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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已初步完成了机构建设、制度化建设和多边合作框架建设等初级阶段的任务，向成员扩充、议程扩展及合作深化的阶段迈进
年后已初步完成了机构建设、制度化建设和多边合作框架建设等初级阶段的任务，向成员扩充、议程扩展及合作深化的阶段迈进。同时，它也意味着中国、俄罗斯、印度首次同处于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之中。在此背景下，自冷战结束后便在政策及学术层面引发热议的中俄印
中国、俄罗斯与印度在中亚与上合的相遇带有历史、地缘和战略的多重属性。从历史而言，中、俄、印均与中亚存在十分悠久的贸易、文化、宗教和联系，中国的“丝绸之路”、印度的莫卧尔王朝，以及十九世纪沙俄与英国在中亚的“大博弈”，至今仍构成三国对中亚地区历史叙事的组成部分。从地缘而言，中俄印虽然分别身处东亚、北亚和南亚，但它们的周边区域往外延伸，就会在欧亚的腹地即中亚产生交汇。建立和巩固在中亚的影响力是三个正处发展及复兴之中的大国构建周边安全屏障、对外投射影响力的重要选择。从战略而言，虽然中亚已不复麦金德所说的世界岛“心脏”的地位，但它因丰富的能源、区位优势及毗邻阿富汗等原因，仍是欧亚的中枢地带，各大国在此发起的“新型大博弈”（New Great Game）也方兴未艾。因此中国与俄罗斯倡导建立了以中亚为核心的上合并投入大量资源促其发展，印度在通过“北望”政策推动与中亚的双边联系过程中也保持着与上合的持续互动，最终实现从观察员国到正式成员国的身份升级。
同处上合为中、俄、印的三边互动创造了一个历史性契机。自1998年俄罗斯总理普里马科夫首次提出中俄印“战略三角”一词，这一地缘战略构想就进入三国学界话语中。但三国之间的实质合作进展缓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个制度性的合作平台。三国既缺乏建立该平台所必需的高度互信，也顾忌这个平台可能触动域外大国的神经而为自己带来更大的战略压力。上合此次扩员，为中俄印提供了一个现成的三边互动场所。三国将在成员国的见证下，以上合的多边框架为制度平台，以上合的规章制度为行为准则，以上合的议程与项目为现实载体，进行多层次、多领域和高质量的互动。这种互动还将产生外溢效应，对三国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旨在通过逻辑推演，分析中、俄、印三国在上合内可能发展出的四种互动模式以及它们的制度内涵、表现形式和实现可能。文章结构大致如下。第一部分评估当前中外学界对中俄印三边关系的研究成果，提出它们存在着同质性较高、分析视角较为单一、分析框架不够健全等问题。第二部分选取俄中关系与俄印关系的对比和中印关系的状态作为两个基本变量，构建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并得出中俄印在上合内的六种关系情景和相应的四种互动模式：三国形成平衡的“战略三角”、中俄“联合共管”而印度处于边缘、俄印与中巴分化以及俄罗斯主导而中印等成员边缘化等四种模式。第三部分对四种模式的制度内涵、在上合内的具体表现及溢出效应展开详细分析。第四章则基于各成员国在上合内的利益诉求，分析它们对这四种模式的不同偏好。第五部分结合成员国偏好与中俄印关系的现状等，初步判断三国在上合内最有可能形成何种互动模式。基于这种判断，本文提出，中国应充分利用扩员后的关键几年，在主动提出议程、积极协调成员国冲突、促进上合对外合作以及加强中俄协商等几方面主动出击，以应对上合扩员后的新形势与新挑战，同时保障上合的稳定与中国在上合内的合理利益。
有关中俄印建立某种“三角”关系的构想最早可追溯到列宁。他从世界的角度，提出过苏联、中国与印度进行联合的构想，认为三国合作将对未来世界产生“决定性影响”。[1]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这种三角关系一度具备变为现实的诸多必要条件。苏联此时与中国处于“蜜月期”，为印度提供的大量援助则奠定了此后半个多世纪的苏（俄）印友好的基础。印度也致力于发展对华友好，不仅与中国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尼赫鲁还力邀中国参加万隆会议。1955年5月尼赫鲁访苏期间，苏理布尔加宁正式提出关于苏、印、中三边关系的整体构思，称三国“彼此存在友好关系”，[2]尼赫鲁也表示认同。虽然随后中国与苏联及印度关系的恶化中断了这一进程，但关于“亚洲大三角”[3]的理念并未完全从俄罗斯的战略视野中消失。1998年，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里马科夫在访印时重提俄印中“战略三角”（Strategic Triangle），[4]象征着该理念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新登场。
普里马科夫这一表态，在西方，尤其美国官方与学界引发了强烈反响。美国此时正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一系列单边主义行动。北约的东扩、1998年末美英发动对伊拉克的“沙漠之狐”军事行动及1999年科索沃战争，使俄罗斯深感美国霸权主义的压力，中国则因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而对此更有切身体会。这三个亚洲大国的走近，自然被看作是抱团反美。而普里马科夫在其“战略三角”构想中的确强调了其同盟属性，表达了对强有力的中俄印三边关系制约美国霸权主义行为的期待，这更加深了美国的战略焦虑。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00年发表的报告《全球趋势：2015》，正是这种焦虑情绪的典型表现。该报告预测，在2015年左右，中、俄、印可能形成一种“制衡美国影响力的地缘战略同盟”，[5]美国将逐渐失去在欧亚甚至亚洲的影响力。
由于美国的激烈反应，且中国与印度并未积极回应俄罗斯的倡议，俄罗斯随即改变策略，淡化三国合作的结盟性质及对抗美国的色彩。2000年10月，普京在出访印度前发表谈话，为俄中印三国合作重新定调，强调俄中印发展关系只是为了保障在亚洲的共同利益，不具有全球性质，这种合作也不会给他国带来威胁。2001年11月，普京与访俄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会谈时指出，“谈论三个国家形成新的轴心或抑制世界集团的一极是不对的”，三国合作的目的，“完全在于拟定对付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恰当办法”。[6]这种非结盟、非排他性的温和论调，获得了中国与印度的认可，中俄印自此围绕着三边合作关系展开了缓慢且谨慎的探索。从2002年起，三国外长在多个国际会议场边进行了三方会晤。2005年，三国正式建立了三国外长会晤机制，迄今已进行了十六次（含非正式会晤），发表联合公报8份，是三边合作机制化建设最具实质意义的成果。三国首脑则在2006年八国峰会期间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三方会谈，虽未建立专门会晤机制，但也形成了借国际会议之机进行场边会晤的常规做法。此外，三国还在金砖国家组织峰会的框架下建立了“三国对线年启动三国亚太事务磋商机制。除官方交往，三国在第二轨道上的合作也已初显成效，如三国青年外交官互访，三边学术研讨会及三国科技合作项目等。但就整体而言，中俄印的三边合作仍处于谨慎探索阶段，机制建设和具体合作的进展十分有限。[7]
与此相比，中、俄、印及英语学界对三边关系的评估、预测和研究则显得十分活跃。相关研究虽未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议题，但在学界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热度。[8]现有成果大多遵从较为相似的研究路径，即从地缘与战略角度，认为中俄印三角关系对地区格局及全球秩序均存在重大意义；随后分析中俄、中印、俄印三对双边关系，以及三国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最后基于中印关系的不确定性和三国与美国双边关系的密切性等因素，认为在预见的未来，中俄印建立密切的“战略三角”关系的可能性不大。[9]此外，美国学界的研究还受到一种风险意识的驱动，其大致逻辑认为中俄印暂时很难“抱团”，但它们的走近将对美国在亚洲的利益造成重大冲击，美国对此应有所防备，如使用“楔子”战略、打造“新丝绸之路”计划、启动印太经济走廊及构建在亚洲的双边与多边同盟体系等，来抵消可能的风险。[10]
