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不背种族主义的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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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谚说，“偏见节省时间”。我的导师曾跟我讲过一件有关偏见的轶事：他读博时，系里有两位大牌教授，一位是北美哺乳动物学鼻祖霍尔，另一位是两栖爬行动物学大师泰勒，但两人互不服气，成见很深。一次，我老师到泰勒办公室去借书，泰勒在身后书架上扫了一眼说，怪了，前两天我还看见它在这里，怎么不在了？——肯定被那老王八蛋霍尔偷走了！话音刚落，我老师在旁边的一个书架上找到了那本书，泰勒摇了摇他那硕大的脑袋，不假思索、一本正经地说，肯定是老贼霍尔又偷偷地还回来了——还放错了地方！

与此相似的是，100多年来，每当世界上遭遇战争、大屠杀、种族清洗或各种政治风潮乃至于流行瘟疫，总会有人拿达尔文说事；尤其对神创论者以及保守派来说，达尔文似乎是现成的、可以信手牵来的一只“替罪羊”。不久前，当英国首相约翰逊提到“群体免疫”时，有人立即指出这是英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作祟。最近，明尼苏达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了美国乃至于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又有人说，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纯粹是为种族主义张目的。姑且不谈这些人恐怕压根儿就没有读过达尔文著作，他们可能对达尔文发表过的“政治不正确”言论也一无所知。否则，真不知道他们该如何大张旗鼓地抹黑他呢。

受到他所处时代政治文化观念的限制，达尔文确曾流露过白种人在文化上优于黑人和土著人种的“偏见”。在达尔文浩瀚的著述以及私人通信中，能够被抓住“小辫子”的此类武断言论，也仅此而已。任何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脏水往达尔文身上泼的人，都是罔顾事实——达尔文不背这口黑锅！事实上，达尔文对同时代博物学家（比如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奠基人阿格塞等）的种族主义“科学”曾深恶痛绝，极尽批评鞭挞。比如，阿格塞提出，世界上的各类人种分属八个不同的物种，而非洲人属于低劣人种；因此，他们是不应该享受平等的人权的。达尔文曾严厉地批判了阿格塞的这一伪科学结论。不特此也，达尔文全家都反对蓄奴制，他以及父亲、祖父是强烈反对贩卖和使用黑奴的“三代忠良”；他外祖父塞奇伍德一家，更是英国废除奴隶制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因此，指责达尔文是种族主义者，就像说肯尼迪总统是种族主义者一样的荒唐可笑。

《达尔文的神圣事业：种族、奴隶制及探索人类起源》

2009年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暨《物种起源》出版150周年之际，著名的《达尔文传》共同作者阿德里安·戴斯蒙德与詹姆斯·莫尔推出新作《达尔文的神圣事业：种族、奴隶制及探索人类起源》（Adrian Desmond & James Moore，2009. Darwin's Sacred Cause: Race, Slavery and the Quest for Human Origins.）。当时曾引起不小的轰动，许多著名报刊都曾刊登过该书的书评，用“好评如潮”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当然，该书之所以引起轰动，并不只是缘于作者的声望，而在于书中提出的不同寻常、令人耳目一新的论点：达尔文提出自然选择学说与生物演化论的原动力是为了探索人类的起源与演化，进而证明不同人种来自共同祖先因而生来平等。

在近400页长篇大论中，戴斯蒙德与莫尔试图阐明，达尔文研究自然选择学说与生物演化论，并非单纯出于对科学真理自身的探求，而是来自他对蓄奴制和种族主义的极端厌恶和憎恨，是想通过这一理论证明——万物共祖、世界上所有的人种都来自同一祖先，因而他们之间血肉相连。换言之，戴斯蒙德与莫尔坚持认为，达尔文之所以提出自然选择学说与生物演化论，是为了证明蓄奴制和种族主义是错误的，是反科学的，是一种道德犯罪。

作者在书中详尽地描述了达尔文的出生背景与成长经历，说明达尔文自小就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充满同情心与同理心、反对残忍。比如，他在挖蚯蚓做钓鱼的诱饵时，小心翼翼地不弄伤蚯蚓；把蚯蚓穿在鱼钩上之前，先将其置于盐水里浸泡，使蚯蚓免受被鱼钩穿刺的痛苦。他后来随小猎犬号环球科考途中，在南美与佛德岛等地与黑人和土著人种有过较多接触。他在日记中写道，当你跟黑人接触时，你不可能对他们不产生好感…… 从他的日记中还可以看出，当他在阿根廷看到一个女黑奴被鞭打时，他心中无比愤怒但却束手无策；当他看到一老妪所收藏的用来挤压有反抗行为的黑奴手指的器具时，他顿时怒火中烧。在巴西，他曾听到屋外远处传来的奴隶被殴打折磨的惨叫声，以至于自此以后，无论他在哪里听到远处的惨叫声，都会想起在巴西遭遇的那一幕。

