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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政党的发展一直在路上

　　【摘要】政党的发展一直在路上。当前，端管云时代下急速发展的移动互联网为政党变革提供了一个更加宽宏的时代背景，也为政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课题。本文从“组织中的政党—选民中的政党—政府中的政党”这一分析模式入手，在不同层面上分析移动互联技术对政党的影响，得出了端管云时代的移动互联网对政党的影响比传统互联网更深远；端管云时代的移动互联网对政党以及政党的影响是非均质化、分层次的；政党与移动互联网之间除了紧密的正相关互联网地球图片，还有着不可分隔的负相关；端管云时代下的移动互联网始终是一项技术手段，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公众意见，进而影响政党发展，充满着不确定性；端管云时代的移动互联网主要改变的是政党的社会生态而不是政党的内核等结论。

　　随着“端管云”时代的全面来临，关于“政党衰退论”、“政党消亡论”的声音再次放大。利用社交媒体“紧密”串联的“无党派选民”成本更低地挤占着政党存在的生态空间？多繁的终端APP软件代替着政党信息传递分享、选民动员、在线募捐等功能发挥，于是党员日益边缘，政党组织既“扁平”后又渐变“空壳”？甚至，类似于“面板平台”（Dashboard）这样的移动互联网工具俨然可以取代政党“实体”，成为了政党的一个竞选办公室。端管云时代的移动互联网是否再次“对政党判了死刑”？移动互联网究竟是导致了政党功能的进一步退化，还是政党功能的再拓展和延伸？它与世界政党发展的正相关与负相关的比例又有多少？本文拟从“组织中的政党—选民中的政党—政府中的政党”这一分析模式入手，从“非均质化”的政党出发，来分析移动互联网与政党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

　　著名的政党研究学者彼得?梅尔指出，现代政党由于其功能发挥的差异，政党至少有三个相对分离的维度或者“面貌”，包括在政府和议会中活动的“公职的政党”，维系普通党员的“基层的政党”和专门从事党务活动的“中央办公室的政党”。美国学者V.O.Key在其著作《、政党和压力集团》中也提出了“organizational party”、“party in the electorate”、“governmental party”的分析框架。即，组织中的政党、选民中的政党、政府中的政党。本文主要研究端管云时代的移动互联网对组织中政党的影响、对选民中政党的影响，进而探讨移动互联网与政党、政党、政党变革间的颠覆或融合，重启或取代等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紧密亲疏程度。

　　根据《2014年移动媒体趋势报告：中国网络媒体的未来》显示，截至2014年5月，全球移动互联网使用量占互联网使用总量的25%，亚洲更是达到37%。据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我国网民上网设备中，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越传统PC（个人计算机）整体使用率（80.9%），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设备的地位更加巩固。可以说，移动互联网己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自然也成为了世界政党发展变化的因变量，也必然促使各政党将其作为自身变革的关键自变量。端管云时代的移动互联网相较于传统的电信网络或传统互联网，具备着便捷性、多样性、开放性、智能性、个性化和隐私性等特征，其可以使用户在任何完整或零碎的时间使用，应用服务种类多种多样，能够采集周边环境信息，感知温度、嗅觉，具备触碰感等“专属”特性也使其对政党的影响有了自身独特之处。而应用服务是移动互联网的核心，这些应用与终端的可移动、可定位和随身携带等特性相结合，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位置相关的服务。具体来看，包括移动搜索、移动社交网络、移动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应用拓展、基于云计算的服务、基于智能手机感知的应用等等。本文主要选取移动终端定位、移动社交网络、移动应用程序等截面，探讨政党对其功能的嵌入互联网地球图片，进而分析政党在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变革法则。

　　组织中的政党（The organizational Party）主要是指组织层面的政党体系。无论政党是多么特殊于其他类型的组织实体，它归根结底也仍然从属于组织的分类。无论是松散的，还是紧密的；无论是实体的，还是虚拟的，任何政党都必须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才能推动政党体系的运转。而政党组织作为一种“协作性的单位”，不仅仅意味着“基于一定物质基础（规章、设备、技术、办公室等）之上的某类集体成员的角色构成”，也包含着角色之间的关系、既定目标实现的作用发挥、明确程序的产生等方面。把政党的组织属性突显，分析政党的组织内核，素来是政党研究者理解政党活动和变化过程的分析偏好。组织中的政党有三个要素：角色、结构和功能。触屏时代下，移动互联网对组织中政党的角色、结构和功能的影响都是直接并且明显的。