除了同质性较高，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在分析导向上，侧重论证中俄印“战略三角”的积极意义和可行性，忽视了三国形成关系的可能。研究者的着眼点多放在回答“中俄印能不能形成战略三角”这一问题，得出否定的答案后，没有进一步分析三国关系除保持现状外的走向。近年来，中俄印政府基于战略环境的需要，对三方合作的热情有所提高，但来自双边冲突与域外大国的干扰也在逐渐显现。因此，三边关系除了保持现状和实现“战略三角”之外，还有很多可能性应予以考虑。
在分析层次上，现有研究大多处在宏观的体系层面，很少从地区层面着手。尤其是现有研究没有将三国关系置于具体的议题和组织内。当前，地区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研究视角，从贸易到安全，从气候变化到冲突管理，在国际事务的方方面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巴里·布赞（BarryBuzan）和奥·维弗（Ole Waver）在研究国际安全结构时也着重强调地区的作用，认为应该更系统地构建“由强势地区组成的全球秩序”（globalorder of strong regions）[11]的概念。因此，观察中俄印三国在欧亚地区与上合组织内的互动及其对三国全球互动的影响，能有效弥补这种分析层次单一的不足，使有关三国关系的研究更加深化和具体化。
在研究方法上，相较于中美俄（苏）、中美欧、中美日等常见三边关系研究，中俄印三边关系研究仍处于就事论事的初级阶段，即单纯阐述中俄、中印移动互联网的特点、俄印这三对双边关系及三国与美国的双边关系，然后做简单叠加。涂志明尝试将西方三边关系理论引入中俄印三边关系研究，并对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12]但总体而言，现有研究方法很难反映出中俄印关系的复杂性和变化性。因为三边关系不仅是双边关系的简单相加，而是需要为这些双边关系引入多个新的变量。每对双边关系不仅受到另外两对关系性质的影响，还会因另外两对关系的相对关系而变化，所以三边关系的本质是对比和在对比中寻求平衡。相比双边关系的稳定性、约束力和可预期性，三边关系具有更大的“流动性”[13]，处于一种随时变化的情势之中。如果不将这些因素纳入考虑，对中俄印三边关系的研究将囿于局部视角而无法得出全面或具有前瞻性的结论。
目前中俄印通过三边外长会晤机制、三国元首不定期会谈和金砖国家峰会、东亚峰会、20国集团等非正式多边机制已积累丰富的合作经验，但同处于一个制度性的国际组织里还是第一次。研究三国在上合的互动，将极大地补充、拓展和深化现有有关上合组织的研究。首先，上合与中俄印三边关系目前均处于发展的关键期，存在着前景上的不确定性。诚然，上合的合作领域和影响范围在扩员后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延伸，但它也有可能进入自身发展的“中段陷阱”，[14]即在完成初步的规章制度等建设的快速发展后，在推进更具实质意义的合作方面时不仅速度会减缓，而且将遇到效率低下、利益协调等难题。[15]与此同时，中、俄、印三边关系随着国际秩序和地区形势的变化而呈现合作升级和竞争加剧并存的局面，合作越深入，竞争越明显，分歧也将越尖锐。此外，上合组织的核心地区——中亚本身也是多方利益交汇、大国激烈博弈之地。因此三边在上合内的互动将会走向何方，仍是未知数。三国是借助上合现有的经济与安全合作框架，在相关领域内进行紧密互动，逐步加强互信，落实经贸合作，最终实现在上合内的三方战略协作？抑或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观念或利益分歧使三边关系发生一定程度的倾斜，导致某两国走近并制衡另一国？还是出现最坏的情况，即三国现存分歧没有被有效控制，反而在频繁互动时被激化，三国继而在上合内展开激烈的利益竞争与主导权争夺，产生分化与对立？这些问题目前仍没有答案。扩员后的上合将为中俄印提供三边与多边互动的平台，三国在上合内形成的权力分配与关系格局又将决定上合的走向，而上合对这种影响的处理与应对，还将进一步塑造三国互动的结果。
其次，虽然三国在上合的互动与全球层面的关系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但这种局部经验势必会扩展到上合之外，影响三国在地区和全球的互动。国际体系理论认为，国家行为体在不同层面的互动具有较强的传递效应。三国在较小的空间范围、较窄的议程领域内进行的互动，将通过一定的机制，传播到层面，甚至构成它们在地区和全球互动的基调与动力。三国在金砖国家组织内的密切合作对三边关系的积极影响，就是一个良好的范例。与金砖国家组织相比，上合具有制度化程度更高、合作项目更多元、地区主义色彩更明显等特征，三国在上合内的互动因此将具有更强的传递性。如果三国在上合建立类似“战略小三角”的互动模式，它们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三边合作或许也会获得长足进展。同样，如果它们在上合内产生严重分歧和对立，三国在地区与全球范围内的关系也将不可避免地蒙上阴影。
此外，上合这一实体组织也为研究三国互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与冷战时期的中美苏关系相比，中俄印的三边关系框架较为松散，即任何两方关系的变化对第三方利益并不构成直接且显著的影响。因此对三边关系的相关研究只能着眼于宏观、落脚于演绎，难以具化化和深入。中俄印三边外长会晤因为没有常设机构和具体合作规划，其象征意义较大，不是一个理想的观察对象。但在上合这个务实合作的多边框架内，三国的互动将因遵循特定规章、依托具体机构和项目而具有更强的相关性和不可分割性，更易于被观察和归纳。此外，虽然中俄印三边关系无法摆脱美国这一外部因素的影响，但上合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美国因素的干扰，三国进行互动时自主性更强，效果也更直接。综上所述，上合将成为中俄印继三边外长会晤之后另一个推进三边关系的重要平台。三国在上合内的互动，不仅是上合研究的前沿问题，也将成为大国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还能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地区主义研究提供生动的案例。
西方国际关系史上的三边互动实践极为丰富，欧洲各国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便基于本国利益不断建构正式或潜在的三边关系，又随形势变化而解构或重构新的三角。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vis）在讨论国际系统中国家议价能力时，简要分析过欧洲历史上各种形态的三角关系及各国在其中的行为方式与利益得失。[16]而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三边关系研究，大多由西方学者基于冷战时期中、美、苏三角关系的研究发展而来。英国国际关系学者马丁·怀特（Martin Wight）以体育竞赛为类比，提出了最早的三边关系四种类型，包括决战型或世界冠军型，即一国击败另外两国位居第一，另两国分属第二与第三；半决赛型，即两国联合击败第三方，两国要么势均力敌，要么是较强一国接着对抗进入体系的新挑战者；首轮比赛型，即三国因互相竞争而耗尽实力，最后被外来者征服；预赛型，结成紧密伙伴关系的两国无法与第三者发生冲突，三角关系消失。[17]体育比赛是一种非胜即负的游戏，怀特以此类比三边关系，反应了当时中美苏关系强烈的对抗性和零和性。随着中美及美苏关系的缓和，洛厄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发现了三角关系中的合作性，基于两性关系的意象，将三边关系分成三种类型，即三人共处型，即三个国家处于对称的友好关系中；罗曼蒂克型，即一个国家处于中枢性位置（pivotal position），与两个侧翼国家保持着不一定完全相等、但大致友好的关系，而侧翼两国之间则呈敌对态势；以及稳定婚姻型，即两个国家构成友好及稳定的友好关系，且分别和第三国形成敌对。[18]这种分类随后被广泛地运用于中美俄、中美日与中美欧等三角关系的分析中。美国学者何汉理（Harry Hardin）在迪特默的三分法基础上又补充了一种，他认为三个国家可构成三边合作（all working together），一方协调两方（one mediating the conflicting two），二方反对一方（two against one）以及所有人反对所有人（all against all）这四种类型。[19]英国印裔学者哈什·潘特（Harsh V. Pant）还提出了第五种情况，即三国合作以平衡第四方。[20]虽无法穷尽三边关系所有表现方式，但这五种分类足以覆盖常见的三方互动模式，也为本文提供了分析的基础。