除了戴斯蒙德与莫尔在书中列举的各种事例之外，在《小猎犬号航海记》中，达尔文也记录了殖民者屠杀印第安人的场景以及他笔下流露的愤怒之情。正如译者陈红博士在“中译者序”中称赞达尔文文风时所写到的：“这样的文字风格有一种难以言传的随意和自由。偶尔的例外是达尔文对奴隶制度的深恶痛绝，他对此的表达非常直接强烈，表现出一种正义凛然的胸怀。”

因此，《达尔文的神圣事业：种族、奴隶制及探索人类起源》一书所记载的案例，与以往文献记载是相辅相成、一以贯之的；加之作者的观点新奇，故该书一问世，就引起巨大反响。有书评人指出，该书给读者带来了达尔文的新形象：他不仅是优秀的科学家而且是高尚的道德家。正像戴斯蒙德与莫尔所指出的，以前没人想到过，达尔文对人类起源的探索竟是他痛恨奴隶制的道德怒火所驱动的。

尽管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几乎矢口未提人类的起源与演化，只是在文末“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写道，“人类的起源及其历史，也将从中得到启迪。”然而，当读者读到下面这句话，一切都在不言而喻之中：“当我把所有的生物不看作是特别的创造产物，而把其视为是远在志留系第一层沉积下来之前就业已生存的少数几种生物的直系后代的话，我觉得它们反而变得高贵了。”

难怪一位牧师的太太在读完《物种起源》后，惊慌失措地对她先生说，天哪！让我们希望达尔文先生所说的不是真的。倘若是真的话，让我们希望不要让人人都知道这是真的……

不过，我不得不说，尽管戴斯蒙德与莫尔的这本书曾让我收获了阅读的愉悦，但他们的主要论点并没有令我信服。窃以为，他们的材料虽丰富、语言也生动，但结论颇为牵强，本人不敢苟同。首先，倘若达尔文试图用共同祖先理论来反对蓄奴制和种族主义的话，那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用所有人种都是亚当与夏娃的子孙、大家都是上帝之子的“一元论”来解释，岂不是更容易让人接受吗？为什么要绕那么大一个圈子、把地球上所有的动植物都牵扯进来？其次，倘若试图用物种可变论以及万物共祖理论来批判种族主义的话，那么，世界上各个人种的共同祖先究竟要追溯到多久以前？在达尔文时代，既没有任何古人类化石的记录，也没有检测人类基因组的分子生物学手段，如何回答这一问题？是一万年前、十万年前，还是一百万年前？显然，狂热的种族主义者肯定想把人类共同祖先推到越久远的过去越好（确曾有人提出至少可追溯到数百万年前），而反对奴隶制的人肯定希望越近越好。既然达尔文当时没有任何证据和手段回答这一问题，生物演化论对其反种族主义的立场显然毫无助益，而且只会添乱；聪明如达尔文，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引进这个走不出去的逻辑死胡同？再次，倘若种族问题是达尔文提出生物演化论的原动力的话，为什么他在提及像澳大利亚土著一类的“未开化”部落将“不可避免地”灭绝时，竟表现出毫无感情地就事论事？他甚至于在笔下流露过这些未开化的土著“野蛮人”在文化、道德、智力诸方面均不如白种人。

总之，虽然本书作者们所罗列的大量证据表明了达尔文及其家族对蓄奴制和种族主义，一向深恶痛绝，而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论在逻辑延伸上是反蓄奴制和种族主义的；然而，作者完全未能令人信服地阐明达尔文的立场与其理论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作者的结论充其量是一个“大胆假设”而已，尚未经过严格的“小心求证”。此外，作者的结论也无法解释达尔文为什么把自己的理论“雪藏”了二十多年之后才发表，而发表后并未发生达尔文所预期的“惨遭迫害”的可怕后果。恰恰相反，达尔文学说较快地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是达尔文本人也始料未及的。科学史家们一般认为，事实上，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以及英帝国在全球的殖民扩张，确曾在某种程度上“绑架”了达尔文理论，也使它的传播在当时遭遇到相对说来比较小的阻力。其实，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发现了自然选择学说与疯狂竞争的资本市场驱动力之间的显著联系。当然这些并非达尔文的初衷，也远不是他本人所能够左右的。

相形之下，本书作者的结论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试图给达尔文冷静的纯学术研究戴上了热忱的道德光环；在我看来，这不仅立论不足，而且毫无必要。尽管如此，基于本书的丰富史料、对达尔文及其学说的深刻了解与极度热情，以及行云流水般的文字，我依然乐意向大家倾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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