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构筑美好数字生活新图景

　　第一届“数字化转型中的‘劳动·生活·城市’——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反思与构建”理论研讨会暨第26届上海中青年技术哲学论坛会议现场 照片由主办方提供

　　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海讯（记者 查建国 夏立 陈炼）10月31日，第一届“数字化转型中的‘劳动·生活·城市’——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反思与构建”理论研讨会暨第26届上海中青年技术哲学论坛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召开。本次论坛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来自国内各高校、研究院和技术中心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上海数据交易中心副总经理卢勇提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是扑面而来的数字化潮流，是数字经济发展和我们国家竞争力提升的需求。上海的城市数字化转型将围绕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治理数字化和数据价值化四方面展开，如何构建完善的数据要素市场是业界不断探索和需要突破的地方。在数据流通交易领域，在浦东国际数据港建设的政策推动下，上海针对数据资产化先行先试，围绕治理、经济和生活三个赛道，从小切口、真实场景入手，实现整体性转变、全方位赋能和性重塑。

　　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网络安全首席架构师严超提出，数据处理活动要求全生命周期的合规要求，承载数据的信息系统保护合规、还要有配套的风险评估、制度建设等方面内容。法律体系对数据合规的要求、数据安全防护体系建设具有巨大作用和重要意义。数据合规背景下的数据安全治理框架和实施数据安全治理的流程，对安全治理各个环节至关重要，最终通过数据安全治理实现合规的数据防护体系建设。合规要求下的数据安全治理还要求数据的分类分级、安全政策的制定、技术支撑平台的建设、对安全政策执行的监督，以及安全政策的改善。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潘霁从传播基础设施理论视角出发，探究了上海社区空间对外开放度和对内沟通度如何影响“上海发布”等社交媒体官微矩阵对居民社区认同的效果。他认为，城市空间“开合”不同的沟通属性纳入对数媒日常“连接”实践效果的研究视野，能够为理解微信基层官微融合线上线下的作用机理提供借鉴，更为研究范式转变提供可能。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于明艳认为，在数字技术广为普及的都市生活实践中，人们的记忆与遗忘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都市红色文化记忆的建构和传承出现弱化。技术既对记忆造成破坏，又是实现记忆增强的主要途径。特别是AR技术的应用，将都市红色文化记忆的非具身性与具身性融合：在个体层次上实现了认知结构和体验形式的改变，激活并生发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社会层次上，满足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双向动态循环；在文化层次上，实现了红色文化记忆的忠实保存与鲜活发展。同时，在AR技术的应用中还需要考虑呈现内容的选择、增强的边界、隐私的保护等问题。

　　上海科技馆高级工程师于峰在发言中谈到，随着长三角科普场馆联盟的成立，创新驱动、区域协同，科普资源共建共享步入快车道。我们要萃取海派精华，重塑江南文化，共同破解当下中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科学理性的社会氛围不够浓厚、科普有效供给不足的现实问题。探寻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文化张力、科学文化对新江南文化重构的影响以及当代科普工作者的作为。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计海庆认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指出了要把握中国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大方向，推进和实施取决于如何排解好实际中的堵点和痛点，如何在数字化转型中兼顾到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的利益诉求，如何确保在虚拟货币等新兴技术挑战下的金融和经济安全，如何平衡大公司追求利润的冲动和消费者的利益保护等。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文理学部讲师姜涛从“赛博朋克隐喻中的城市与生活”问题入手，认为“赛博朋克”风格科幻小说扭曲地映射出现代世界。若是加以隐喻式解读，那么赛博朋克将揭示出数字化生存的某种真实处境。他认为，只有在准确理解和刻画这种处境的基础上，针对现代个体与城市的任何诊断方案才得以可能。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成素梅研究员认为，数字化转型正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人与机器双向赋智程度的不断提高，不仅对建立在“按劳分配”原则基础上的制度体系与概念框架提出挑战，而且对我们的城市生活观念也带来了变革，使我们从追求消费与占有的社会转向追求自我体验与健康成长的社会，使我们的提问方式从“我们应该做什么”转向“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和“应该过怎样的生活”。当美好生活和有意义的生活成为我们思考的重要目标时，我们的注意力就从强调责任与义务转向社会担当与成就自我。马克思主义思想能够为引导这种转型走向正轨提供理论指导。