本文通过提出基础变量、建构基础互动模式、应用于上合这三个步骤来构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沙俄与苏联一直是欧亚多组重要三边关系的参与者，拥有管理三边互动并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丰富经验和熟练技巧，这些外交遗产为俄罗斯所继承。因此在处理与中国及印度关系时，俄罗斯始终保持与两国大致对称的友好关系。[21]与此同时，俄罗斯在中印发生矛盾时试图扮演平衡者与斡旋者的角色，是典型的中枢国家。如果仍按旧有路径，直接基于中俄、中印、俄印三组双边关系来分析三国在上合的互动，所得有效信息将十分有限。本文以俄印与俄中的相对关系作为基础变量之一，并得出三个衍生变量，即俄印好于俄中、俄中好于俄印、俄印与俄中一样；以中印关系作为基础变量之二，得出两个衍生变量，即中俄关系好和中印关系差。五个衍生变量共有六种排列组合方式，分别对应三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中俄印互动模式。与上合结合后，这三种普遍模式又将表现为四种特殊模式。
如表一所示，在第一种组合中，即俄中关系好于俄印关系且中印关系较好时，三国将形成一种大致平衡、稍向俄中倾斜的三角关系。体现在上合内，即中俄印将形成一个具有较高信任和协作水平的战略三角，共同引领上合的发展。鉴于印度加入上合时间较短，短期内很难建立起与中、俄相称的影响力，因此中俄“两国共管”的局面将持续一段时间。如果俄中关系好于俄印关系的幅度较小，中俄将共同支持印度在上合发挥更大作用，使其尽快与中、俄共同承担推动上合发展的责任。如果俄中关系远好于俄印关系，那么印度在上合内争取地位的过程将耗时更长也更复杂。中俄拥有比印度更多的优势，三方关系类似于中俄在上、印度在下的倒三角形态。在第二种组合中，即俄中关系好于俄印关系而中印关系较差时，中俄与印度可能形成二对一的态势。体现在上合内，即中国与俄罗斯持续“两驾马车”模式，印度无法在上合发挥主导作用，只能作为普通成员国参与正常合作。
在第三种组合中，即俄印关系好于俄中关系且中印关系较好时，三国仍有可能形成一种大致平衡、稍向俄印倾斜的三角关系。体现在上合内，即俄罗斯将积极扶持印度在上合内发挥作用，中国虽不一定支持、但也不会阻止俄罗斯的行为，印度将逐渐提升在上合的影响力，最终与中俄构成“战略三角”，而俄印在其中拥有比中国更多的优势。但在第四种组合中，即俄印关系好于俄中关系而中印关系较差时，俄印与中国可能形成二对一的态势。俄罗斯将在上合内帮助印度发挥更大作用，并限制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中国为了捍卫本国利益，可能与巴基斯坦联手进行反制。俄印与中巴可能在上合内形成两相对立的局面。
在第五种组合中，即俄印关系与俄中关系基本持平，且中印关系较好时，三国将形成一种最接近等边三角形的“战略三角”。在第六种组合中，即俄印与俄中关系持平但中印关系较差时，俄罗斯将扮演中印矛盾协调者的角色。在上合内，当中国与印度产生激烈竞争或重大分歧时，俄罗斯利用自己的中立地位进行斡旋，在缓解中印纷争的同时在上合内获取更大的主导权。
影响中俄印在上合内互动的变量并不限于这些变量，但为保证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本文将其他的视为无关变量。以中亚成员国为例。上合并非几个大国主导中亚事务的工具，而是所有成员国基于协调一致原则、共同寻求地区问题解决之道的平台。中亚是上合在地域与议程上的核心，也是中、俄、印三国利益交汇地带，为三国互动提供具体情境。据此而言，中亚成员国理应对中俄印在上合的互动产生影响。但事实上，中亚各国在上合内外均保持着大国平衡和多元化的外交路径。在中俄印的互动过程中，中亚成员国将避免与任何一个国家发展超出两国的密切关系。因此移动云考勤下载，本文将中亚各国与中、俄、印三国的关系视为无关变量，不纳入考察。此外，基于巴基斯坦与印度的紧张关系及其与中国的密切合作，与俄罗斯的逐步走近，它对于中、俄、印在上合的互动也会产生一些影响。但这并非它的主动选择，而是被动纳入。因此，它对于三国互动的影响仅出现于第四种组合中，其他时候本文不将其视为重要变量。同样，虽然对中俄印三边关系的讨论无法脱离国际体系多极化和制衡美国的语境，但在上合内，美国无法对中俄印三边互动产生重大影响，最多发挥搅局者的干预变量作用。因此美国也未被纳入本文的考察范围。
需要说明的是，迪特默、哈丁等人的三角关系理论来源于中美苏在冷战时期的实践，因而带有强烈的权力制衡、零和博弈和军事对抗等特点。而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三边关系早已褪去了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中的“零和”底色，除保留了若干“均衡”思想外，更加突出合作、稳定和互利共赢的价值取向。[22]因此本文在分析中俄印互动时使用“反对”一词并非意味着对抗、冲突和排他性竞争，而只是一种相对于密切合作关系而言的非零和性博弈、低烈度的对抗和有限竞争。同样，为了分析的便利性，文章也不得不牺牲一些细节，如用“好”与“坏”来描述双边关系的性质，而不对它们进行准确的描述与评估。从双边关系的外交话语看，俄罗斯与中国将对方均定义为本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于俄罗斯与印度的“首选战略伙伴”和“特惠战略伙伴关系”。但俄印与俄中关系的对比远不止外交话语这一个维度，因此本文对此也只能简约处理。
本文建构了一个由五个变量构成的有关中俄印三边关系模式的分析框架，并认为中俄印在上合内的互动可能形成四种模式，即“战略三角”、中俄“联合共管”、俄印与中巴对立以及俄罗斯主导。下文将结合上合的制度建设及运行特征移动云考勤下载，阐述这四种模式的具体表现形式、它们对上合运行的影响，以及这些互动的效应将如何外溢出上合，进而对三国在地区与全球层面的互动乃至世界秩序可能产生的影响。
在中印关系良好时，无论俄中关系与俄印关系呈现何种对比状态，三国在上合内均可能建立“战略三角”。只是随着俄中与俄印关系的对比关系发生变化，这种“战略三角”的内涵也会产生一些差异。当俄中好于俄印时，“战略三角”将偏向中俄一方。虽然中国此时有能力压制印度在上合的存在，但在中印友好的积极作用下，中国愿意帮助印度在上合内发挥更大的影响。但作为新成员的印度无法在短期内取得与中俄相当的影响力，中俄将继续作为上合的“两驾马车”发挥作用，印度则通过积极参与上合合作、发挥自身优势，逐步提高对上合的贡献及影响，从而实现“战略三角”。当俄印关系好于俄中关系时，“战略三角”将偏向俄印一方。俄罗斯将帮助印度在上合获得更大的话语权，以达到制衡中国的目的。而中国为保证上合的正常运行，减小俄罗斯对中国影响力上升的顾虑，也会默许，至少不会阻止俄印一定程度的走近以及印度影响力的上升。因此印度仍有机会跻身“战略三角”，只是会面临更大的阻力，需要的时间也更长。当俄印关系与俄中关系基本持平时，双边关系中的对抗与博弈冲动将暂时平息，中俄印将迎来最有利于构建“战略三角”的环境。