　　端管云时代的移动互联网对政党组织中角色——“成员”的影响更“厉害”于传统网络媒体，包括基于PC终端的新兴媒体。“低头症”、“手机依赖症”对成员个体素质会产生影响，也会提升组织角色信息获取速度、拓宽其参与社会议题的通路，扩展其意见表达方式。同时，大量加了关注的“粉丝”、为政党随时随地“点赞”的网络支持者，也构成了政党组织的“弹性角色”。如果新媒体时代存在着“网络公民”，那触屏时代的政党能否断定拥有了“拇指党员”？据统计，在英国保守党与工党的推特粉丝数量都比其党员数量要多移动互联专业学什么，保守党有43万粉丝，而工党也有32万粉丝。这些粉丝是不是忠诚——只关注某派的成员？通过手机APP随时点赞的成员是否更有可能参加政党的线下集会，或者真正去投票站投票？同样，订阅了各种党建微信公共号的“关注者”多长时间会打开并且认真阅读公共账号的推送内容？这些在手机屏幕上就能实现轻言或者重论的“跟帖者”身上能不能贴上政党成员的标签？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媒体专家乔戈斯?契里欧提斯（Giorgos Cheliotis）就持有非乐观态度，“社交媒体能够在政党和支持者之间建立起有效联系，但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公众意见。”如果说党员是政党“温暖的蓄水池”，那么基于移动互联网而生的“即刻”的、有弹性的、“潜水”式的成员则能够成为“开敞式的蓄水池”。

　　政党是怎样使那些希望政党实现其目标的人参与到政党活动中，并由此实现这些目标？克拉克（Clark）和威尔逊（Wilson）曾经界定出三种激励：物质激励、团结激励、目标激励。随着移动互联网强大的可移动、可定位和随身携带等特性不断被社会生活、生活所放大，其“侵入”政党结构空间的力度也不断加强。或者说它让政党的三种激励方式更加快速便捷，并且更加立竿见影，也对政党组织内各构成部分或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冲击地更加迅猛。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政党结构出现了“松土化”倾向：既改变了政党结构的方向（由垂直向扁平，由点对点到点对多），也让结构要素内部的自生变化更加的“拉拽”（普通党员和党组织的关系、政党领袖和普通党员的关系）。如法国社会党提供了丰富的APP软件，为订阅用户提供社会党的信息、相关文章和视频，选举期间还及时报道选举进程，进行选举动员。这一方面“抢”了原先从事党内事务成员的“饭碗”，技术稀释了政党组织的浓度，改变了政党组织结构的密度，但另一方面又强化了组织角色要素的参与感与被尊重感。2010年互联网地球图片，德国海盗党在网络上开发了一套“流反馈”平台软件，党员可以通过该平台直接将提案发送给党的领导层，并得以在党内会议上进入表决程序，而不是像传统政党，提案要逐一通过各级组织审议提交。事实上，政党组织结构的复杂性是判断和观察一个政党成熟度的重要指标之一，端管云时代的移动互联网引发政党组织更加激烈地方向性的变化和分解性变化，毫无疑问复杂了政党组织的结构性要素。

　　举例来看，构建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大容量党建信息平台后，就能够存储党员用户的数字档案和党员的全部信息，还可以提供重要的活动历史记录、位置历史记录、党员权限认证、平台使用的管控信息以及党员开展集体工作的群组管理，而党员之间、政党领袖与党员之间的社交联系、党课的学习、党员的组织动员都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的社交软件和应用程序得以实现。对组织中的政党而言，这促进了其涉及体系的维持和适应功能的发挥，但也确实打破了政党传统的功能垄断。而且，不得不承认，组织中政党的基层党组织的利益聚合和表达、选民动员、沟通的桥梁和中介功能确实今非昔比，但如利昂?D?爱泼斯坦所言，“新的竞选方式既可以被看做是取代了委任组织并引起它们的衰落，也很容易被认为是由于委任组织的衰退使新方法填补了空缺。”那么，移动互联网的“大举入侵”到底是取代和消解了政党的功能，还是自身被政党嵌入并内化了？事实上，这种功能的弱化完全可以看成是政党面对“生存困境或者或者功能危机”的一种主动回应，并通过主导的放弃、转移和分化，自动进行了“功能选择”，进而进一步证明政党适应环境变化及善于变革的能力依然旺盛。

　　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中，选民的投票是政党的首要大事。“选民中的政党”具有一定的时限性和周期性，它除了在选举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增加政党认同、获得选票，还包含了“选民与政党间的互动”。而其中，政党在试图影响选民投票行为中，端管云时代的移动互联网较传统电信网络和传统互联网为政党的选举功能无疑贡献了更多新“增长点”。

　　移动定位技术是指利用移动通信网络，对接收到的无线电波参数进行测量，通过特定算法对移动终端在某个时间的地理位置进行测定，包括卫星辅助定位技术、网络定位技术和感知定位技术。这一功能极大便利了了选民中的政党选举动员功能的发挥。2012年，美国党全国委员会发布一款名为“Obama for America”的iPhone应用程序。通过它，用户可以很快了解、查看周围邻居的立场（党或共和党）。虽然以往人们都能通过竞选办公室得到选民的具体资料，但真正这样去做的人却很少。但这一APP的出现，充分利用了移动互联网的定位服务功能，竞选团队的人员仅仅使用自己的手机就能明确哪些人家是他们锁定的目标，而哪些人则不再需要“浪费精力”去进行投票动员和游说。

