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数”才靠谱：数字社会已经成为“生活日常”

　　这些年，“数字社会”是一个特别高频的词语，用来描述未来数字社会的各种可能，但对于什么是“数字生活”，每个人的意见并不一致。

　　最近读了 “原野数字工作室”出版的《有数》，这本书从技术发展的实际出发，对“什么是数字生活”这一问题给出了新的解答。

　　这个不同的答案是：数字社会就是日常，未来已来，就在当下，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身处“数字社会”，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种种便利。

　　人们对数字社会的最早预测可以追溯到二十年前甚至更早，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1994年出版了《未来之路》，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在1996年出版了《数字化生存》，这两本书成为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启蒙读物，影响了张朝阳、马化腾、马云、丁磊等一代互联网创业者。

　　《未来之路》、《数字化生存》都是立足于社会、产业、行业的宏大叙事。信息产业发展数十年，缺的不是宏大叙事，而是立足个人日常的微观叙事。

　　《有数》弥补了微观叙事的缺憾， “数字原野工作室”通过大量街头采访，描述了野生码农、创业者、日语网课教师、农村主播、盲人程序员、纪录片导演、卡车司机、电竞教师、网格员、游戏工作者、大厂农学博士……，无数个体在数字时代的面貌生动，生活精彩。

　　三农学者温铁军评价《有数》这本书时说：让我如同带上AR（增强实现）眼镜一般进入另外的世界。诚哉斯言，《有数》值得一读。

　　2018年回老家，当村支书的远亲来找我，商量村里修村道，建“忠孝亭”的事情。临别时他说，我们加微信，把你拉到肖家观村微信群里。

　　那是一个位于大巴山深处的小山村，离开那里已快28年了，回家不多，一年两、三次，跟老乡们联系也少，他们只有在外打工遇到事故才会联系我。

　　准确地说，那个曾经生养我的山村正在远去。在“微信群”里，村民及时更新各种消息：县、乡、村最新推出的政策，东西横贯整个巴中市的木涪路即将通车，留守的村民正在与山洪抗争，国庆节等节日老人表演在快手上学的广场舞，村委通知所有人前往观看，婚、丧、嫁、娶也在群里发邀请……

　　“微信群”成了名副其实的“数字山村”，协助基层治理，勾连邻里亲情。数字山村超越了地理限制，外地的年轻人通过微信了解故乡正在发生的一切。

　　因为安防需要，政府给每家每户装了摄像头，远在异地的年轻人通过APP调看摄像头，就能看到留守的父母早出晚归，迎来送往，还能与他们通话。

　　不久前我家卖牛，八岁的儿子通过“摄像头+手机微信”跟牛贩子砍价，完成了一场在北京与大巴山之间同步进行的“云交易”。

　　从1990年始，村里的年轻人纷纷离家外出，如何与留守的老人、孩子保持联系是个大问题，“数字山村”消除了地理上的鸿沟，促进了亲情交流。

　　小时候，我们家还是土坯房，走3公里山路才有一条公路，纯土路。晴天，汽车颠簸着从远处驶来，拖着长长的尾巴，是扬起的灰尘；雨天，得躲着汽车，免得溅起一身泥浆。不堵车的情况下，坐四、五个小时的班车才能到达县城。初一那年，代表区里参加省里的奥数比赛，人生第一次进县城。

　　我被县城的繁华震撼了，其实县城居民不过万人，算不得繁华。我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这一辈子去一趟成都”，成都是全村人去过的最大的城市。

　　那时候从没有想到，幼时玩伴长大后会四散全国各地，家人会相隔万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产生了无数离愁别绪。

　　《有数》描述了留守乡村的妇女、老人、游走的卡车司机，在数字平台上闯荡的乡村青年，留守、离去、归来，他们的故事预示了中国乡村的未来。

　　曾经的编辑、社会观察家，荷兰建筑师蕾姆·库哈斯曾说，世界的未来，在乡村。在中国，数字化工具催化和助推了乡村从边缘走向中心。

　　出生在湖南省黄梅县的李保军今年50岁，先天小儿麻痹症，家庭贫困，为了自食其力，做过守林人，绝望的时候，喝过农药。

　　2019年黄梅县里的残疾人联合会办了一个“电商培训大会”，他在这里认识了有类似经历的张伟、吕帅霞，并且成为了好友，干起了直播。

　　他们没法与那些粉丝上百万的主播比，没法靠直播赚钱维生，但他们找到了温情、友谊、以及存在的意义，还有发自内心的快乐。

　　类似李保军这样的人很多，中国残联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各类残疾人总数已达8500万，其中超过1500万人生活在国家级贫困线后老甘从安徽老家一所中专学校毕业，先在广州白云机场当地勤，后来在一家招聘网站干跑腿、给同事“擦”的杂活，公司的原网管离职，他一脸蒙圈的接替了这个职位，为了不再回去打杂，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网络与编程知识。再后来，他加入了一家软件公司，成了一名PHP（计算机编程语言）程序员；2008年，在一家投资公司获得了技术负责人的职位；2011年，他第一次联合创业，做互联网技术服务，一年后又拉着朋友一起继续做技术服务商，现在老甘带领着一个拥有60人团队的外包公司，主营技术开发、网页、App、小程序等业务。

　　老甘这样的人被称为“野生码农”，在这个大家庭中，有曾经抱着“成为一名优秀木匠”这一愿景的赵洋，有在工地搬砖，有到超市里理货，之后还进工厂做过流水线上的工作的徐清华。曾经的他们陷于“醒工砖”生活的漩涡，沐浴互联网的春风，他们的命运出现了新的可能。