三国在上合的“战略三角”并非西方理论语境中的“同盟”，与普里马科夫的“战略三角”理念也存在内涵上的区别。它是中俄印以上合的多边框架为制度平台，以上合的规章制度为行为准则，以上合的议程与项目为现实载体，进行多层次、多领域和多渠道的互动，以建立互相谅解、高度信任、密切协作同时又保持灵活性和开放性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将从三方面体现出其独特价值。在权力结构上，中国与俄罗斯在上合的“两驾马车”模式将变成“三驾马车”。“上海精神”强调所有成员一律平等原则并遵循“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以防止出现大国控制组织议程、小国利益受损的情况发生移动云考勤下载。因此担任上合的“引擎”和主导国并不代表等级制上的优越和即时收益，更多是意味着提供公品的责任，和对本国逐利行为的自我约束。截止目前，中国已为上合当前的经济合作项目资金向各成员国提供了超过270亿美元。[23]2004年通过的《上合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落实措施计划》共规划了127个项目（后有所精简），其中大部分的资金、技术和人员都由中国提供。如2007年开建、横贯中塔乌的塔乌公路，其建设资金来自中国及亚投行，施工方系中国企业，包括挖土机等设备和大部分工人也由中国提供。而俄罗斯对上合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安全合作方面，如组织联合军演、提供后勤保障，为各国安全部队进行反恐技术培训等。加入上合后，印度应该凭借其综合经济实力、多项产业优势和与阿富汗的密切联系等，在相关领域有所作为。比如积极参与上合开发银行的筹建和管理工作，为上合框架内经贸合作项目承担一部分出资责任等。一旦形成“战略三角”，中俄印均会摒弃零和与竞争思维，积极履行本国对上合的责任，并为两国履行责任提供支持。在上合重大发展问题上，如下一次扩员、建立能源俱乐部、建立上合开发银行，三国在贯彻本国意志时，也愿意为共同利益和集体利益而适当妥协，遭遇分歧时能通过双边或多边渠道予以协调，最终寻求共同立场，避免相互掣肘。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缜密的战略规划，中俄印在上合内的“战略三角”将打消俄罗斯对中国在中亚实力增强的焦虑，实现印度提高在欧亚地区影响力的夙愿。上合也更有可能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及“新安全观”、亚洲命运共同体等战略观念的实现平台。2016年中俄印三国外长会晤提出共建一个“开放、包容、不可分割、透明的地区安全与合作架构”的倡议，上合将有望成为这一架构的起点和雏形。此外，“战略三角”还可能促成欧亚地区几大地区合作机制的联合。扩员的上合与印巴主导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在地域、成员国和合作领域上均存在高度重合。当前地区性组织之间的战略对接与合作已成地区治理的大势所趋，如果中俄印主导的几大组织能进行类似合作，并形成一个横跨欧亚、纵穿南北的经济合作与地区治理综合体，这片占全球面积一半，全球人口四分之三的地区的地缘图景将会被重塑。
在具体分工上，“战略三角”里的中、俄、印可凭借各自在经济、安全、金融等领域的优势，推动该领域合作水平的提高。学界的一个普遍共识，是中国与俄罗斯在中亚和上合进行着经济与安全上的分工与合作，类似“中国是银行，俄罗斯是枪”。[24]而印度在金融、电子、科技、制药的产业优势则恰是中亚成员国亟需而中俄尚不具备的。印度已通过“北望”政策与中亚各国建立了在各优势领域的双边合作框架，这为它参与上合相关合作或发起新的合作倡议奠定了基础。上合开发银行的筹建也是印度大有作为的机会。当前印度在亚投行持股8.5%，是股权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股东。印对参与亚洲、尤其是欧亚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抱有较高热情，也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上合在推动成员国的互联互通和经贸发展时，一直受制于融资渠道短缺的难题，多个项目进展缓慢甚至陷于停滞。中国与中亚各成员国呼吁建立上合开发银行为大型合作项目进行融资，但俄罗斯对此不太积极。目前，上合的金融合作限于上合银行联合体和由中俄哈塔吉白组成的“欧亚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小组”这些非实体化机制，上合开发银行的倡议仍处在可行性研究的阶段。印度的加入有可能加速该银行的建设进度，比如争取俄罗斯支持，筹集启动资金以及未来对银行进行高水平管理等。在上合“能源俱乐部”的筹建过程中，印度或许也能发挥积极作用。
此外，在阿富汗问题等安全领域，印度也拥有独特优势。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印度积极为美军与北约提供后勤、情报和军事培训等辅助工作，并展开了很多独立行动，如在中亚开设军事医院，为北方联盟提供医疗保障、武器装备与财政支持以抗击塔利班等。2001至2015期间，印度向阿富汗提供了共计20亿美金的资金支持和安全援助，亚洲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五。[25]它还通过举办阿富汗国际投资者会议，参与印美阿三方协商机制、印中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双边对话、印中俄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三边对话以及印度-伊朗-阿富汗交通走廊等，寻求在阿富汗的战后重建中发挥更大作用。加入上合后，印度的这一抱负将有充分的施展空间。由于北约撤军，上合在阿富汗问题上被寄予厚望。扩员后，它的疆域将覆盖以费尔干纳盆地为中心的整个恐怖主义活跃地带，以及受其影响的中国新疆、俄罗斯车臣地区及南部边界、印度的克控克什米尔以及巴基斯坦北部与阿富汗北部。在中俄印的统筹下，上合八个成员国将在地区反恐怖机构内制定更完善的信息共享与联合行动机制，对本地区恐怖主义的源头、跨国联络及跨境流窜等环节进行监控和打击，以增强打击恐怖主义行动的效率。总而言之，中俄印的三边协调将为它们各自在优势领域发挥影响力提供机制平台，而它们在这些领域的成果又将巩固和加强“战略三角”下的互信与合作水平。
中俄印“战略三角”的第三种价值体现在对地区主义精神的培育上。中亚国家独立后，各方发起了旨在推进中亚地区经济、贸易、能源等合作领域的多个机制与组织，或多或少都带着整合中亚、实现中亚一体化的雄心，[26]西方学界对中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视角也是地区整合和地区主义发展。但这些研究存在两个较为突出的倾向。第一，强调中亚国家“非”国家的性质，认为威权主义政权是中亚进行地区主义建构的最主要障碍。[27]第二，基于欧洲融合的经验，认为只有超越民族国家、让渡主权才有可能实现地区主义，[28]因此坚持主权与不干预内政为原则的中亚地区合作潜力有限，[29]只能形成某种“虚拟的地区主义”。[30]
中俄印在上合框架内形成“战略三角”，可以对这两种观点做出有说服力的回应。第一，印度是西方语境下的“国家”，它加入上合，证明了上合的开放性与非意识形态化，西方对上合缺乏正统性、是“威权国家俱乐部”的指责就会失去根基。第二，中俄印在上合的高水平互信与合作也说明，用基于西方经验的地区主义理论来衡量地区合作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三国有望能带领中亚各国，定义一种属于亚洲经验的“地区主义”：它充分尊重上合成员国与欧亚地区国家的历史传统、社会经济环境与制度，能反映出成员国在地区合作中的特定偏好，还有助于建立起各成员国的新地区主义观念和地区共同体意识。[31]在过去十余年中，由于成员国在、经济、社会与文化上呈现高度多样化，上合在成员国间构建身份认同方面的努力一直难有建树，而中俄印“战略三角”或许能成为一个突破口。三国之间的良性互动将激发成员国对上合的向心力，而因三国合作而扩大的经济与安全收益，则可能进一步强化成员国的共同体意识和身份认同，从而形成一种以上合为载体的欧亚地区主义精神的雏形。这将成为上合区别于地区合作机制的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之处，也是“非西方”世界对地区多边合作的贡献。
