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人“卷”成都

　　两年前，为了彻底逃离北京的种种不如意，陈徐言决心在成都“过上最好的生活”——在市中心买套130平起步的新房子、找份不用加班的工作、空了就扎进茶馆、“摆摆龙门阵（四川方言、指聊天）”。

　　两年后，她的大部分愿望都落空了：满意的房子超出预算，几个“次优选项”还没摇中号，她只好一直租房住。

　　“巴适”的生活更是别想了。我在成都一家创业咖啡馆见到陈徐言时，她因跟投资人谈判而迟到了半个多小时。采访匆匆结束后，她又端着半杯咖啡快步赶回公司加班。

　　过去十年间，成都展现出对人才的强大吸引力。自2017年实施“人才新政”以来，平均每天约500人落户成都。从2019年起，在新一线城市中，成都人口增量仅次于杭州。去年成都更成为全国最热门迁入地，人口一年净增20万以上。

　　2020年落户数据显示，除了就近吸纳中西部城市青年，成都对一线城市青年的吸引力逐年增强。在落户来源地中，北京、上海、广东到蓉青年人数分别从2017年第17位、第28位、第6位上升到2020年第6位、第18位和第4位。

　　这座工于营销的城市，将自己打造成安逸、幸福与文艺的代名词，精准击中了在北上广过着“996”生活的打工人。在“海内外to成都”社群，70%-80%成员来自互联网与金融行业。加班严重、在一线买不起房、无法定居和对生活质量不满意是他们移居成都的主要原因。

　　作为西南地区的中心，成都确有其优势。除了落户政策与房价友好，成都还承接了互联网的中尾部产业。互联网大厂纷纷在成都设立分部和子公司，多数是人力密集型业务，制造出很大的人才缺口——不仅有庞大的数量，高层次用人需求亦随之涌现。

　　“本土人才是填不上的”，悟空教育人力资源总监张顺告诉我们。这家海外在线教育公司在成都与北京均设有工区，部分岗位在成都能收到的简历却只有北京的1/5，“履历水平与北上广存在较大差距”，其创始人王玮认为。

　　然而，迁徙人群到成都的第一课却是如陈徐言一样的落差。“遍地都是小公司，单休是常态，甚至五险一金都不一定有。”一位迁徙人说道。老成都式的生活也很难过上，“除非你不干互联网和金融。”

　　在众多迁移路径中，先找好工作，再在公司内部调到成都，是最平滑的过渡。这比跨公司、跨行业转到成都都要要容易许多，但薪资很难保持北上广的水平。

　　一位平调回成都分公司的男士，接受了几乎腰斩的薪资，而且业务量反而加重了——分公司人手更少，项目周期又不能缩短。团队对北京调来的他寄予厚望，结果假期也全用来干工作。他形容那种感觉像“拼命转动的陀螺，精疲力尽又不敢倒下。”

　　这意味着，在公司内部转岗回成都，能选的岗位有限。张顺告诉我们，互联网公司不会将业务增长型平台放在中部，放在成都的岗位属性“一定是不一样的”——例如中台职能型、支撑型的岗位，或是研发类型里工作环境偏稳定的。从北京迁到成都的梁少其直言：“需要的硬核技术没那么多，很多业务得靠人工堆砌起来。”

　　即使进入一线大型企业在成都的分部和子公司，工资也很难达到在一线年的成都程序员告诉我们，他们的月薪均在8000元-9000元，只有北上同岗位薪资的不到75%。

　　成都本土企业实力较弱，也开不出太高的工资。根据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国大部分上榜企业位于北上广深。直到2021年，新希望控股集团才以316亿美元的营收位列榜单第390位，成为四川首家本土世界500强企业。

　　郭容意刚加入成都本土一家创业公司时，在北京、上海常见的学历仿佛变得很厉害，“身边的同事听说是985本硕，会有小声惊讶。”因此涨薪速度会比别人快一点。但是她很快发现，现有岗位难度不大，能积累的项目经验很少。

　　“一开始就在成都工作，跳去大厂很困难。”她面试的几个大厂岗位，最多只到第二轮。对方看岗位与项目是匹配的，仔细问问就发现实际做的事“是一线大厂几年前的玩法”。

　　杨念念从上海搬到成都的两年间，一直在几家小创业公司间横跳。她形容成都许多创业者是“土老板”。由于本土投资机构不多，老板拿自己的钱注资，说话分量自然很重。工作“比较看老板个人的喜好”，一言堂的现象并不少见。

　　她明显感到，职业天花板踮踮脚就能够到。公司人员不多，又极重人情，几个核心的高管职位由老板的亲信把控，职级大上1级-2级的领导已经工作了近10年。上升变得遥不可期，真正想做些事还得拉人另起炉灶。

　　除了工作，住在哪是最影响打工人幸福感的因素。在买房问题上，字节跳动产品经理亦安也经历了好几轮调低期待的过程。在北京买一个五六十年房龄的老房子，还能凑合，“但回成都，三十年的房都受不了。”

