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正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 代表委员热议加快转型让数字经济大跨步迈进
3月8日下午,今年全国第二场“部长通道”上,工信部部长肖亚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数字经济正大跨步地向前迈进”。
“十三五”发展成就和“十四五”主要目标任务章节,都提到了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建设数字中国;2021年重点工作,提到了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建立健全政务数据共享协调机制。
当数字化成为应对疫情和发展经济的有力武器,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社会形态和治理体系时,是什么在领跑“数字中国”建设,数字化转型的最终形态又将是什么?
数字经济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发展潜力。以上海为例,去年,拼多多、B站、小红书、喜马拉雅等一批新生代互联网企业蓬勃生长,在线%,预计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将实现超5000亿元。
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当下已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能否流通、如何流通,成为数字产业化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是要开放数据和场景,为在线新经济企业量身定制公共数据定点开放的专门政策,充分释放数据新要素红利。”全国代表、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陈鸣波建议,加强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统筹协调,科学规划数据中心、网络、终端等,分类出台全国性建设导则与标准规范,推动“数权”向地方下放。
全国代表、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张兆安表示,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产业数字化”,其内在逻辑是通过数字赋能,提高生产效率,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近年来,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传统制造业能级,已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共识。全国会场,不少来自传统产业的代表委员都十分关注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
“大量实践证明,传统制造业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8%到13%的利润率,‘灯塔工厂’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运营指标平均提升了50%—60%。”全国代表、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霞说,企业试点数字化转型效果显著,解决了以往过分依赖“老法师”,靠人力判断的不确定性、耗时久等问题。
截至2020年10月,全球54家“灯塔工厂”中,中国有16家。在王霞看来,我国虽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较强大的制造业和较发达的信息产业,但人均工业增加值仅为美国的1/3、日本的1/4,产业数字化的提升空间还很大。数字化人才匮乏、社会咨询服务不足,正成为我国产业数字化亟待解决的问题。
“人才问题特别急迫。人社部分析显示,2020年,我国智能制造领域人才缺口为300万人,到2025年缺口预计达到450万人。”今年全国,王霞提交了一份书面建议,希望能从国家层面增设数字化课程,推动高校、企业建立数字化培训体系,打造不同层级的数字化人才队伍。
“要致富,先修路。”不少代表委员都提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全国代表、上汽集团董事长陈虹认为,对数字经济、数字产业来说,5G网络、数据中心等就是基础设施。他建议,探索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中的应用,进一步将生产过程与金融、物流、交易市场等渠道打通,形成数字时代的产业链应用生态。
张兆安表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运用最现代的科学技术。数字化为治理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技术支撑,近年来我国不少城市建设城市大脑、互联网法院、智慧社区等都是成果体现。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政府有两方面的事情要做。”全国代表、致公党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邵志清指出,数字政府建设,一是要应用数字化技术来推进社会治理、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二是要营造好数据生态,牵头制定相关的政策规则。
“首先是政府自身要进行数字化转型。”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的“两张网”建设,将原来分散在各个部门的碎片化信息整合到一个大平台上,通过归集数据、跨部门共享,完成整个办事流程的“互联网+”改造,在应用领域实现政府职能的全面数字化。
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在内,中国不少城市已经提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概念。陈鸣波表示,上海率先提出的经济、生活、治理三大领域数字化转型,是一项“整体性”转变。“经济和生活的数字化转型,必然离不开治理数字化的支撑,而治理的数字化,又将成为经济和生活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能力。”
不过,当前数字政府建设还存在一些短板。邵志清指出,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政府应该带头开展数据化应用,但目前数据化在交通、教育、医疗、城市安全等方面的应用,却往往展现为单一系统、碎片化应用,广度、深度都要进一步拓展。“广度,就是要把更多内容纳入一个统一平台;深度,就是要把这些内容深入融合使用。”以城市安全为例,目前还是以事后处置为主,建议下一步可以探索通过大数据研判,逐步向事前预防转变。
“过去一年的疫情防控,让老百姓切身感受到了健康码、云计算、大数据等智慧手段的作用。”全国代表、上海市长宁萍聚工作室党支部、上海市居村协会会长朱国萍说,数字化发展的成果已开始深入社区。但她也发现,数字化的“最后一公里”想要做得好,“用脑”和“用心”都不能少。
“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不是不会用、拒绝用,而是有时候实在看不清屏幕上的字,怕按错按钮。”她建议数字化、智能化的同时也要考虑“人性化”,比如在老人较多的医院,在智能设备旁配一名工作人员进行指导,“这样,数字时代的老百姓才会真正有幸福感、获得感。”
“大家都担心,人脸识别技术是不是被过度应用了。”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马进表示,近年来“人脸识别”技术被广泛应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智慧化管理水平。但同时,这些技术在市场化领域被过度使用甚至滥用,导致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面临重大挑战,争议场景也随之而来:一些地方连公共厕所都要“刷脸”才能购买卫生纸。他建议,相关部门应出台人脸采集使用场景的限制性规定,就特定场所人脸采集的必要性、合理性及场所所属企业的技术能力、管理能力进行评估,为符合条件的企业与场所颁发许可证,规范相关数字技术的应用。
当“数字化”让科幻片中的场景变为生活日常,支撑数字化发展的基石恰恰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良好的数字生态”。一方面,数据作为新的重要生产要素,掌握了大量数据的政府部门有责任让数据“跑起来”,与市场数据共享共融,体现价值,夯实数字化发展的底座。另一方面,数据安全的“篱笆”也要扎牢。今年全国,不少代表委员都不约而同地聚焦数字安全。
张兆安说,数据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将成为决定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因素。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与否,将直接威胁国家主权与安全。他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开展重要数据的分类分级,组建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评估体系。“不仅是跨境流动,国内间的数据流动也可以这么做。”
全国政协委员、德勤亚太高级副总裁蒋颖提出,我国应重点关注全球数字产业及相关国际规则的发展态势,从维护个人隐私权利、保障企业发展创新、捍卫国家数据主权安全、增强数字国际竞争力等维度进行考量,建立管控精准、可操作性强、国际信赖度高的数据跨境流动管理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信息安全行业协会会长谈剑锋直言,要警惕部分互联网科技企业的集中“巨头式”数据采集和应用,防止“数据垄断”发生。“应该对相关企业和平台的信息采集进行严格的管理规定,只可针对企业产品的特性进行必要的数据采集,不得过度、无序、随意地采集。”
他表示,人脸、指纹、DNA等个人生物特征数据都是关键数据,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特征,一旦被窃取将无法追回、变更,更不可再生,将对个人隐私保护带来不可逆的风险。为此,他建议设立国家“数据银行”,由国家成立专门机构统一管控,负责关键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和确权等,最大限度地保障关键数据安全和。“区块链、联邦计算技术等,都可以帮助企业从‘数据银行’提取脱敏后的分级分类数据展开分析应用,同时不拥有关键数据的所有权,保障数据使用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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