全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因此，作为“中国梦”第二阶段的首个五年，“十四五”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中，“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数字化战略被第一次被写进了“十四五”规划中。习总认为“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数字信息化一直是习总关注的焦点。早在信息技术萌芽的世纪之初，习总就在福建省开展了“数字福建”项目的建设。从“数字福建”到“数字中国”，体现了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远瞩，着眼我国经济社会的中长期发展，科学分析当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主要矛盾，深刻把握历史发展方向的战略眼光与智慧。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存在之基础，也是一切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人类通过从事一定的物质生产实践获得物质生活资料。人类通过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取形成了生产力，同时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也形成了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而社会生产方式又受到生产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影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通常被总结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生产关系会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循环往复推动着社会生产的发展。

　　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要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工业以来，人类通过科学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科学技术逐渐成为了人类进行物质生产实践的决定性的力量，“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目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以信息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历史进程中，信息数字技术成为当代社会生产力水平高低的决定性因素。正如习总所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建设“数字中国”就是习总对于如何进一步解放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生产力的发展这一问题的时代答案。

　　新时期以来，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某些关键领域的关键技术核心上依然存在被其他国家“卡脖子”的现象，尤其是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习总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因此，“数字中国”建设首先提出要“加强关键数字技术创新运用”。具体而言，就是要聚焦高端芯片、操作系统等目前尚未实现完全自主创新的关键领域的研发突破，加强核心技术一体化研发，加快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神经芯片、DNA存储等前沿技术的布局，加强信息科学与生命科学、材料等基础学科的交叉创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提到的“机器体系”这一概念中指出，不是蒸汽机而是大机器体系的形成才是工业爆发和全面发展的标志。一个机器系统的形成，并不是某项技术突破的结果，而是多种技术相互联系整体突破的结果。因此，以信息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中国”建设应该体现为相关联的多种信息技术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整体性建设。因此，在“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的同时，应该尽快“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据赋能全产业链协同转型，深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服务等环节的数字化应用，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历史清晰地表明，中国党民进行、建设和改革都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而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因此 “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利用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是数字中国建设理应的题中之义。

　　习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表述转变指出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品质更高、范围更广，除了更高质量的物质文化生活，人民对于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资源的分配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这一点，“建设数字中国”提出要“提供智慧便捷的公共服务”，推进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公共服务机构资源数字化，加大开放共享和应用力度，推进线上线下公共服务共同发展、深度融合，扩大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辐射覆盖范围，实现百姓对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贫有所依，难有所助，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和谐社会的期盼。

　　同时，“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表述转变指出我国的社会生产特别是生产力方面已经基本摆脱了落后状况，不平衡不充分主要指区域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尤其体现在城乡发展差距上。针对这一点，“建设数字中国”提出要“建设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以数字化助推城乡发展和治理模式创新，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构建面向农业农村的综合信息服务体系，推动乡村管理服务数字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虽然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生产关系也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这种非线性的动态矛盾过程要求在面临新时期发展的突出问题时，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所制定的各项法律政策是上层建筑的核心内容，因此，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政府的执政水平和决策科学性是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的关键所在。

　　提高数字政府的建设水平，首先需要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建立健全国家公共数据资源体系，推进数据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区汇聚融合和深度利用，深化国家人口、法人、空间地理等基础信息资源共享利用。其次是推动政务信息化共建共用，加大政务信息化建设统筹力度，深化政务信息系统整合，提升跨部门协同治理能力。最后是提高数字化政务服务效能。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全面推进政府运行方式、业务流程和服务模式数字化智能化。

　　共同富裕是人类的理想社会形态，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也符合中国从贫穷到小康再到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逻辑。实现共同富裕要致力于三个方面：一是上不封顶，二是要保底，三是要扩中。

　　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关键作用。

　　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满足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让每个人都能如愿地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让每个人都能体面地享受生活和追求幸福。

　　文化的积淀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这个民族、这个社会能自立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之间的“基因身份证”。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深刻、准确地理解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路径，进而推动美丽中国建设。

　　要准确认识和适应全球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势和特征变化，站在历史正确一边，顺应历史进程谋求战略创新，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可靠安全保障。

　　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了全方位、全过程地实现，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也让每个人的能力、人的丰富性得到全面提升。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

　　深入推进军民融合战略，着力提升国家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等新兴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在数字经济时代，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能够为厚植我国发展新优势构筑最为广泛、最为持续、最为强大的微观新动能。

　　电力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是能源转型的关键领域，电力行业实现结构性转型是绿色低碳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今后五年对于助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好在哪里”“难在哪里”“路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梳理。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要更加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完善科技治理体系，就是要围绕科技创新体系中企业和大学这两个基本主体的定位，为企业和大学创造好的环境。

　　我们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反对傲慢和偏见，倡导科技无国界、无障碍、无歧视的合作精神与合作理念，共同寻求科学的答案解答，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提升综合国力的正确选择。只要全体中国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充分激活中国人的潜能，中国在创新上一定能够“再攀高峰”。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要将就业目标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根据就业目标进展情况，动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

　　直播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当前市场迫切呼唤更加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正面引导，为直播电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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