　　几个月里，他跟着中介看了各种各样的小区，有的太老，有的小区环境差，有的楼层又太高。边看二手边开始参与成都的新房摇号，目标从最想买的核心区域，一直往边缘区调整。

　　最终，他在天府新区的次核心区买下一套130平方米新房。房子总价260多万，家里给了一半支持，80万首付也就凑齐了。亦安也看过北京的楼盘，同样的总价顶多买套40多平的小房子，光首付就得150万。

　　遗憾的是，房子距离成都市中心还有一小时左右的地铁，带来的可能是新的糟心。《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显示，成都的通勤距离仅次于北京，排名全国第二。逃离一小时起步的北京通勤，来到成都可能也难以满意。

　　自小在成都长大的互联网创业者Kevin认为。典型的老成都人靠拆迁和做买卖发财起家，只求一份稳定、不忙的工作，剩下的时间全用来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只在二环里有。”

　　“成都分为两座城，高新区和其他区。”在软件园见到成都市移动互联网协会秘书长张正刚的时候，他脱口便是这句话。

　　成都市高新区于20世纪90年代建立，自2000年获国务院批准在高新区设立四川成都出口加工区起，大型全球高科技企业纷至沓来。2006年又获批成为全国首批“创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试点。

　　高新区的发展与互联网产业的进程密切相关。根据张正刚提供的《2020年成都市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至2020年，成都市规模以上互联网相关企业已有518家，其中35家营收超10亿元。在这块资本本不活跃的土壤，10年前全年投融资事件仅43起。而在2020年，投融资事件发生了113起，主要为天使轮与A轮。2022年仅第一季度，投融资事件就发生了90起，位列全国第8。

　　在多位采访对象的口中，我听到类似的表述——高新区像是北上广深在成都的一块飞地。张顺出地铁站看到高新区的第一眼，觉得和北京望京没有区别。“成都的高新区其实就是一个深圳”，Kevin说。

　　仅看一家公司开在二环，还是高新区，即可判断员工的工作时间是传统的“855”还是互联网行业的“996”。在互联网做非技术岗的姚先生新公司在二环，他很少加班，而他在高新区互联网公司供职的朋友，晚上12点下班已经成了习惯。“晚上往高新区那边走，地铁坐到最后两站，就像是在北京天通苑一样，都是刚刚下班的人。”上述平调回成都分公司的男士，正是在高新区办公。

　　与遍地茶馆、棋牌室和KTV的老城区不同，高新区只有众多钢筋水泥浇筑的大厦。这里遍布着咖啡店、便利店、快餐店，许多餐饮店口味经过改良，变得没那么油和辣，也更适合外带，适应外地打工人需求。晚上9点后仍能见到灯火通明的办公楼，楼下成群结队的网约车在等待乘客。

　　我在高新区一家咖啡馆坐了一整个下午，那天是工作日，店里几乎坐满。相邻几桌客人分别在谈论新经济模式、Web3和虚拟货币创业，其中两位男士就互联网是否已经是夕阳行业发生了争执。

　　会计师北川初到成都时，在老城区的东门大桥附近住了三年多。“成都的爷们过日子，走路一步三甩手”，喝素毛峰、掏耳朵的老成都人挤满鹤鸣茶馆。只要不踏足高新区，依然能保持安逸。他的住所楼下就是各种美食店，火锅、串串、钵钵鸡、冒菜、兔头、烧烤应有尽有，价格也不贵，大部分几十块就能吃到。

　　下班及周末，他经常探访地道的本地美食，望平街、牛王庙、玉双路，逐个找下去。天气好的时候，约上三五好友去公园或者河边喝喝坝坝茶、晒晒太阳。后来，他拿到一个高新区的工作机会，就过上了“跟上海没什么区别”的生活，人也宅了起来。

　　城市变迁的痕迹在高新区亦可看见。去银泰采访时，出租车将我放在一条狭长、曲折的街道。路边随意停放着车辆，两侧均是个体商户，看不到熟知的消费品牌。一家门脸灰扑扑的盲人店，按一小时人均仅60元。一家麻辣串串店的女老板，操着浓重的川音，先是拉着我的胳膊迎进店，后来为了要我多消费，多次从身边走过时念叨着：“拿太少了，浪费底料。”四川人的热情与市井气息扑面而来。

　　一走到狭路尽头，我碰到的人便以英文名互称，行动举止充满职业气息——讲求效率与规则。他们的文化墙上，写着“坦诚清晰”与“始终创业”。在高新区工作，你多半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在老城区一家面馆嗦碗杂面的一个多小时里，见到两位中途掏出电脑办公的男士，神色紧张地盯着屏幕。店老板见证了内卷的侵袭：近两三年，越来越多年轻顾客满口都是他听不懂的新潮词汇。

　　市井气与现代商业的冲突早期很明显。2012年前后，张正刚听到很多企业家抱怨：“成都人不加班，比较散漫。”一些知名的风投机构在考察结束后，还会要求创业者把公司总部迁到北京。总部不迁出成都，对方就拒绝投资的情况时有发生。

