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生存》br一个20年前的生活预言

　　如今互联网时代，一个普通家庭拥有三四部网络智能手机、一二个平板电脑、一二部台式或手提电脑，用智能电视点播节目，甚至躺床上通过手机投影仪看连续剧，都已经稀松平常。

　　由海南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的《数字化生存》，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信息技术及理念发展的圣经，此书的流行和传播对二十世纪信息时代的启蒙、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翻开此书，书中所描绘的未来生活方式与今天如此相似，让人不得不怀疑，是作者预见的伟大，还是此书潜意识指导了后来的发展方向。

　　而海南出版社凭借此书，一举赢得了国内出版界的声誉，使偏居一隅的海南岛发出了肩负社会责任的时代之音。

　　《数字化生存》究竟再版了多少次，已经没人记得清楚了，据说当年同济大学校园里，一天就卖了3000本。

　　如今40岁以上的许多人，都有关于《数字化生存》的记忆。这本书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最后成了“羊群效应”，仿佛手里没有这样一本书，就会落后于时代。

　　有人评价，《数字化生存》风靡中国，是因为它引发了国人对未来信息世界的狂热和无尽梦想。毫无疑问，20年后重新阅读这本《数字化生存》，仍会为当时的“洞见”激动不已，有必要探究其出版背后的故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高校的大学生们接触到了电脑，开设有计算机课程，学会了打字，有条件的家庭花数千元给孩子购买了386、486PC机，出现了男生们逃课去打DOS版游戏。但“互联网”还不是一个那么“响亮”的词汇。

　　20年后，海南出版社总编辑苏斌谈起《数字化生存》一书出版的时代背景：1983年，美国国防部将阿帕网分为军网和民网，渐渐扩大为后来的互联网；中国民网的应用从1987年开始研究，线年。《数字化生存》的翻译和出版诞生在民网走进民间的准备期。

　　“那时候，我们每周都要去人开的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选书。版的《数位》就躺在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原著BeingDigital，作者为美国的尼葛洛庞帝。我看了一下内容，觉得这可能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但博达公司的总经理却说，此书在卖得很一般。”苏斌回忆。

　　1996年，苏斌任海南出版社海外文化编辑室主任，当时版权引进的图书在国内比较有影响。对于这样一本关于信息技术的通俗读物，苏斌和同事们还是决定带回去试一试。

　　作为海南出版社图书策划的智库之一，时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的胡泳和夫人范海燕承担了BeingDigital的翻译任务。胡泳此时已经对“Internet”着迷，四处寻找有关互联网的材料。胡泳当时正在瑞士学习管理，同时也在创作《网络为王》，但决定立刻着手翻译工作。胡泳后来表示，翻译《数字化生存》，本意不是想赶时髦，只是断定这本书会成为九十年代的《第三次浪潮》。

　　“恰好在中国需要互联网启蒙的时候出现了这本书，这种历史的转折点不是轻易会有的。”胡泳认为，《数字化生存》翻译的冲动来自于那时互联网几乎没有商用，1996年，就像从象牙塔到十字街头。

　　既然如此重要，有可能一炮走红，海南出版社为此开了一个编辑会，从书名、封面、目录、内容简介等方面，重新创作，重新包装。有人提出仿效的译法叫它《数位》，胡泳坚持用《数字化生存》。

　　等一切准备就绪，编辑部里大家争论开了，有人说保准可以卖3万册，有人说5万册，有人说10万册。苏斌记得兰峰最大胆，说肯定超过20万册。20万册，那将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

　　1997年，搜狐张朝阳请来了尼葛洛庞帝。这是尼葛洛庞帝第一次来到中国，此时《数字化生存》已经风靡全国。随着这本书的推出，几乎一夜之间，凡是对计算机互联网感兴趣的中国人都记住了这个拗口的名字：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

　　2004年水均益专访尼葛洛庞帝时，尼葛洛庞帝才讲述了《数字化生存》的写作情况，“六个星期内就写完了，一个笔记都没有做，也没有做任何的调研，也没有相关的背景。”“我不知道中译本是怎么样的，但是英文的版本所使用的语言都是非常简单。这本书我是为我的妈妈写的，也就是对那些很聪明但是对技术方面不是很熟悉的人写的，所以读起来你不需要有一个特殊的背景才能读懂。这也是这本书畅销的原因吧，就像滚雪球一样。”

　　20年后，对照我们的生活再看《数字化生存》，书中尼葛洛庞帝用大量篇幅对比“比特和原子”的表述竟然显得古老——当互联网已经无处不在时，普通用户谁还会在意作为信息量单位的bit呢？即便谈存储空间，连手机都以G来计算了（1GB=1024MB，1MB=1024KB，1KB=1024B，8bit称为一个字节Byte），比特是多么渺小。

　　的确如《数字化生存》所述，“信息的DNA”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基本交换物，比特也就被数字化时代各种炫目的应用和功能遮盖。书中“人类新空间”“无限带宽”“媒介再”“建立地球新秩序”“图形幻界”“虚拟现实”“从游戏中学习”“无所不在的万事通”等等，都真真切切地成为了我们今天熟悉的生活。

　　继《数字化生存》之后，胡泳《网络为王》面世，海南出版社又陆续出版了《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透视信息高速公路》、《网奴》、《最后一英里》、《网络谋略》、《微软之路》等关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畅销书籍。

　　书籍的畅销自然跟市场的需求密切相关，市场的需求即是时代的选择。如果说《数字化生存》顺应了中国因特网待普及的大潮流，那么它更深一层次的意义在于对国家产业的影响。

　　此后，《数字化生存》一书受到政府官员的推荐；王岐山也表示他在广东当常务副省长时，要求副处级以上干部人手一册。

　　《数字化生存》的成功，让海南出版界摸索出了一条图书营销之道——从内容选择，到内容包装、封面文案、封面设计，都精心打造。以此为指导思想，又陆续出版了《雍正王朝》、《李卫当官》、《海尔中国造》、《光荣与梦想》、《大收购》、《安妮日记》、《中国人的精神》、《闲话辜鸿铭》等畅销书。一些书籍被拍成电视剧，再次火爆了祖国大江南北。

　　借看《数字化生存》的东风，1997被称为中国出版界的“海南年”，而海南出版社在九十年代末那几年一系列好书、新书推向市场，又引领了国内图书新风尚。

　　好书是怎样生成的？苏斌认为，出版人首先要是杂家，能洞察社会的发展和需要；其实要是社会活动家，能整合社会各方智能资源；最后要对世道人心有责任感，为社会进步发展作出贡献。因此，好书不外乎的两大主题，一是发掘古老文明，二是学习先进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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