　　（截图来自名为「Obama for America」( 的App应用。此App是奥巴马竞选团队设计的，任何人都可以下载，在这个app里，按下选民定位按钮，屏幕上就会显示出标满蓝色小旗的街区图，标明附近地区有哪些党支持者愿意接受客人拜访。按一下小旗，程序就会显示出他们的地址，再按一下，就会显示出名字、年龄、性别。）

　　社交网络服务(Social Network Services,SNS)是一种互联网应用，旨在为一群存在社会关系或拥有共同兴趣的、以各种形式在线聚合的用户提供信息共享与交互服务。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SNS开始逐渐面向移动终端用户。移动SNS无缝地将移动计算和社会计算结合起来，极大地增强了用户的真实性、地域性和交互的实时性口。据美国机构Digital Daya调查显示，在世界上所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中，有42%拥有一个推特账号，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移动社交社交网络使政党候选人能够脱离党中央的控制而创造独立的个人宣传平台，虽“难以增加各类个性化特征的竞选形式，但却提供了一个新的自我推销渠道。”此外，大量小党对社交媒体的灵活应用改变了政党的社会生态，如瑞典和德国的海盗党。

　　选举是一种复数动员，必须从不同层面、各种管道告诉选民人物与政党的理念与主张。网络是选举复数动员过程中的一环，而移动应用程序按下了网络复数动员的加速键。移动应用程序是指运行在移动操作系统之上的程序，旨在实现某项或多项特定任务，主要有Web应用程序、本地应用程序和第三方应用程序。对于选民中的政党而言，移动应用程序是做好选民动员、宣传竞选战略、强化选举策略等最有力“助手”，换个角度而言，也是政党功能对移动互联网嵌入最深、最广的截面。并且，移动应用程序的开发和使用贯穿选举中的政党全过程：初选时期，各政党候选人都会对移动社交网络APP全方位启动，如2013年日本自由党推出一款以首相安倍晋三为原型的智能手机APP游戏软件“安倍蹦蹦跳”，以拉拢更多年轻选民；竞选过程中，更是利用应用程序奇招尽出，如在2012年“总统”大选期间推出多款APP软件：早安打卡机、熊爱大乐队、平安符等吸进青年选民的关注，奥巴马的竞选团队更是在2012年3月底启用了十分先进的移动支付手段——Square刷卡器；到了选举日，移动应用程序也还大有用处，2012年奥巴马和党使用了一款名为“移动监票人（Mobile Pollwatcher）”的应用程序，它可以让党的选举观察员在选举日的时候对投票站的选民进行登记。然后将得到的数据提交到竞选总部，之后便能够根据数据显示进行有针对的进行动员。此外，对于选举技术层面而言，从以往的历史来看，选举观察员不得不人工提交调查结果，或是通过手机，或是通过传真将结果提交到竞选总部。然而使用移动应用的话，那么这个过程的效率将得到极大的提高。

　　澳大利亚学家基恩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传播充裕( communicative abundance)的性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众多媒体技术和传播手段的创新与进步日新月异，己经形成了各种媒体设施相互重叠与连结的世界体系。”在这个“世界体系”中，端管云时代的移动互联网优势日益明显，其对政党的影响也明显并正在深刻于传统互联网互联网地球图片。毕竟，在参与人数、更新速度、便捷性、信息传播通路等方面，端管云时代的移动互联网与传统媒体有着显著的不同。在超46.6%的用户使用移动终端每天超过3个小时的大背景下，通过移动互联网来参加政党组织活动、获得政党信息、参加选举等活动都变得“理所应当”。根据移动（Mobile Politics）网站的预测，超过8000万美国选民通过智能手机获取对其选举结果至关重要的资讯，比2008年增加了两倍。此外，端管云时代的移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能够为政党创造出更具有粘性、更好的交流体验、更具私密性的沟通纽带，基于功能而设定开发的政党APP应用，反而对政党若干功能的丧失进行了弥补，甚至可以说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为政党若干功能找到了新落点和触角。