当然，期待上合达成如欧盟那样紧密甚至超国家的合作形式，不仅在价值观上与强调主权独立的上合精神相悖，在现实上也不具备实现可能。中俄印在上合的“战略三角”以平衡、合作与协商为基调，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关系不存在内在张力。国家间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三国要在行动上实现高度协调，必然需要在某些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或在长期和短期利益、实用目标与战略目标之间进行抉择。中国与俄罗斯还需要认可与支持印度在上合的利益关切，这也意味着中俄要做出一些牺牲。此外，作为“战略三角”的一角，中国在上合的影响力将比“中俄共管”时期有所下降。尤其当这个三角向俄印倾斜时，由中国推动的上合经济合作议程以及上合在“一带一路”内的相关功能，都可能因受重视程度下降或印俄的联手制约而受到迟滞。所以，即便中、俄、印三国在上合内形成大体相等的力量对比，它们也不会放弃谋求更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努力，不过它们围绕权力的争夺与反争夺将以隐秘和低强度方式展开。不过，只要三国对于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共同诉求仍然存在，它们对“战略三角”的追求短期内也不会停止。
领土争端、地区竞争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等因素使中印的双边关系一直处于大局稳定、小摩擦不断的循环中。如果这些摩擦因特定事件的激化而升级，中俄印在上合内的互动将呈现与中印友好完全不同的局面。此时，如果俄中关系好于俄印关系，中国与俄罗斯不会有强烈意愿将印度纳入上合“管理层”。扩员前中俄对上合的“联合共管”模式将继续，印度则以普通成员国的身份参与上合活动。
中俄在上合的“联合共管”(condominium)[32]不是上合组织初建时的设计，而是一种自然演化结果。基于地区与全球事务的发展需求，上合从五国提高边境军事互信的多边论坛发展为欧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与安全合作机制。而中俄在经济发展与安全管理上的实力，恰好投射于上合之内并得到成员国的响应，因此成为上合发展的“双引擎”或“两驾马车”。中俄的双边关系也成为上合发展的“晴雨表”。[33]有学者在论述联盟理论时提出，相互制约是维持与管理两个友好国家所结联盟的核心机制，盟友之间的权力对比和意图匹配程度这两个变量通过“相互制约”的动态变化影响联盟的命运。[34]虽然上合并非中俄组建的联盟，但中俄在上合中的关系与这种相互制约关系存在类似之处。一方面，两国在中亚的意图匹配度与利益兼容度较高，通过上合可以形成两国在中亚的优势互补和战略合作。中俄多个重大双边合作项目都是在上合的框架内得以实现的，一些西方分析人士甚至将上合“和平使命”联合军演称作“打着上合旗号的中俄军演”。[35]这体现了西方认为上合受中俄“操控”的一贯偏见，但以双边促多边的地区合作模式的确是上合发展的重要特征。
另一方面，由于竞争与分歧依旧存在，中俄在上合内的互动也呈现出权力制衡的特征。具体而言，中国与中亚的经贸合作使它在组织和本地区的影响力呈稳步上升的趋势，而俄罗斯则试图用在议程设置上的优势及与中亚的密切联系，把上合推向自己期待的方向，同时捍卫在中亚的优势地位。有观点认为，中俄对上合的不同定位和相互拉扯，是上合各项实质合作进展缓慢的主因。比如中国推行的经济议程频频受到俄罗斯的消极对待，俄罗斯在扩员问题上也不得不和中国及各成员国进行长时间协商，才如愿将印度纳入上合。但中俄在上合的权力对比始终维持在一个动态平衡之中，且它们在中亚的意图匹配度较国家更高，双方这种相互制约关系是良性且积极的，能为上合的运行与发展提供持续的推动力。
当俄中关系优于俄印关系、且中印关系较差时，中国既有动机也有能力将印度排除于上合的领导层之外，使其仅作为普通成员国参与上合的活动，而俄罗斯则不太可能阻止中国的行为。在事关上合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印度投射自身意志和影响组织进程的空间较小。它将与巴基斯坦一起，逐步融入上合现有的组织架构与利益格局，并树立起作为普通成员国的角色定位。此外，还有一种情况会使中俄“共管”现状持续下去，即印度主动保持观望状态，有限参与上合内的某些合作，不谋求在上合内获得重大影响力，并侧重通过双边渠道推动与中亚各国的关系。奥巴马政府将印度视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制轮楔（linchpin），特朗普政府的南亚新战略与此一脉相承，旨在以美印的战略伙伴关系为支点，建立一个实现印度洋-太平洋区域“再平衡”的同盟架构。[36]美国还想将美日外长与防长的“2+2”对话机制也复制到美印关系中。此外，印度也是美国主导的多个三边和四边关系的成员。[37]美日印三边战略对话和三边安保合作体制已十分成熟，美澳印围绕“印太”战略构想的三边合作正不断产生新成果，美、日、澳、印四国对话机制也在筹建之中。在此背景下，印度很有可能不愿过多介入上合，只把它当成一个补充性措施、一种“对冲”手法，以保持对美、对俄和对华关系的自主性。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维持现有的中俄共管的权力架构和发展方向而不做大幅调整，对上合而言是一种风险较小的选择。但是，此前上合对扩员的收益预期，比如扩大上合的地缘影响力、提高在国际社会中的发言权、改善其国际“合法性”、拓展经济与安全合作空间等，很可能无法全部实现。此外，它还面临一个逻辑与现实的悖论。从逻辑上来讲，俄中关系优于俄印关系，中俄可能会延续“共管”，但从事实来看，俄罗斯支持印度加入上合，本就是它对“共管”关系不满、试图重构权力格局的表现。所以，即便印度主动选择与上合保持距离，中俄的现有分歧也有可能慢慢浮出水面。一旦俄印关系好于俄中关系，俄罗斯将印度引入权力格局的意愿就会加强，从而使中俄共管无法持续下去。此时，中印关系的走向便成为了决定性因素。如果中印关系较好，中俄共管可能向“战略三角”演变；一旦中印关系变差，俄罗斯与印度的走近就可能引发中国的不满和反弹，在极端情况下导致俄印与中巴的两相分化。
在中苏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日渐疏远之际，苏联正逐步将亚洲政策重心向印度转移。在中印1959年边界战争中，苏联采取了明显偏向印度的立场。此后，苏印关系便以密切的军事技术合作为主线，一直维持了较为密切的状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整体上继承了苏联的对印政策，印俄关系发展平衡。在中亚，除了叫停阿伊尼基地以惩罚印度实行武器进口多样化之外，俄罗斯对印度的行动大体持支持的态度。推动印度与俄白哈关税同盟及后来的欧亚经济联盟签订自贸区协议，与印度联合筹建国际南北运输走廊，邀请印度加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等，都是俄罗斯想将印度拉入“欧亚博弈桌”[38]的表现。印度加入上合的过程，也体现出俄印的这种默契。2002年，印度驻俄大使向俄罗斯首次明确表达加入上合的意愿。2008年，在上合杜尚别峰会上，俄罗斯打破了上合决定以提前效率和完善制度为优先任务的共识，力促成立专家组研究扩员问题，上合随后便将扩员提上了日程。2010年到2014年间，上合陆续颁布的《接收新成员条例》、《给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地位程序》和《关于申请国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义务的备忘录范本》，均体现出了俄对印度的特别关注。在印度加入上合已成定局后，莫迪于2017年1月访俄期间当面感谢了普京对印度的“积极支持”。他表示：“印度和俄罗斯间有信任关系。在国际舞台所有问题上，印俄总是站在一起”。[39]
与印俄在上合内外的配合相对照的，是印度在加入上合前后的半年内与中国发生的数次摩擦。2017年4月4日，十四世窜访中国藏南地区，一路由印度内政国务部长陪同。中国随后取消了参加俄罗斯举办的中俄印三国防长会谈的安排，以印度这一行为。在正式加入上合一个多月后，印度非法越过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与中方人员进行了长达72天的武装对峙。由此可见，上合成员国身份并没有使印度在中印冲突问题上有所克制。目前这些插曲虽未影响上合的正常运行，但领土及主权完整属于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如果印度持续在这些问题上进行挑衅，双方在上合内冲突的可能性便会增大，印度与俄罗斯联手制衡中国的冲动会变得突出。