　　华东政法大学学研究院院长高奇琦教授表示，我们需要深刻地思考数字化转型的来源和目标，即数字化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目前正在形成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共生，在城市数字化转型中，我们亟须深刻地理解劳动对于人类的意义，以及在数字世界中新出现的劳动形式。结合时代背景，我们在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深入思考的同时，还需要对数字系统与生活世界的紧张关系加以深刻认识。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闫宏秀认为，数字化转型旨在“构筑美好数字生活新图景”，然而，数字化转型中的被技术拒绝、数字鸿沟、数字异化、数字人格等显示了数字技术逻辑与人文逻辑之间的错位或不同步带来的社会问题，即技术缺乏温度。它反映了人类对技术应秉有温度的期冀，倒逼关于数字技术的人文维度审视。这种审视需要从基于但又必须高于技术的视角展开，而对技术工具论有效性与局限性的审度、对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二者关系的解析以及技术伦理学的新近发展则为“技术有温度”提供了学理上的合理性。从实践需求的维度来看，需要让技术有温度地出场，来构筑全民畅享的数字生活。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教授杨庆峰认为，上海数字化转型已经从产业数字化、生活数字化及治理数字化等多个方面逐步深入展开，与数字化转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也正在完善。产业数字化主要是指向三大产业领域逐步实现数字化的过程，当前第一、二产业在数字化方面面临诸多挑战，数字化在第三产业已经表现出强劲势头。产业数字化能够让常规的、重复的活动变得自动化，而生活数字化可以让个体在各类公共空间获得新颖的交互和沉浸体验，治理数字化可以使得治理本身效率提升，变得智能化和精细化。

　　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治东教授在发言中提出，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化社会背景下的交往关系演化成为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基于马克思“普遍交往”理论内涵，要在交往关系历史变迁中定位“普遍交往”，在人的本质构架中考察“普遍交往”，从世界历史角度把握“普遍交往”。要在马克思“普遍交往”框架下结合时代特点分析数字化社会背景下交往关系的变革逻辑，对数字化时代交往关系普遍化进行可能性分析，以此探讨数字化时代通向“普遍交往”的具体现实路径。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志丹教授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传统的意识形态带来了巨大机遇与挑战，需要从哲学高度给予必要的关切。从意识形态维度看，人工智能从其产生、发展乃至未来进一步的“创变”，都与人类意识形态的塑造力、想象力不可切割，意识形态实现了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化”（“人格化”“人性化”“人化”）。唯有慎重对待人工智能的当代发展，保持意识形态与人工智能之间必要的张力，才能在有助于意识形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创变与功能发挥下，引领新时代人工智能和智能机器人的健康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生活。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徐志宏表示，智能科技的初衷是“解放”人类于必然王国，使其有机会追求自由，即人的自然。今日的智能科技在相当程度上可谓完成了这一使命，因为智能生活所呈现的两大突出特征即“快速”和“便捷”。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吴雁表示，数字化影像使人由时间和空间存在，成为了情境中存在。影像情境的“通感后”影像，使人们不通过“劳动”而占据了生活资料，对于主体性是一种伤害。对于主体，也是某种层面的异化。她在发言中分析了由此带来的三种生活状况。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曹克亮从“数字健康与劝导技术的伦理问题”出发，认为数字健康是数字作为资本催生的健康管理实现形式，对于科学认识健康问题、进行科学健康管理以及科学锻炼都大有好处，但它与身心健康和有意义的生命伦理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我们必须深化对数字健康伦理的思考，构建“有意义”的生命伦理观。

