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让幸福看得见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从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提升关键软硬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以及完善数字经济治理等方面，继续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更好赋能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生活。
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这些曾经被我们看作遥不可及的数字化技术，如今早已深入到经济、社会、国家治理等多个层面。从2005年到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由2.6万亿元迅速增长为39.2万亿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38.6%。
在数字化转型和技术创新引领下，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治理描摹出一幅怎样的“数字中国”图景？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数字上的中国》一书，聚焦产业数字化、数字生活与消费、“新基建”与数字城市、乡村振兴等核心领域，勾勒“数字中国”全貌，对我们理清数字经济发展脉络，研判数字经济新发展方向有很好的帮助。
诚然，当许多行业的产业条件遇到大数据、产业资源碰上物联网，原有的技术、业务、市场、服务等壁垒不复存在。
没有原有的边界束缚，行业的传统规则便成为无限可能的游戏，它们的发展不再是行业内成员之间的竞争，而是不同成员对这个行业领域的重新界定；它们不关心谁输谁赢，而只在乎如何实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这一行业寻求一个更大的共同发展空间。
这就是“数字经济”，也是它为何与传统实体经济密不可分的原因所在。因为它不仅脱胎于传统实体企业，又往往会以实体经济的形式存在。因此，发展数字经济，应加快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培育新业态、发展新动能，积极鼓励和扶持传统产业从线下走向线上，通过数字技术创新催生出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地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
产业发展需要“数字化”，这是利用数字经济的优势对传统经济产业进行改造升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创新实践。数字技术建设也亟须“产业化”，用以激发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并反作用于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服务供给能力提升。基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也实现“双向赋能”。
如今，随着数字技术应用不断成熟和大型数字平台的建设发展，实体产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赋能已经颇具规模。以微信为例，微信支付、微信搜一搜、微信AI等服务功能现已成为中小企业数字化必备工具。最新数据显示，在2021年，零售、旅游和餐饮行业小程序交易额同比增长超100%。我们也期待实体经济能在发展中实现对数字化经济的反向赋能，依托需求为重点领域数字产业提供发展方向，为增强关键环节竞争力提供产业支持，在政策推动之外，进一步激发数字产业化的内生动力。
在数字产业化的磅礴之势下，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融入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建筑、医疗、农业、金融等业态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在娱乐、社交、购物等方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即拿即走，无需掏出手机”的无人超市、提供丰富个性化体验的数字电视、搭载AI的智能服务机器人、自动驾驶的无人汽车……这些曾经看来不可能的“神仙操作”不断出现，有的更是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疫情期间，健康码、流调码的出现更是让数字化形成了一场新普及。
随着日常生活逐渐和数字化技术绑定，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数字化助力了我们的生活，还是我们逐渐活成了“数据”？
不得不说，受到大数据的广泛影响，每个人终究还是变得“数字化”了。无论是数字技术还是人工智能，要想真正融入人类社会，归根到底要以人为中心，要造福于人。大数据通过对个人基本信息更全域的捕捉和更随时的触达，以数据的形式勾勒出个人更完整的兴趣爱好和生活方式，这能够使人的自我表达变得更加丰满，从而最大程度了解和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求。
同时，人的“数字化”必然伴随着人的“场景化”。同一个人会在不同的场景中拥有不同身份，而针对他们不同的“场景身份”，大数据则会提供不同的服务方案，帮助人们更加明确地表达自我、作出决策，使人们在获得参与感、归属感的同时，回归人这一“思想性动物”的“思想”属性。因此，人的“数字化”并非人对数字冷冰冰的异化，而是数字更加贴近了活生生的、有思想的人。
正如《数字上的中国》写道，数字社会不仅要使“数字原住民”成为主角，更在于每个人、每个圈层都因为数字化得以更好地自我表达，形成更为专业的判断，完成更具温度感的连接，实现全新的消费与生活观念升级。
每有公共事件出现，除了传统媒体的报道，我们会看到抖音、快手上的点赞关注转发，看到微信朋友圈里的转载，看到微博里正反两方的论战。我们也会看到，对于人民群众热议的话题，政府都会作出积极的反馈与及时的应对。
人民群众是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参与者，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的多元参与必定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的社会环境下，由于获得的信息不对称，民众对社会治理的关注程度和参与能力都存在极大不足。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型信息化技术伴随着信息搜索引擎的效能提升，打破了传统信息壁垒，使群众对社会治理的广泛参与变得可能。
实现“数字治理”，不需极高的社会治理参与成本，只要“一根网线”，就可以通过搜索引擎自行获取海量信息，通过社交媒体整合“治理信息碎片资源”和“治理主体协作性资源”，在提升人民群众治理参与度和参与能力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社会治理效能。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由于数据的快速生成迭代，海量信息在时刻挑战着各治理主体的分析把控能力。为博关注而捏造信息、煽动情绪状况屡屡出现，错读、误读现象时有发生。面对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等特点，数字治理要求从治理层面进行体系化转变、采取有效战略和管理措施，保证数字化转型的实施效果和价值最大化。
数字治理既是治理的数字化，也是针对数字化本身的治理。为此，我们既要在发展数字经济、构建数字社会的进程中持续强化数字治理，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更应不断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明确主体责任义务，丰富监管技术手段，形成群体监督合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郭一辉）
深入推进军民融合战略，着力提升国家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等新兴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在数字经济时代，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能够为厚植我国发展新优势构筑最为广泛、最为持续、最为强大的微观新动能。
电力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是能源转型的关键领域，电力行业实现结构性转型是绿色低碳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今后五年对于助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好在哪里”“难在哪里”“路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梳理。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要更加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完善科技治理体系，就是要围绕科技创新体系中企业和大学这两个基本主体的定位，为企业和大学创造好的环境。
我们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反对傲慢和偏见，倡导科技无国界、无障碍、无歧视的合作精神与合作理念，共同寻求科学的答案解答，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提升综合国力的正确选择。只要全体中国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充分激活中国人的潜能，中国在创新上一定能够“再攀高峰”。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要将就业目标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根据就业目标进展情况，动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
直播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当前市场迫切呼唤更加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正面引导，为直播电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是我国特有的形式，具有与西式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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