当然移动互联网的特点，这里的制衡，并不是说俄罗斯与印度会联手以军事或经济手段来压制中国，而是利用上合现有的决策机制和制度工具，防止中国在议程设置和话语权等方面获得超过已方的影响力。这种制衡如果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将无损上合友好大局。但一旦中印关系严重恶化，印度在上合内会加紧与俄罗斯对中国的联合牵制，由此不能排除中国为捍卫本国利益进行反制的可能。此时，印巴的紧张关系将成为进一步激化矛盾、加速的因素，俄印与中巴将在上合内形成两相对立的局面。双方在上合的多边框架下各自表达及坚持已方主张，力求压制对方主张。为获得相对优势，各种“损人不利已”的行为将可能上演，战略互疑与非理性选择将成为各方的决策动力。这对上合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在“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下，上合所有决策都会因为对立双方的利益分歧甚至刻意阻挠而难以达成一致。如果双方坚持立场，不肯让步，相关议程只能被搁置。即便付出极大的时间成本和外交资源进行协调而使决策得以通过，执行决策的过程也可能因双方的继续较量而变得低效。上合正处于提高制度化水平、深化合作、扩展议程的阶段，如果这种内部分化局面长期持续，新的合作无法开展，现有合作也将陷入停滞，组织将从一个以经济与安全务实合作为核心的地区组织变成没有行动力的清谈馆。更严重的是，中俄印（巴）在上合内的分化还有可能产生外溢效应，使它们在上合外的关系也发生。曾倍受外界关注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正是由于印巴对峙而陷入发展困境，这个教训应该引起上合的警惕。
基辛格的中美苏三角理论认为，美国的致胜之道在于必须确保它与中国及苏联的关系要好于中苏两国的关系。俄罗斯在管理俄中印三角关系时也采取了相同战略。[40]尤其在俄中与俄印关系比较对称而中印关系变差时，俄罗斯将有机会成为三国在上合互动的中枢（Pivot）。它将在中印互相拆台时迅速推进自己关切的议程，调解中印矛盾的功劳也可以赋予它额外的影响力。如果中印不能在短期内缓解纷争而陷入长期内耗，上合的权力格局将明显向俄罗斯倾斜，构成形式上的中俄共管、而事实上由俄罗斯主导的局面。
俄罗斯参与和主导多边外交框架的经验远较中国丰富。即便现阶段中俄在上合内保持着较为平衡的关系，俄罗斯仍在制定规则、使用规则和设置议程上拥有一定优势。它是上合内部提出倡议最多的成员国，而且大多反映在上合正式文件或实际运行中，比如建立上合——阿富汗联络小组、力主将印度吸纳为上合成员国等。此外，尽管它提出的某些建议或者主导上合议程的尝试，因不切实际而遭到成员国的拒绝，但它不断提出新议程的行为本身就起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甚至给外界留下一种印象，即俄罗斯掌握了上合的议程设置权。有学者认为，中国为照顾俄罗斯的感受，常常放弃在议题设置上的主动权。[41]即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在中亚地区经贸合作上依然步履缓慢，上合自贸区迟迟不能实现即是一个明证。可以设想，如果中国在上合内还需应付印度的掣肘，俄罗斯的这种优势将进一步扩大。不管它按自己的意志将上合打造成“阐述非西方的多极世界观和非西方价值”[42]的松散组织，抑或走向方向，中国在上合内的影响力会产生严重，它对上合的设计与期待也将落空。
运用变量推演出中俄印在上合内的四种互动模式及其表现形式，是一种学术意义上的分析。但哪一种互动模式最后会变为现实，则取决于三国与上合各成员国的决策。也就是说，它们将基于理性选择范式，结合本国在全球、地区以及上合的利益诉求，选择与本国利益兼容度最高的互动模式，形成自己的价值偏好和政策结果。如果多个成员国偏好某一种模式，该模式则较有可能变成现实。反之亦然。当然，国家行为体的对外关系决策存在着理性的有限性，易受国内与国际环境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国际组织中多边博弈的“流动性”也会带来一些不确定性。不过本文将不对这些因素进行讨论，而是集中分析各成员国的偏好以及由此带来的中俄印三国在上合框架内最有可能实现的互动模式。
上文对四种模式的分析清晰反映出一个重要事实，即扩员后上合的形势对俄罗斯十分有利。无论权力格局如何变动，俄罗斯始终占据主动，其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受到大幅削弱，只有获益多少的区别。如果俄罗斯借中印对峙之机迅速扩展在上合内的影响力，成为优势主导者，上合将成为它推动欧亚经济与安全一体化的现成机制。虽然会失去一部分中国与印度的经济资源，但它整合资源的效率将大大加快，其意志在上合决策和行动中的贯彻也会更加顺遂。因此，俄罗斯主导或许是俄的最佳偏好。但作为“战略三角”这一理念的提出者，俄罗斯在推动中俄印三国的深入合作时也十分积极。2009年和2015年，俄罗斯两次将上合峰会与金砖国家组织峰会安排在同一城市举行。此举旨在向外界表达新兴国家通过“合金峰会”改写世界秩序的决心，也宣示俄中印在这两大多边合作机制的合作成果及俄罗斯在其中的特殊地位。也正因为俄罗斯的这种安排，一直派部长级别官员参加上合峰会的印度在这两年里均提高配置，派出总理参会。2014年3月1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宣布合并克里米亚的演讲中，特意感谢了中国与印度在克里米亚事件中对俄罗斯的支持表。
种种举动都反映出俄罗斯对中俄印“战略三角”的希望。这既源自俄罗斯擅长经营三边与多边关系的外交传统，也和它正经历着国力衰退有关。它希望以自身在俄中印关系中的中枢地位为杠杆，以中国和印度经济实力为支点，撬起俄罗斯在世界舞台的存在感和影响力。因此，在上合内形成一个以俄罗斯为中心、以中印为侧翼的“战略三角”，既符合俄罗斯对俄中印三国合作的期待，也是它力推印度加入上合的初衷。不管这个三角向哪边倾斜，居中而立的俄罗斯始终是受益者。
对俄罗斯而言，延续当前中俄对上合的共管也是一种可接受的选项。当前中国在上合内的经济优势及它对上合经济功能的强化已引起了俄罗斯的不安。它希望通过吸收印度来改变现有中俄权力对比，通过使上合在成员国和议程上发生泛化，将上合引向自己期待的方向。但如果中印之间的矛盾使“战略三角”需要俄罗斯付出较多的外交资源抑或引起中国的反感甚至对抗，俄罗斯也不会强行推进“战略三角”的形成。延续当前与中国的共管、在中国可接受的范围内发挥印度的制衡效应，也能相当程度上实现俄罗斯的战略诉求。
虽然俄罗斯与中国在上合内存在一些分歧和竞争，但双方默契地将其保持在可控范围内，而不使之明朗化和尖锐化。究其原因，中俄是彼此最高级别的战略协作伙伴，双方在上合内的对立，必然给双边关系的大局造成不利影响。此外，上合在中国与俄罗斯的地区与全球战略中均具有重大意义。如果上合发生成员国对立而陷入发展瓶颈甚至走向，俄罗斯赋予它的诸多功能，如阐述俄罗斯的非西方世界观、彰显其地区治理能力、表达国际秩序多极化的价值等，都会无法实现。所以俄罗斯有充分的理由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就此而言，俄罗斯的偏好次序为：俄罗斯主导、“战略三角”、中俄共管、俄印与中巴对立。
虽然中俄在上合的相互制约使中国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推动上合发展，但相互制衡本就是国际关系的常态，且中俄现有的制衡关系总体处在一种良性与可持续的动态之中。中国在上合内推动的多边经济合作，如上合开发银行、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项目等，虽然进展较慢，但已有雏形。2015年5月中俄共同发表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声明，明确提出以上合及上合银联体作为对接的落实平台和金融合作机制之一。这是中国与俄罗斯推进欧亚一体化进程的共同意愿，也是双方在上合内合作的具体结果。因此，保持中俄共管现状对中国是最有利的。