　　类似老甘这样的人更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农民工的数量在2019年达到了2.9亿，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仅次于中、印、美三国的人口，其中80后、90后、00后占比达到50.6%，超过30%拥有中专、大专及学历其他职业资格证明。

　　农村主播、野生码农只是《有数》这本书中的部分受访者，此外还有创业者、日语网课教师、盲人程序员、纪录片导演、卡车司机、电竞教师、网格员、游戏工作者、大厂农学博士……，站在他们背后的是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是这个社会真正的“主力”。“数字阳光”打在了每一个人的脸上。

　　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学界泰斗费孝通写出了《江村中国》一书，自此田野调查就成为国人治学的优良传统。《有数》继承了这一传统。

　　“野生码农”蜂拥而入与互联网应用程序的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微信小程序、百度轻应用、支付宝小程序的蓬勃发展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016年，由微信“应用号”更名而来的“小程序”问世，2020年，微信小程序的总数量超过百万，日活跃用户超过4亿，覆盖超过200个细分行业，相关从业者人数多达536万。中国信通院发布的就业报告显示，仅2020年，微信小程序、企业微信、微信支付等服务商共带动290万就业机会。

　　由平台型产品转向生态型应用，微信小程序定义了一个新时代，2013年百度推出轻应用，2018年支付宝推出小程序，时间有先后，都是新时代的新物种。

　　“野生码农”老甘这样描述这一新时代：“微信像个大商圈，网页、小程序就像入驻的店家，我们‘野生码农’正是以‘装修’这些店家作为生存之本，而小程序这块的‘装修’是最容易做的。程序员开发一个App的时间至少一个月打底，复杂的需要好几个月；一个小程序，可能用不了一周就能搞定。”

　　《有数》采访的另外一位“野生码农”张宇则认为应用程序的开发与在流水线上干活的思考逻辑和方式都差不多，只不过地点发生了改变——从城郊嘈杂的厂房转移到了商务区写字楼里的各种电子设备的屏幕上。

　　“工厂的思维就是固定的方式，写程序也一样，创建需求、解决问题、打造产品都要根据固化的逻辑走，拜大环境所赐，现在人需要干的活已经比过去简单太多了。”张宇说。模板化的新代码取代了传统程序员的“天马行空”，张宇说产品开发“像做数学填空题一样”的轻松愉快。

　　编程已成为一项大众化的技能，推动千行百业进行数字化转变。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行业数字化提速了，深度、广度都发生着一日千里的变化。

　　过去两年，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企业中，传统行业增长乏力，可数字企业均呈现出高速增长格局，正是数字化加速的具体体现。

　　过去数字化是大公司、大机构的事情，成本、技术两道门槛限制了小公司、小机构数字化，“野生码农”降低了成本，小程序降低了技术门槛。

　　再加上无处不在的“二维码”，小企业、小机构进化为数字社会新物种，蚂蚁升级为雄兵，不仅推动了消费侧升级，也推动了供给侧变革升级。

　　“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动力，人口红利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分别对应三种经济模式：“蓝领红利”已经推动了中国低端制造业崛起，“工程师红利”将推动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崛起，“程序员红利”将推动中国数字服务业的崛起。在未来的智能社会，三种红利将共同发挥作用。

　　“人口红利消失”一说今年比较流行，从蓝领红利、程序员红利、工程师红利的角度分析，中国的人口红利期远未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确实如此，如今，买个菜，扫码支付；停个车，无感响应；遛个弯，同步步数；登个机，亮码通行；转个账，云端汇款；聊个天，点开软件；夜个宵，即刻触达；睡个觉，智测心律……

　　在当下的数字社会，每个人都在衣、食、住、行方面践行“007”模式：早0点到晚0点，一周7天“触网”，全年“上云”无休。

　　数字化一度是未来的同义语，意味着尖端、速度、高科技。伴随着这一切跨越，“数字”概念本身渐渐失去了意义。

　　今天数字技术几乎适用于所有事物：我们聆听的音乐，我们观看的节目，我们进行的购买，我们分享的社交媒体，我们赖以生活的应用程序，我们工作中不可须臾或离的软件……，就像自来水，电一样，嵌入了社会生活的日常。

　　《有数》采访的遍布全国的“打工人”，“满街乱跑”的“社会人”，是平平无奇的“自然人”，是数字社会的“数字人”，也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人。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包括芯片集成、软件编程、通讯、存储等数字技术发展的结果，疫情的流行起到了加速的作用。

　　从生命进化的角度看，正是大灾变导致了基因突变才有了生命的进化，社会进化的路径与生命进化有相通的地方，即灾变常常导致进化。

　　跟历史上每次社会进化一样，数字社会初始阶段会形与人之间、地域之间、代际之间的鸿沟，产生各式各样的矛盾和冲突，直至长时间之后才消弭。

　　数字社会的“原住民”生在数字环境中，在成长中自然习得了数字生活的技能，在数字时代如鱼得水；“数字移民”生在工业化时代，甚至农业时代，他们被动适应了数字社会；还有一部分人，因为年龄、知识程度、接受新事物能力等原因，艰难地适应数字社会的种种，他们被称为“数字难民”。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筚路蓝缕，历经艰辛，人类终将完成数字社会大迁徙，数字原住民，数字移民，数字难民都将在数字新“安居乐业”。

　　就如我远在大巴山的父母，打开家庭微信群看到我们的留言、图片、视频是辛苦劳作一天后最好的慰藉；每逢周末，收到八岁的孙子的微信红包，是最开心的时刻；因为疫情逢年过节不能回家，微信群视频成为新的团年方式……

　　大山里仍然刀耕火种，工业时代呼啸而过，他们浑然不觉。曾经我认为，终其一生，身在数字时代的他们注定是农业时代的“遗民”。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世界是新的，数字社会的阳光打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我们终将进入数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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