　　正如同我们不能简单平面地研究政党一样，端管云时代的移动互联网对政党以及政党的影响也有着深浅不同之区别。据前所述，移动互联网对选民中政党的影响尤为明显和深入，尤其是在组织选民和选举动员中，颠覆并重构了政党以往的功能定位，最初的“皮鞋”加“握手”的人力型动员方式、传统媒介报纸广播的动员方式都正在被触屏时代的APP所代替。反之，组织中的政党受到移动互联网的嵌入度相对较低，传统的集中利益、制定政策等功能并没有受到移动互联网直接影响那么深刻，就如同亨廷顿所言，“没有政党或是政党极为衰弱的政府会有多少活力？”而对于本文尚未展开讨论的政府中的政党，端管云时代移动互联网的影响更应该继续进行带有层次性的分析，一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支持执政党在政府中的活动，另一个则是为了政党执政后时代再次转换为“选民中的政党”身份而做出的一种准备工作而存在的。政党把自己的竞选承诺转化为公共政策，依靠政府中的政党来实施这一过程，在这个意义和层面来讲，端管云时代的移动互联网对执政党的影响是有限的。

　　当今政党发展驶入了端管云时代移动互联网的快车道，在其正在发挥着无法估量能量的当下，我们也要看到其突显的“副作用”。2012年，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朴槿惠向43万名kakaoTalk（免费聊天软件）传送了10多张生活照，却被反对党以“权贵候选人”诟病，之后，她不得不特意又公开了自己穿了很久的鞋子、私宅里用了很久的桌椅的照片。“Obama for America”的iPhone应用程序能够对民众的立场进行精准定位，但显示着注册投票者的名字、年龄、性别以及居住位置的这些内容却被人们批评“可能侵犯并泄露了投票人的隐私。”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用定义为加拿大总理的twitter账号发出了政党邮寄名单征集签名链接等内容后，就被认为“政党和政府的界限越来越不分明。”……可见，端管云时代的移动互联网成为了政党发展的新增长点，并且为政党变革提供了新的无限可能，但也同样限制着政党的发展和行动，以及不可避免的产生着“副作用”。大量从事着“点击主义( clicktivism)”的粉丝在装点着“认同”门面的同时，既造成了虚假的繁荣，甚至，“线%的绝大多数所谓的成员几乎从没打开过活动电子邮件”。而且随着移动互联网日益成为人们参与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式，也会对政党以及候选人造成“刺杀”。

　　4、端管云时代下的移动互联网始终是一项技术手段，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公众意见，进而影响政党发展，充满着不确定性。

　　据报道，德国的接触、竟选、等相关线下活动受线上交流的影响，但是其他国家就没有出现类似情形。对于青年群体的分析同样表明，只有在现实世界存在参与空间时，线上的网络“分享”（如转发邮件、签署电子及在线讨论）因素才会对线下参与带来影响。拥抱新媒体、使用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了世界各政党的重要任务，无论是各种APP开发数量之繁移动互联专业学什么、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异常红火，甚至各政党已经将移动互联网的开发使用进行了制度规定和相关机构设置。但一方面，受网络信息时代信息聚合呈现“岛”状分布特点的制约，这些APP容易变成信息“孤岛”，对受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都不具有绝对性，更别说彻底取代动员和聚合功能；另一方面，传统政党在移动互联网的使用上还以“单向”居多，即突出端管云时代的数据采集计算、信息发布宣传、个人形象展示等功能，在“双向”互动的及时和灵活性上相对欠缺，并且在议程设置与受众的交互探讨也无法深入，左右公众意见上也缺乏有效动力。虽然像海盗党这样的小党在受众意见和建议收集反馈进而快速输入自身制定政策和议题讨论中展现出独特优势，但是毕竟其影响力还尚有限。就如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称，互联网塑造的更多的是“弱关系”，而不是被社会活动理论家称为昂贵的活动的根基的强关系。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就“质问”过那些“感觉良好但又毫无社会影响的网上行动主义(online activism)：“如果我们可以在虚拟空间里进行同样引人瞩目的运动，何必还要冒着被暴力驱赶和拘捕的危险去呢?”

　　研究互联网技术的美国学者克莱?舍基(Clay Shirky)曾言，“那些设想新技术与结果之间存在简单关系的人可能在犯非常严重的错误。”美国学者的调查也表明，只有少部分互联网社交媒体的使用者用其来获取和搜集信息。此后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类社交媒体仅充当朋友间沟通的平台，而未构成组织化的力量来影响政府官员。“若现实世界的参与空间紧闭，互联网平台就难以转化为施加现实影响的机会窗口或催化剂。”技术是“主客观的”（subjective-objective），端管云时代的移动互联网技术让政党在它的大背景下设计出了新的变革路线图，为政党强大调适和变革能力提供了新的契机。无论是政党组织的内在，还是政党生存发展的外部资源，都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着难以估量和预测的变化。但是“我们通过技术创造了事物并在此过程中也创造了我们自己。”政党通过移动互联技术创造了更多新的功能触角，而这个过程与其自我革新正是同步的，就如同荷兰著名学者彼得?梅尔所言，“我们依然不能简单假定政党有着衰弱的趋势，因为政党的特权和许多功能仍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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