　　复旦大学生命医学伦理研究中心教授王国豫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劳动”范畴有两个维度：第一层含义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注重个体劳动，强调“类本质”，“异化”是指“类”的异化，劳动是为了人的基本的生存需要，所以劳动是为了生命的必须。第二层含义指的是当我们生命的需求满足了以后的劳动，剩余劳动已经不是为了生命的劳动而是为了“活着”的劳动。数字化已经变成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数字化生存也应该聚焦到体验这个环节。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文教授提出，数字化转型加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表现特征，数字化转型正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数字化转型带来了人类劳动形态的重大变化，同时也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更改变了城市治理的模式。从宏观看，深入研究这些变革的规律，对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微观看，对大学人才培养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我们不仅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去研究数字化转型规律，而且要将研究成果融入思想课、劳动教育课。培养数字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格劳动者。

　　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金瑶梅教授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形成逻辑，认为劳动是诠释“类”意义上的人之本质属性的一个概念，马克思的劳动观对人的本质、劳动解放及人的解放等进行了探究，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批判与超越，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深层次批判。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徐志坚从“数字化转型中的劳动与劳动者”关系出发，提出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强劲推手，数字化文明新时期正在到来。当今时代，数字化转型加速了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的升级换代，也在全球范围内整合交换与分配要素。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一场技术升级的竞赛，关键是形成数字化可持续发展的思维模式。每一位劳动者都要主动适应数字化文明的新要求，适应新的概念框架结构，主动调试自己的精神状态。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苏令银在发言中分析了各种形式的数字劳动，如被外包给全球的数字工人的“众包平台”。他认为，这些工人的劳动是人工智能生产、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众包平台是劳动力自动化测量、管理和控制的一个极端例子，创造出超弹性和高度可伸缩的劳动力。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乐晓蓉认为数字技术与智能技术对于劳动方式变革起到了加速器、放大器、倍增器和转换器的作用。并提出劳动变革呈现三个趋向：劳动趋向创造性与复合化，劳动趋向选择性与个性化以及劳动者之间关系趋向扁平化。想要实现建设技能型、创新型社会的目标，要把握数字技术与劳动教育融合创新的实践观，防止技术依赖、技术异化产生的“陷阱”，更加注重劳动教育的价值引领作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提出，基于数据、知识、信息以及其他互联网经济内容的生产代表了一种新的价值生产模式正在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体系，即数字资本主义已经呈现出整体的新颖性，吉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魏旭认为这种判断还为时过早。

　　近年来，意大利自治主义思想中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受到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界的普遍关注与使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樊熙奇认为，虽然“非物质劳动”概念在理论上具有前瞻性与解释现实的力度，但这一概念中的价值内涵从劳动转变成了交流与智力的公共性，其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语境，模糊了劳动与非劳动的区别。

　　针对数字化转型中有可能出现的劳动异化，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友古表示，作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活动，数字化活动可分为三大门类：专业性的数字技术的开发与生产、非专业性的数字技术的经营与消费、基于数字技术介入而有的其他活动。数字化劳动的异化是人同劳动工具的异化、人同劳动对象的异化，即以数字技术为基础而有的数字化劳动存有其异化形式，这一异化的根源是数字化资本的出现。

　　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徐俊峰认为，基于“异化劳动”批判，马克思明晰了共享“劳动成果”与共享“劳动过程”统一的“共享发展”思想，解读了劳动对象性的、感性的、实践性的活动本质属性；在批判“雇佣劳动”基础上设计了“劳动共享”的模型与“自由劳动”实现的设想。“数字化劳动”是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强调劳动的免费性、数字性、情感表达性等。必须遵循马克思认知劳动属性的原创理论，科学把握“数字化劳动”的“共享属性”，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功能。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永章分析总结了劳动问题的讨论。他表示，尽管数字劳动的劳动形态发生重大变化，但依然适用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范式。在社会数字化转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用制度驾驭和导控资本，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克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华东政法大学学研究院院长高奇琦教授致辞 照片由主办方提供

　　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生命医学伦理学研究中心教授杨庆峰致辞 照片由主办方提供

　　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委员会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闫宏秀教授作闭幕式总结 照片由主办方提供

　　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复旦大学生命医学伦理研究中心教授王国豫作闭幕式总结 照片由主办方提供

　　参加第一届“数字化转型中的‘劳动·生活·城市’——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反思与构建”理论研讨会暨第26届上海中青年技术哲学论坛嘉宾合影 照片由主办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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