　　许多人在来成都前，已在北上广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原本的那套工作效率和管理模式已内化于心。迁徙潮发生10年后，成都人的市民文化与职业习惯，逐步向北上广靠拢。张正刚在招聘时“感觉到非常不一样”，职业素养在简历阶段就能看出。

　　加密货币新贵KuCoin就是从成都起家出海的。今年5月，这家公司从Jump Crypto牵头的投资者那里筹集了1.5亿美元后，其估值达到100亿美元。“成都也有征服美国人的公司了！”一位科技圈人士惊叹道。

　　内卷风气也在此地兴盛。“太多人涌入成都了”，在互联网行业工作的严以宽直言。同样受“安逸”吸引来到成都后，他赶上的却是同事“往死里”加班——许多人还保持着华为的工作习惯。部门收到的简历都是985、211毕业，海外留学归来的应聘者也不少见。“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我根本进不来。”

　　回流的人才数量迅速增长，成都本土能提供的高端岗位依然有限。一旦有好的工作机会空出，清北毕业、拥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人就会一拥而上。“但这个岗位可能在一线城市只能算一个中等的岗位。”杨夏说。

　　在他看来，随着互联网C端用户见顶，由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已成必然。成都的服务业基础能为互联网B端业务提供充足的服务场景。而且，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到数字经济，成都有完整的产业链条来承接互联网B端业务。

　　在张顺看来，2018、2019年，互联网已经开始初见颓势，只是头部公司比中尾部公司受到的冲击小，并不是业绩没有受影响，而是有充足的资本维持发展。那两年，互联网公司的版图仍在外扩，成都成为其布局中的一环，由此获得快速发展。

　　年轻人去北上广深做互联网，原本是为了追逐梦想，“当他慢慢发现这个行业没有之前那么欣欣向荣，他就会更想要去找一个地方安定下来。”

　　互联网中部以上公司还有发展潜力的时候，尾部公司在一线年，互联网高速发展的红利期结束后，张顺认为成都对部分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已经发生变化——对比高速发展时期，有一定下降。“尤其是高新区。”

　　“疫情是影响近三年、以及未来5年-10年的最大因素，波及范围极广。”创业的成本在提高，越来越多年轻人宁愿寻找一份安稳的工作，过自己的小日子。北上广留不住，家乡小城市回不去，“彰显了成都的独特价值。”

　　“我更想把成都描绘成一种对年轻人来讲，有未来、可期许的城市——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是。”王玮说。

　　过去10多年，张顺追求的是敲钟、1号位，每次换工作，业务营收要越来越大。30多岁在咨询公司是拼了命地干，33岁就做到了集团副总裁，“我就一直想往上走。”妻子跟随他工作的变动搬来搬去。

　　一系列化学反应发生了，他经历了教培业地震。双减政策出台后，他的线下业务再无上市可能，投资人“赔得都掉了。”他不再去热钱公司，“我好像开了个窍，想稳一点。”儿子的出生是催化剂，他的重心开始向家庭倾斜。

　　决定离开一线城市时，张顺选中了成都，“找个她娘俩喜欢的城市”。他把房子租在二环内，让妻子和儿子过上老成都式的生活，自己在高新区上班。

　　梁少其是少有的没有经历落差的迁徙人。她来到成都是为了支持公司新基地的搭建，新业务受到集团的重视，工作节奏反而在北京更快。她全身心扑上去，晚上三四点下班不算稀奇，甚至通宵也有过。

　　无意中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北京时，她常常担心和别人差距特别大，焦虑得周末都在学习。由于行业变动，她不得不从公司离职，最初的那两个月，她焦虑更深，“有太长的空窗期影响职业发展怎么办？”

　　没多久，她就遇到了男友，并在半年后完婚。结婚生子在北京时看来这样“恐怖”的事，到成都居然毫无抗拒地接受了。

　　梁少其想做的教育或互联网类岗位，在成都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并不难找到。一家头部教育科技公司已经发出过邀约，希望聘请她做项目负责人。

　　这次，她没有急着复工，而是打算边筹备婚礼，边思考下一步的职业方向，想清楚再做决定。工作还要做30年，“休息几个月也没什么大不了。”心态从容了许多。

　　目前，成都地铁总里程已超500公里，加上市域快轨和有轨电车，位列全国第三，打破了多年以来上海、北京、广州维持前三的格局。通勤效率提升了数倍，打工人们有更多机会住在离老城区更近的地方，品尝烟火气。

　　今年三月份，姚先生刚下飞机就直奔火锅店，狠狠感受了一次四川的辣味火锅。听着火锅店中飘来的四川话，他感觉这就是自己想要的“市井气”。成都连日的阴雨，姚先生感到了久违的轻松。下班后，他会约着两三好友一起去大排档喝酒撸串。“北京没有生活，下班后就只想睡觉”。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成都人可以有车有房有户口，不再是客人，真正融入这个城市。开车出成都两三百公里，即可抵达青藏高原，感受藏区风景。或者直接站到龙泉山，或某栋高楼的楼顶，也可能拍到贡嘎雪山。都市生活与自然风光，相隔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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