“战略三角”对中国的利好则是长期和战略性的。中国将上合视为经营中亚外交的“关键管理机制”[43]和解决亚洲地区安全困境与经济发展的多边机制样板，同时也是在中亚推进“一带一路”的现成平台。如果中国与俄印在上合内形成平衡的战略三角，中国对上合的这些期待均有可能实现，中国的周边外交战略也将事半功倍。在中俄印的全力推动下，上合在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上也许会有所提高，一些搁置已久或陷入停滞的合作项目有望重新启动。更重要的是，战略三角将证明中国在推动地区合作上的领导力，为中国日后在地区与全球性的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作用积累威望。中俄印在上合内探索三边相处的经验，也会促进它们在地区与全球事务上的合作。因此，即便中国需要向印度出让一部分影响力和话语权，中俄印三边合作的战略收益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损失，从长远来看是利大于弊的。这样一样，即便“战略三角”并非中国的最佳选项，只要它具备了实现条件，中国将支持它的形成。但中国应留意的一个情况是，印俄的密切关系、中印的现实龃龉与俄印对中国影响力增长的不安，使中俄印三角模式很有可能向俄印一边倾斜。
如果俄印与中巴在上合内保持较为隐秘与低水平的对抗，可以视为国际体系内的良性竞争。但如果它受偶然因素的激化而变成严重对立，则有可能使中国的上合政策、周边局势及整体外交均陷入困境。从能力上看，中巴一方目前不能在与俄印的对立与博弈中占据上风，因此在对立局面中会遭受明显损失。中国在上合内的议程会在俄印的掣肘下无法推行，中国的周边安全，尤其是西部边疆，也可能因中俄关系的下行、中印关系的恶化和上合的停摆而呈现全面紧张的态势，甚至地区和国别的外交也会受到牵连。
如果俄罗斯主导上合，所有其他成员国均会被边缘化，中国的损失将最为惨重。上合成立之初，中国参与和管理多边机制的经验不足，与中亚的历史联系和心理认同也十分薄弱。但当前，中国在上合内已经能与俄罗斯平分秋色，在某些领域的影响力还在迅速上升。这既是地区格局与国际形势变化的大势所趋，也是中国进行充分资源投入与外交努力的成果。如果俄罗斯在上合内形成独大局面，中国不仅会丧失此前来之不易的成果，也将无法对上合的未来发展施加强有力的影响。上合承载的诸多事关中国国际战略的功能也会失去依托。在俄印与中巴发生对立时，只要一方愿意做出让步与妥协，这种对立仍有缓解的可能。但影响力一旦急剧衰落，重新恢复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中国的偏好次序是：中俄共管、“战略三角”、俄印与中巴对立、俄罗斯主导。
印度虽有心通过上合追求它在中亚的诸多目标，但它对中俄印“战略三角”和上合多边合作始终持保留态度。这是印度作为“摇摆国家”[44]的外交惯性使然。中等大国的体量、在南亚的战略地位，以及“不结盟”外交政策，使印度一直是众多“三角”“四角”关系青睐的对象。当前美国不断提升印度在其“印太”战略中的地位，它不会允许印度一方面在自己的双边与多边同盟体系中担任主角，另一方面又在上合框架内与中俄进行密切的三边互动。因此与中俄的走近，可能导致印度与美国关系的降温，真正意义上的中俄印“战略三角”则可能意味着印度要与美国主导的各种地区同盟体系脱钩。[45]这是印度不愿看到的。早在2009年，印度著名外交家、学者斯多丹便在分析印度在上合的收益与成本后认为，印度不应急于进入上合，而应利用观察员国身份继续观望，保留充分的战略空间与筹码。[46]也就是说，印度应将上合当成一个补充性措施和多面下注的手法，以保持对美、对俄、对华关系上的主动性。
此外，印度对中国的种种顾虑也降低了它对“战略三角”的偏好。有印度学者认为中国将在上合内设置障碍阻止印度实现自身目标[47]，或要求印度当“小伙伴”（junior partner），跟随中俄两个“前辈”（seniorpartner）的步伐。[48]有印度战略家还提出另外一种设想，即中国与俄罗斯当前在上合的分歧可能在将来某个时间点激化，印度可以“等待时机，韬光养晦”，届时坐收渔人之利。[49]更有学者建议，印度与其在上合内和中国争一席之地，不如另起炉灶，组建一个全新的、涵盖中亚地区所有重要行为体的地区组织，并在其中扮演领导者角色。[50]这些主流学者的观点反映出印度对中俄印在上合内“战略三角”的偏好较为有限。有选择地参与上合特定领域的活动，但不谋求主导地位，也不承担更大责任，更符合印度当前的诉求。
即便与俄罗斯存在较高的互信及共同利益，印度也不会欢迎俄罗斯主导上合的情况出现。印度在上合内的目标大部分都需要以多边框架为基础、以上合在经济与安全领域的复合发展为保障。如果在俄罗斯的主导下，上合日渐“虚化”，追求“非西方”意象而非本地区发展，重视外交与意义而非经济与安全合作，这与印度的亲西方的价值取向与现实利益都存在抵牾之处。虽然印度会凭借印俄友好而实现一些战略性目标，比如在上合内制衡中国，打压巴基斯坦，与中亚各国加强联系等，但它在上合的三大现实诉求则会大打折扣，包括通过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增加与中亚的陆上“联通性”，实现中亚能源的跨地区贸易与输送、与上合地区反恐怖机构更深入合作打击地区恐怖主义，以及利用上合多边机制更有效地维持阿富汗局面的稳定等。这些诉求不仅代表印度在中亚的利益，也是印度的能源安全、国土安全与周边外交等宏观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印度与中国及巴基斯坦的双重紧张关系可能成为触发俄印、中巴对立的关键因素，但这种分化对印度的消极影响并不亚于成员国。上合的正常运行被打乱后，印度在上合内的战略目标与现实诉求都会流于空淡，能源、反恐和阿富汗问题等核心国家利益也将遭遇挫折。就此而言，印度的偏好次序为：中俄共管、“战略三角”、俄罗斯主导、俄印与中巴对立。
中亚各成员国对上合扩员的态度转变，说明了它们对“战略三角”存在较大偏好。自上合重启扩员程序并将印巴纳入考虑范围，中亚各成员国多次表达了对扩员后果的担忧，包括印巴冲突对上合的可能干扰、印巴拥核国身份对中亚无核区性质的影响以及上合重心向南亚倾斜等。[51]扩员最后得以实现，应该是中亚四个成员国在衡量利益得失后改变立场的结果。四国与印度存在较为坚实的双边合作基础，印度的加入还能使上合成为一个多中心的组织。中亚成员国可以利用这种多元结构争取更多的发展红利，并可能打破中俄“两驾马车”结构下经常出现的两难选择。[52]如果中俄印的多边动态平衡发生倾斜，中亚成员国还能通过外交折冲，获得居于劣势地位国家提供的额外好处，以此换取它们的支持。因此中俄印“战略三角”的形成符合中亚各国在各大国之间寻求平衡的一贯立场，也能保障它们实现在上合内的利益诉求。
如果发生成员国对立，上合提供公品的能力会因内耗受到严重削弱，中亚成员国的利益将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以中亚为枢纽的欧亚交通与运输网络的建设可能遭到迟滞，各国还将面临放弃大国平衡外交战略的压力，不得不在俄印与中巴之间“选边站”。而中亚各国对俄罗斯重新整合前苏联空间的努力一直抱有抵触情绪，上合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亚各国的忧虑，为它们提供了多样化的合作选择。一旦俄罗斯主导了上合，除公品的供给水平下降，中亚各国的国内发展进程和自主性也会受到干扰。因此中亚各国的偏好次序为：“战略三角”、中俄共管、俄印与中巴分化、俄罗斯主导。
4分代表最大偏好，1分代表最小偏好，上合各成员国对中俄印四种互动关系的偏好程度从高至低依次为：中俄共管、战略三角、俄罗斯主导、俄印与中巴的对立（见表二）。
上述学理分析可以为我们预测中俄印在上合内关系模式的现实提供一定启示，但它不必然等同于现实可能。原因在于，逻辑推演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诸多鸿沟。
第一，将简单的互动模式应用于国际关系，从而提出轴心、三角、四角等概念，是一种较机械的做法。冷战结束，尤其是21世纪以来，国家间的互动关系日趋复杂，呈现网状、交叉和叠加等特征。为了保证充分的行动自由和战略行动空间，各大国均通过参与多个双边与多边关系，使外交多元化，风险分散化，而不是局限在一个紧密的双边、三边或多边关系中。因此，中俄印的“战略三角”不会是一种紧密且闭合性的关系，它必然与中国、俄罗斯、印度参与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交织在一起。因此本文提出的四种模式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启示，很难与现实一一对应。
第二，与高度简化的理论分析不同，中俄印在上合内的现实关系很难被归类于某一个类别，而是界于多个类型之间、融合了多种特征。举例来说，一种完全平衡的等边战略三角是不存在的，它中间必然会掺杂了俄印对中国的制衡，或者中俄占优势的“战略倒三角”等成份。也就是说，三国在上合的互动很难发展为亲密且高水平的“战略三角”，也不太可能演变成显而易见的分庭抗礼，而是在这个区间内变化。此外，不管上合在扩员后会延续、调整抑或重构其权力结构，这个过程也不会是突变而是渐进式的。现实的模糊性、融合性、渐变性和国内的“黑箱子”性质，都使得纯学术推演的预测能力有所局限。
第三，中俄印三边关系在上合的最终演变方向，并不全然由三国的政策偏好和协商来决定，全球战略环境、欧亚地区局势、美国的印太战略和国际组织发展特征等，均会对中俄印在上合的互动产生影响。上合本身也因进入发展的“中段陷阱”而表现出一些发展综合症，如制度化进程日趋缓慢、协商一致原则更显低效、深化合作难度进一步提高等。这些外部因素均会给中俄印互动的走向带来更多变数。
不过，在承认理论预测存在缺陷的前提下，结合上述偏好次序、中俄印关系的现实以及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等因素，对中俄印在上合内的互动模式提出预测仍然是有价值的。本文认为，扩员后的五年内，中俄印三国将在上合内构成一种融合了中俄共管、“战略三角”、两相对立等多重特征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中俄将继续保持对上合的共管状态。俄罗斯将帮助印度更多地参与能源、大型基建、阿富汗问题等重要事务，印度在上合的影响力会迅速超过巴基斯坦与中亚各国。虽然短时间内无法追上中、俄，但印度将因在上合重大事务中发挥作用，如组织筹建上合开发银行、推动能源俱乐部的建立、推动上合——阿富汗联络小组的工作等，得以与中国、俄罗斯形成一个倒三角关系，即中俄发挥主要领导作用，印度影响力相对较弱，但在重大决策与行动中具备一定的话语权与博弈能力。当中印发生摩擦，印度会寻求俄罗斯支持，在上合内展开一些较为隐秘、对中国的利益构成挑战的行动。此时，俄印、中巴双方会在上合内形成低烈度的竞争与对立。由于中印矛盾持续恶化的可能较小，在矛盾缓解后，这种对立又将消弭，三国又回到倒三角关系下的博弈与合作。如果中国处理得当，中、俄、印在上合内形成一种较为松散、灵活、低投入、低承诺的低水平“战略三角”关系是有可能的。但也不能排除存在处理失误的可能，即俄印与中巴的对立可能持续较长时间，上合会日渐走向松散与。
基于这种判断，在2017-2018年担任主席国及随后几年期间，中国在上合内的战略目标应是促进中俄印形成低水平“战略三角”，避免出现双方对立或俄罗斯主导的情况，同时维护本国在上合的影响力。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有助于这一目标的达成。
前文提到俄罗斯在掌控上合议程时的技巧和优势。印度同样是展开“问题”外交与引导国际的高手。中国如果在上合扩员后不改变此前的低调姿态，其议程设置能力将遭到进一步削弱，在上合框架内的话语权则进一步弱化。中国应主动出击，深入研究容易引发多数成员国关注与共鸣、激发其参与热情的议题。在提出议题后，可通过会场发言、会后简报、媒体报道、智库报告等渠道形成一种宣传攻势和规模效应，使各成员国的政府、学界与民众有更多机会来了解、思考和讨论这些议题，从而最终促成议题被认可和采用。俄罗斯在上合内提出议程的诸多技巧均值得中国参考。
上合对成员国内政和成员国之间的冲突一向采取不干预和不讨论的做法，这在过去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族群冲突后，学术界开始进行反思，有学者建议上合应发展自身“建设性介入”的能力。[53]扩员后，印巴的历史积怨和中印的频繁摩擦会损害上合的正常运行，也是中俄印三边关系趋于动荡的最大诱因。在此背景下，探索建立一个有效的成员国冲突调解机制成为上合下一发展阶段无法忽视的议题。而中国既对上合发展寄予厚望，又可能成为被调解对象，不如主动提出议题，争取在冲突调解机制设立的可能、可能采取的制度形式、机制运行规则、人员组成、操作程序等方面提出详细和中肯的建议，并在双边和多边层面征求其他成员国的意见，进一步完善这些建议。为保障可能的冲突调解机制能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研究对违反“上海精神”、主动挑起矛盾或不履行调解结果的成员国采取相应惩罚措施的可能性与具体对策。最后，英国脱欧过程的繁琐与复杂及其带来的消极后果能为我们提供相应的启示，如《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中增补有关成员国退出上合的条件、程序等具有可操作性的条款，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类似情况，同时也对那些桀骜不驯的成员国予以必要的警示作用。
要缓解扩员后的成员国人心浮动，弥补中国在上合影响力的下降，中国还可以寻求外部合作机会。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一带一路”倡议等地区发展机制，均是上合可以合作的对象。通过在资金、项目、产业、发展战略甚至是名义上进行对接，中国能对这些倡议与机制进行优化组合与协调互动，从而为周边外交与地区合作构建一个统一高效的机制网络。俄印即便有心联手制衡中国，不仅会心存顾虑，而且也会无能为力。此外，以上合为平台，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的有效对接，将有效抑制印度分化中俄的企图。最为理想的情况是，上合为中印处理相互间的问题提供一个不可或缺的平台，有助于深化双方的战略互信程度，从而改变对“一带一路”的抵触心理。与重要地区性国家间组织，如东南亚国家联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合作也应同时展开。
中俄在上合内的关系是分歧与合作并存。扩员后，合作不一定能加深，但分歧会因印度的介入而更凸显。中国必须防止俄罗斯与印度在上合的过度走近甚至形成一致立场。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可以通过宣传和外交渠道，向俄罗斯进行战略确认，即中国更重视与中亚进行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而无意与俄罗斯争夺影响力，更不会进行军事部署，以打消俄罗斯的顾虑。此外，还要深入挖掘上合在安全与经济合作中的巨大潜力，使俄罗斯与成员国获得合作实利，从而放弃边缘化上合、仅将它视为向西方宣示立场和展示肌肉的工具的意图。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在上合内的对接是一个很好的势头。但它能进展到什么程度，还需要观察。应明确认的是，只要中国在中亚和上合的影响力持续增加，俄罗斯制衡中国的战略就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不过外部压力的存在，尤其是俄美关系的停滞不前，会让俄罗斯对中亚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扩大保持一定的克制。中国则可通过多种手段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获取更多的博弈筹码和发展空间。
随着国家实力对比变化和新问题的涌现，中俄印在上合内的互动会处于持续的动态变化之中。但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区发展和安全等问题的共生性，决定了中俄印三边关系的非零和博弈特征[54]和合作潜力。虽然目前三边关系仍缺少实质成果，也存在薄弱环节，但“战略三角”引发的想象空间，将为三国寻找在上合内外的共同利益提供持续的动力。掌握处理分歧的技巧与制度工具，寻找共同利益并积极落实，是中俄印三国在上合未来的重要功课。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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